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东江水匪，经常犯下惊天大劫案，哪些地方水匪最多？

1928年10月14日晚上，夜深人静，东江水面上一片静谧，只有几点渔火在隐约闪烁。一艘小火轮顺江而下，偶尔鸣一声汽笛，提醒渔船避让。

这艘船名为“南越号”，从河源开往惠州的固定航班，每天傍晚在河源发船，第二天一大早抵达惠州城。船上旅客大多熟睡了，没想到一场灾难马上就要降临到他们头上。

船只行驶到古竹河段时，几艘快艇神不知鬼不觉靠了过来，几十个黑影从快艇上冒了出来，抛出飞索钩住“南越号”，然后迅速登船。他们不仅把船上的财物洗劫一空，还抓了70多名人质，迅速撤离。这伙水匪把人质押到了古竹到观音阁一带的山上，然后向家属索要赎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越号大劫案，当时国内的《申报》等大报纸都进行了报道。

笔者搜寻相关资料后发现，自明朝起，有东江流域水匪的记载就有很多。

《惠州府志》记载：“ 按东江一带，水岸遥长，奸人胠箧而奔，过博罗（而上）则荻苇沟港参差，莫可踪迹矣。”自龙川到博罗县城一带，东江的水匪尤其猖獗， “皆匪人逋逃渊薮”。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省举行乡试，开考之时，考官发现博罗、归善、龙川、河源、永安等几县的考生居然大多数都没赶到考场。调查之后才得知，东江水运居然被水匪给遮断了，考生为了保命，要么走陆路耽误行程，要么干脆弃考。

李鸿章当时任两广总督，闻讯大怒，急令惠州府驻军剿匪，但也只是取得一时的平静。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河源县水口乡（今东源县新港镇水口），几十名水匪驾驶龙舟，围攻商船，商船发炮还击，却没有击中。最后，水匪抢走货主黄金2000多两。商船向清军巡逻船呼救，清军竟然置之不理，疑为一伙。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惠州开到河源的胜记渡轮，在离河源县城只有几公里的地方，遭遇十多名水匪登船抢劫，搜走银元几千块。

东江水匪不仅登船抢劫，还像“绿林好汉”一样，直接收取保护费。

清末民初，仅河源到惠州段，就有五伙水匪收保护费， 他们向每艘船收取10~20枚银元不等的“放行费”。著名的水匪有，盘踞古竹一带的刘黄娇，今惠城区横沥镇一带的吴某。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龙川与河源交界江面上的黄亚辣，东莞的刘发仔，袁虾九等。袁虾九，就是电视连续剧《虾球传》中主角虾球的原型之一。

为了对抗水匪，东江上的商队也组织或者聘请“护航队”，携带枪支，进行武装护航。1947年，一支由10艘商船组成的船队，雇请了近百名枪手护航，行驶到博罗观音阁河段时，遭遇了水匪的伏击，双方展开激烈枪战，水匪被击退。

从上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每到王朝末期，东江上的水匪就越发猖獗。水匪活跃的区域主要在两县交界之地，如河源的古竹，博罗的观音阁等地。水流急弯后的宽阔河面更是案件多发区。这样的河段，来船视线被阻，来不及提前警戒；水流又放缓，便于快艇追逐商船。

历朝历代，对于东江上水匪是怎么处置的？

《惠州府志》记载，明朝的时候，官府就非常重视东江上水匪众多的情况，并在东江沿线驻军，尤其是水匪活动频繁的地方设军营，以便于快速出动。明朝在东江上所设的江防机构是这样的。

整个东江流域设总哨一名，另分派四名百户分段驻守。

第一段，负责上至老隆，下至义和的江面，由龙川千户所派一百户负责，总兵力40人，分驻于 塔下（今黎咀镇塔下村）、猪头石（今黎咀镇珠石头）、学堂前、曾衮地等四个哨所，每个哨所一艘哨船。

第二段，负责上至义和，下至秋香江口的江面，由河源千户所派一名百户负责。该哨段有 旗军（卫所兵）30名，河源县民壮24名，左营官兵20名，共计兵力74名，分为盘水、徐峒（今东源县仙塘镇徐洞村）、三旁、石湖、水瓮、王石（靠近胜记渡劫案地点）等六个哨所，有哨船八只。

第三段，负责 上自秋乡江口，下至白沙堆的江面，由惠州卫直属千户所派出百户一名负责，设有白沙仔、栱槪潭、瘦狗龙、蔗浦、狗屎潭等五个哨所，有哨船七只，军士80人。

第四段，负责上至白沙堆，下至东莞企石的江面， 由惠州卫直属千户所派出百户一名负责。这个哨段有正规军60名，民壮20名， 设有 沙坑、严鱼角、赤岭下、夹竹洲、贝壳冈、陈屋村、铜罗湾等7个哨所，有哨船9艘，快艇9艘。

按照这样的兵力设置，充其量也就是沿江设置了一系列“水上派出所”，如何能控制这么长的东江江面？何况，每到了王朝后期，吏治、军队都会腐化堕落，清 修版的《惠州府志》直接指出：“ 前朝江防未不设，多以老弱数间，借侦察之名，猎报单之利，甚而敌忾无心，攫良有爪巡守之依。”这意思就是，明朝时期，江防人数本来就少，还有很多老弱残兵，明面上是在侦察匪情，实际上是在自己捞好处，毫无对水匪的仇敌概念，欺负良民倒是有一套。

清朝废除了卫所制，实行绿营的塘汛制，具体见我写的《》。

（清朝在东江沿线设置的驻军点）

清朝前期，把塘汛铺满了东江沿线，不但密度超过了明朝设置了哨所，每个驻点的人数也远超明朝，例如，博罗的苏村汛，就用绿营兵70多人。按照这样的兵力设置，清朝初期，东江江面上的治安确实要好于明朝。清康熙版的《惠州府志》也很得意地自夸：“ 近年舟车流通，商旅安行，皆赖塘汛哨船，设置既密，稽察维所，致踵而行之，允为良法。”

但是， 吏治、军队都会腐化堕落，是 王朝后期的通病。到了清朝晚期，绿营兵已经完全不堪用了，官府也没有力气去整治水匪。东江水匪迎来了最猖獗的时期，文章开始所举的一系列例子就是明证。

既然原来的塘汛体系已经不堪用了，官府只能用另一套来解决燃眉之急。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惠州府从水北开始，一直到龙川老隆，沿着东江修建炮台。现在惠城区汝湖镇古仙村的东江岸边，还有当时修筑的炮台遗址。

随着清朝崩溃，军阀混战开始，东江江面上的治安更没人管了，这些炮台也慢慢废止。

东江上的水匪，一直到建国以后才彻底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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