江西
1912年冬，外蒙古库伦，旅蒙商人们开始清点账目、变卖货物。往日熙攘的街市变得冷清，许多商号门前贴出了封条。对这些从山西、陕西、直隶而来的汉族人来说，蒙古政局的变化不是报纸上的消息，而是粮食、铺面和归途突然同时失去了着落。
他们的祖辈，大多来自“走西口”的人群。明清以来，晋北、陕北一带土地贫瘠，灾害频繁，农民为了活命，越过长城，进入蒙古高原谋生。所谓“西口”，并不只指杀虎口，也包括张家口以及长城沿线通往草原的关隘。
走这条路，靠的不是胆量，而是没有别的选择。有人赶着毛驴，带一口铁锅；有人背着干粮，独自上路。冬季风雪封路，夏季缺水断粮，途中还要提防疾病与盗匪。许多人没有抵达草原，活下来的人则在陌生环境中寻找立足之处。
汉人进入蒙古地区后，做的事情很杂。有人种地，有人开店，有人赶车贩货，也有人替牧民打造农具、修理器械。草原并非适合大规模农耕，但在河谷、湖畔和城镇周围，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
商贸最能说明这种变化。山西商人把茶叶、布匹、铁器运入草原，再把皮毛、牲畜等货物转运出去。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都曾出现由汉人经营的商号和作坊。有人在这里娶妻生子，一住就是几代，身份也从过客变成了当地居民。
有意思的是，汉人聚居并不意味着关系始终融洽。垦地会占用牧场，贸易往来也会引发利益冲突。清政府对外蒙古实行特殊管理，蒙汉之间的往来受到制度约束，民间摩擦时有发生。到了清末，草原上已经形成农牧并存、城镇与牧地交错的社会格局。
真正改变他们命运的，是1911年的政治转折。清朝统治瓦解后，外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博克多汗政权建立。对蒙古上层而言，汉人不仅是商人、农民和工匠，也被看作清朝行政、驻军和经济网络的一部分。
局势很快紧张起来。部分汉人商号被查封，货物遭到扣押，清军和官员被要求离开。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并非所有汉人都遭到同样处理，现实往往因地区、职业和关系不同而有差别。但整体环境已经恶化，许多人不得不离开经营多年的铺面。
“铺子不要了，先把人带回去。”这类话，成了不少家庭临行前最现实的安排。
归途并不容易。传统商道受到阻断，边境秩序混乱，携带财物也可能招来盘查。条件较好的人，经过恰克图、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再转往中国东北；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往往无力承担路费，只能结伴南返，或先逃到边境地区等待机会。
他们回到中国后，去向也各不相同。有人回到山西、陕西老家，重新租地种田；有人进入张家口、大同、归绥等地谋生；还有人留在东北、俄国一带，靠做工、经商维持生活。原本完整的家庭，在颠沛中被拆散，部分人甚至没有留下明确的迁徙记录。
1921年，蒙古革命建立新政权，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针对旧有汉人商贸网络的清理继续进行，私人经营受到严格限制，外来人口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蒙古境内的汉族人口已经大幅减少，昔日成片的商号和聚居点难以恢复。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走了。少数汉人因婚姻、职业或财产原因留在当地，有的改用蒙古姓名，有的与蒙古人通婚，子女逐渐接受蒙古语教育。还有人保留着祖先牌位、饮食习惯和几句家乡话，却很少再公开谈论祖籍。对他们来说，留下并不等于安稳，只是另一种求生方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同年10月16日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吉雅泰出任中国首任驻蒙古大使。此时，早年旅蒙汉人的社会网络已经基本瓦解，留下的多是零散家庭，许多人的户籍、族属和祖籍也难以核实。
所以，蒙古国成立后，生活在那里的汉族人并没有整齐地迁往某一个地方。他们中相当一部分经陆路、铁路返回中国，进入山西、内蒙古、东北等地；一部分在动荡和贫困中失散；另一部分留在蒙古，通过通婚和改换语言逐步融入当地社会。所谓“走西口”，并不是走出去便能回来，它留下的，往往是一条被时代截断的家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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