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AI合成的录音，刑事审判中如何认定真伪

笔者在法律专业数据库中检索到两份涉及“AI合成”辩解的刑事裁判。两案中，被告人一方均就涉案录音或语音提出与AI合成有关的辩解，二审法院均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已检索到的刑事裁判中，“AI合成”辩解均未被采纳。

两案的共同做法，是以鉴定意见为基础，再以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裁判文书公开并不完整，现有检索结果只能表明，尚未找到因“可能系AI合成”而不采信控方证据的刑事裁判，不能据此推断这类辩解在任何案件中均不能成立。

图1 进入刑事案件的两个方向

两份裁定：鉴定意见加其他证据，否定“AI合成”辩解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粤19刑终874号刑事裁定涉及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上诉人认为电话录音“系AI合成，系非法证据，应当排除”。裁定载明，录音经鉴定“其中一名男性的声音是刘某甲的语音，不存在通过现有技术手段无法发现的剪辑处理痕迹的可能性”，且有“证人证言、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在案印证”。

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川08刑终79号刑事裁定涉及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辩护意见称存在他人“利用AI技术复制吴某某甲的语音可能性”。据裁定，鉴定人当庭证实“本案涉及的语音不涉及AI生成的语音，语音不存在伪造”，法院结合同案人供述、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认定“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

规则：无专门条款，按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审查

针对深度伪造或AI生成内容，我国现行刑事证据规则尚无专门条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五十条，“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属于法定证据种类，“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2016〕22号）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已将“音视频”等电子文件列入电子数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或者无法确定真伪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对这类材料，审查重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至第一百一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八条。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要求审查视听资料“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并规定“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涉及利用人工智能伪造证据的问题，但内容以民事为主，刑事案件可参照其思路，不宜直接作为刑事证据规则援引。

辩护：泛称伪造不足以否定证据，质疑须指向具体事实

一份民事判决可资参照。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湘11民终302号（民事）判决认为，“仅以‘AI技术易伪造’为由提出质疑，属于主观推测”。

笔者认为，质疑应落在可以核对的事实上，审查要点有五项：

1. 审查是否为原件、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项、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

2. 取证与保管过程：是否由“二名以上调查人员、侦查人员”取证，笔录清单签名和见证人情况如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电子数据在公安机关内部移交时，是否“核对其完整性校验值是否正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公通字〔2018〕41号）第四十六条）。

3. 完整性校验值，即通常所说的哈希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辩护一方需要核对笔录记载的校验值与移送文件、庭审展示文件的校验值是否一致。具体做法是：辩护律师阅卷时如能复制涉案音视频文件，可以用笔录记载的同一种算法（如MD5、SHA-256），对复制到的文件自行计算校验值，再与笔录记载的数值逐位比对；数值不同，说明该文件与提取时的文件不一致。对比对结果有疑问的，可以请求法庭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进行比对。

4. 元数据与AI标识：拍摄时间、设备型号是否与指控相符，元数据中有无《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国信办通字〔2025〕2号）第五条规定的隐式标识；必要时，辩护律师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标识信息与日志。

5. 剪辑与增删：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项，“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影响电子数据真实性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疑点需要具体，如元数据与指控时间矛盾、音画不同步、背景噪声不连续、录音时长与通话记录不符，再据此申请鉴定。

图2 一段可疑音视频的审查要点

鉴定：意见措辞须逐字审查，申请也可能无法完成

提出申请的途径因诉讼阶段而不同。侦查阶段，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请的，“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法庭审理过程中，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鉴定事项可写明声纹或人像是否同一，以及内容是否经过深度合成。对鉴定意见，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审查检材来源、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和技术条件、鉴定方法是否符合专业规范。

司法部发布的《合成人脸图像鉴定技术规范》（SF/T 0148—2023）第8章，将“未经过合成处理”和“未发现经过合成处理”作为两类不同的鉴定意见（第8.2.2条、第8.2.3条）；后者的判断依据是“尚不能完全排除存在根据现有技术手段难以发现的合成处理痕迹的可能性”（第8.2.3.1条）。据此，“未发现经过合成处理”一类结论证明力有限，不宜理解为“已确认不是AI合成”。

鉴定申请也存在无法完成的情形。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23）陕0112民初24268号（民事）案件中，原告以视频系AI合成为由申请鉴定，因“该鉴定事项不在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范围内，鉴定被退回”。对刑事案件中电子数据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除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还规定，可以“由公安部指定的机构出具报告”。提出申请前，可以核实鉴定机构的受理范围和技术条件，以免申请提出后鉴定无法完成。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三款，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经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条，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还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申请“应当说明理由”，人数“不得超过二人”，有多种类鉴定意见的，“可以相应增加人数”。

排除：以“非法证据”为由缺乏直接依据，另有三条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列举的排除对象，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物证、书证，未包括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从条文看，以“非法证据”为由申请排除这类材料缺乏直接依据；前述（2025）粤19刑终874号案件，法院亦是从证据真实性角度回应。

可以使用的路径有三条：一是真伪无法确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或视听资料“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第一百零九条），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电子数据收集、提取程序存在瑕疵，“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三是疑点不足以否定单份证据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论证全案尚未“排除合理怀疑”。

图3 以“AI合成”为由，能否排除证据

关于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因此，被告人不承担证明“系AI合成”的责任。但笔者认为，辩方要使法庭对证据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一般仍需说明具体理由；法条对此并无明文规定。

标识：有标识是线索，无标识不等于真实

现行规范对AI内容标识作了要求。《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第五条要求在文件元数据中添加隐式标识，包含“生成合成内容属性信息、服务提供者名称或者编码、内容编号等制作要素信息”，第六条要求传播平台核验；《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令第12号）第十六条要求添加标识并保存日志信息。

在证据审查中，检出标识或调取到日志，可以作为内容经AI生成的线索，一般还需结合鉴定等其他证据。

没有标识，不等于不是AI生成。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2025）鄂0922民初4170号案件（民事，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中，原告的诉讼代理人提交了一组电表照片，其中入住前的一张带有“AI生成”标识；代理人承认其提交的电表照片系通过人工智能软件生成，法院未予采信。该案例的裁判理由同时写明：“即使照片中没有‘AI生成’标识，也可以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审核出该组证据存疑”。该案系民事案件，仅作参照，不宜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裁判规则援引。

删除、篡改标识为规范所禁止。《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禁止“采用技术手段删除、篡改、隐匿”深度合成标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禁止“恶意删除、篡改、伪造、隐匿”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标识缺失的原因需要查明。不宜仅凭标识缺失这一点推定有人刻意隐匿；有证据证明标识系人为删除的，可以作为提交该材料一方刻意隐匿的佐证。

图4 AI标识：在哪里、怎么查、能说明什么

被害人：保留原设备原文件，及时报案

设想这样一种情形：某人接到一通视频电话，来电者的面容、声音都与其单位领导相似，对方称急需资金，要求转账。此人按要求转账后，联系领导本人核实，才怀疑对方利用AI换脸、拟声技术冒充了领导。此类行为可能涉嫌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是否构成犯罪，须结合诈骗数额、主观故意等全案证据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第（二十）项亦写明，“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被害人一方，固定证据的要点有六项：

1. 保留原手机和原账号，不删除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不能仅保存截图。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项、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对原件、原始存储介质的审查要求。

2. 原文件不剪辑、不拼接；确需导出的，应记录导出时间、方式和设备，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复制件制作过程的审查，以及第一百一十条第（四）项对修改是否附有说明的审查。

3. 保存转账凭证、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和对方账号信息。上述两份刑事裁定，均以此类材料与音视频相互印证。

4. 及时报案并说明涉及的平台和账号，由办案机关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向平台调取原始文件、日志和标识信息。《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第九条仅就用户申请提供未添加显式标识内容的情形，规定相关日志留存“不少于六个月”，留存内容为提供对象信息等；其他日志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保存（《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十六条）。平台日志有保存期限，超过期限后能否调取存在不确定性。

5. 请被冒用身份的人协助说明其本人是否打过这通视频电话，必要时配合进行声音比对。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5）陕0113民初16056号（民事）案件中，被告提交了一份其与对方律师的通话录音。该律师到庭参与质证，庭审中进行了声音对比，法院查明该通话录音系伪造；被告自称，因原始录音丢失，该录音系其本人通过AI合成。

6. 留意鉴定意见。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侦查机关应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被害人，被害人提出申请的，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图5 被害人一方的证据保存路径（示意）

控告代理人：自行固定证据，并建议办案机关扣押原始介质、及时委托鉴定、扩大印证范围

控告代理人向办案机关提交录音、录屏等电子文件时，可以同时提交证据清单，逐项列明文件名称、来源设备、时长、文件大小及SHA-256完整性校验值。校验值由计算机程序依通用算法计算，任何人均可复算比对；文件内容一旦改动，校验值即随之变化。校验值只能证明文件自计算之时起未被改动，文件此前是否经过处理，仍需原始存储介质印证。因此，被害人的原手机、原账号可以一并保留，不删除相关文件，也不恢复出厂设置。

在此基础上，控告代理人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向办案机关提出建议：

1. 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并计算完整性校验值；无法扣押的，注明原因，并计算校验值。上述事项分别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八条和第九条第一款。

2. 辩方提出AI合成异议的，建议办案机关及时委托声纹或人像同一性鉴定和深度伪造检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必要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出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三款）。

3. 向平台调取冒充账号的注册信息、登录日志（含IP地址、设备信息）以及收款账户的交易记录，与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位置信息相互比对，并收集相关证人证言。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对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由于犯罪嫌疑人可能使用代理服务器或者境外网络，IP地址可以作为印证材料之一，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

鉴定意见作出后，控告代理人还可以协助被害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并一并提供转账记录、通话记录、聊天记录等印证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

责任：伪造证据须受追究，是否构成犯罪须结合主体和情节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分别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主体限于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且须“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的虚假诉讼罪，行为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提交一份AI伪造的证据，不当然等同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利用AI制作虚假证据，可能落入上述条文的评价范围，是否构成犯罪仍需结合主体和情节认定。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二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前述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2025）鄂0922民初4170号李某诉熊某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提交AI生成照片的是原告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原告之女），该案例的裁判理由认定其行为“属于故意伪造证据的行为”。该案系民事案件，仅作参照。它提示律师：明知材料系AI生成，仍将其作为真实材料提交的，可能被认定为故意伪造证据。对当事人提供的音视频、截图，律师在提交前可以核对来源：请当事人出示存有原文件的原设备，查看文件的拍摄时间、设备型号等元数据，必要时向当事人了解材料的形成过程。

综合来看，现行规则下的深度伪造与AI生成内容证据审查，仍以“查证属实”为核心。AI标识、平台日志为审查提供了新材料；从已检索到的裁判看，法院判断真伪所依据的，仍是原始载体、鉴定意见和全案证据的相互印证。无论是辩护一方还是控告一方，与其笼统强调AI技术容易造假，不如围绕证据的来源、保管过程、是否经过改动以及能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提出具体意见。

作者简介

蔡诗爽律师

蔡诗爽，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深圳本土刑事辩护律师，广东省刑事辩护律师库首批入库律师，深圳市律师协会数字经济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卓建团委书记，卓建全国数字经济委副主任。自2017年执业以来，专注刑事控告与全流程辩护，主要业务领域为诈骗类犯罪控告与辩护、商标及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虚拟货币相关刑事案件，以及印章证件类犯罪刑事案件。近年关注AI的法律行业应用，并开展涉AI刑事司法问题研究，重点关注涉AI刑事案件的行为结构、责任认定与电子数据证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