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后的今天，长征何以永远？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22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1936年10月22日，将台堡会师，长征画上句号。

整整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那条两万五千里的路：出发时十八万余人，到达陕北仅四万余。草鞋印已被时间覆盖，追问仍在，如此艰辛的远征，为什么说它“永远”？

陈晋新书《长征何以永远》不复述故事，而从历史、生命、精神、文化四重通道，回答长征如何沉淀为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地标。

九十周年回望，是为了看清每一代人自己的长征路。

摘自《长征何以永远》

文 | 陈晋

长征途中的“看齐意识”，集中体现在六次大会师。

会师是红军长征中一道独特的让人喜悦的风景线。每一次会师，都在证明红军是名副其实的“斩不断的洪流”；每一次会师，都是一次力量的汇聚和整合；每一次会师，虽然艰难曲折，但都是在迎接和创造一种新的前景和局面；每一次会师，都是红军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促成命运的改变。

第一次会师，是1934年10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和贺龙、关向应、夏曦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东部印江县的木黄镇会师。

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有4400人。贺龙让有关部门送来轻机枪和粮肉食物，还给红六军团营以上的干部配备了马匹，使长途跋涉减至约3300人的红六军团，很快恢复了元气。两个军团形成任弼时、贺龙统一指挥的新的战略力量，并在短时间里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兵力达到两万人左右。在双方关系上，贺龙说，“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第二次会师，是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阿坝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事先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先头部队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那一带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到来。四方面军还发起为中央红军准备物资的活动，人们捐献大批布鞋、草鞋、毛衣、背心、袜子等衣物。听说中央红军缺盐巴，而当地有一种石头，可以煮出盐来，战士们就上山推石头，架锅熬石。

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4团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74团，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镇见面。6月18日，党中央从达维来到懋功县城，毛泽东等人专门和李先念谈了话，询问了四方面军的情况，听取了他对会师后的行动方向的意见，印象非常好。

在懋功，双方举行了规模很大的文艺联欢晚会。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临时创作了歌曲《两大主力会合歌》：“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团结我们工农武装不可摧毁的力量，唉！团结我们工农武装不可摧毁的力量，坚持赤化川陕甘。”李伯钊等人演出的苏联水兵舞，让四方面军官兵耳目一新，而中央红军官兵则听到了产生于鄂豫皖苏区的歌曲《八月桂花香》。

在前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的见面让人动容。他们分别沿宽约二三十米的维谷河两岸疾行，一边走一边目光灼灼地望着对岸方向的彼此。两岸之间有一条溜索，溜索一头的滑轮上拴着一个破旧的柳条箩筐。徐向前跑向溜索，抓住箩筐，一条腿踏进箩筐，另一条腿奋力踹了一脚岸上的岩石，箩筐随即沿着溜索快速滑向对岸！这让彭德怀感动不已，忙上前说，你是方面军总指挥，应该我过去见你。

会师后，根据双方需要，四方面军派三个团的人补充到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则派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一批将领到四方面军，担任各军的参谋长。中央红军还按四方面军的习惯，把所属军团改称为军。李先念回忆说，“懋功会师，标志着我们党和我们军队团结胜利的一个新开端”。

第三次会师，是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会师。

得知红二十五军即将到来，中共西北工委派习仲勋前往迎接，还向全苏区的党组织发出通知说，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是“联系全国各苏区，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的一致行动”。刘志丹主持红军干部会议，对大家讲：红二十五军是老红军，他们带来了建设红军的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家不要放过。两军会合后，我们有好饭让给老大哥吃，有好房让给老大哥住；调什么就给什么，不能讲价钱；打仗要配合，缴获战利品要互相推让。

让刘志丹没有想到的是，9月16日同红二十五军见面时，这支3400多人的“老大哥”队伍，竟然如此年轻。排头的方队中还有不少娃娃，稚嫩的脸庞看起来好像是未经考验的“生铁”，散发的却是10个月征程岁月锤打的“熟钢”气息。他们精神抖擞，扛着长枪，腰间还别着短枪，唱着《青年战士之歌》：“青年的战士气昂昂，好比那东方初升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谁敢挡，我们人人站在前线上。”

会师后，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各自撤销原有机构，共同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两支军队组建成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共7000多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会师一结束，红十五军团就打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两场大仗，歼敌一个师部、三个整团，俘敌5500多人，还缴获一大批重武器和4300多支长短枪，着实发了笔“洋财”。这两仗是东北军到西北参与“剿共”作战后遭受的最大失败，严重动摇了张学良的“剿共”信心。他欣赏的团长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率先觉醒，成为张学良后来决定“联红抗日”的劝谏者、推动者。

第四次会师，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

邓小平回忆，“一出六盘山，看到戴赤卫队袖标的陕北游击队，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长征一年没有个家，这回可算到家了”。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算是落下了脚。刚打完榆林桥战斗的徐海东听说后，立即发出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通电，电文中说：“愿做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敢死队、别动队……巩固抗日的西北阵地。”他还决定，南下张村驿，再打一仗，作为给中央红军的见面礼！

毛泽东、彭德怀则电令部队：要注意与红十五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部队官兵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清洁、整齐、有礼节。

11月2日，党中央到达陕甘边区特委所在地下寺湾，次日，开会决定，两军会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在下寺湾，陕甘苏区政府专门举行欢迎大会，中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的工作汇报。此时徐海东在前线指挥打仗，刘志丹等人又被内部搞“肃反”的极左领导人抓了起来，陕北红军两大“山头”的军事主官都没有见到，使这次会师难有一个确定的日子或规模大些的仪式场景作标识。

一到陕北，毛泽东就派人去解救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同时很想早些见到徐海东。11月7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亲往道佐铺十五军团部。正在前线指挥打张村驿的徐海东听说毛泽东等人到了军团部，马上命令部队暂停攻击，自己骑马飞奔军团部驻地。这次见面，毛泽东从窑工出身的徐海东身上，感受到他的坚定、豪爽、纯朴和真实。徐海东返回前线时，毛泽东送给他一部电台。打下张村驿，全歼守敌，他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就是向毛泽东报告战斗胜利的消息。

两军会师后，徐海东对部下说：我们虽然原来是四方面军的部队，但长期单独活动。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党中央直接领导，今后一切大政方针由党中央定夺，我们就照中央指示办。他还要求每个连队抽出3挺机枪和若干枪支，以及部分衣物、布匹、医药用品等送给一军团，严令“三个不送”：不送缺损零件的枪支，不送变质药品，不送脏破衣服。

让毛泽东感动的还有一件事情。党中央和一军团实在困难，军委后勤部长杨至诚拿着毛泽东写的借条，向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徐海东找来供应部长，问总共有多少钱。当得知他们也只有7000元钱时，徐海东果断决定：留下2000元，拿出5000元给中央和一军团。毛泽东感慨道：徐老虎，有大格局啊！我们永远都要记得他这个人情！

这时，红十五军团根据此前公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成功了》曲调，创作出《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是：“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第一不拿工农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二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们胜利更能有保证。第三没收一律要归公，私打土豪纪律不可容。”“红色军人应当认识到，争取群众工作最重要。到处工农斗争起来了，全国胜利实现在今朝。”这首歌传唱至今，虽几经改词，但基本内容没变，曲调没变。

第五次会师，是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

会师前，徐向前对张国焘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

会师的时候，朱德对任弼时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腰杆也硬啦！”任弼时回答：“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朱德后来还说：让红二、六军团到甘孜会师，是我们从中抓过来的，因为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后，我们的气就壮了，北上陕北就有把握了。

经历与中央红军分离的痛苦后，四方面军官兵越发感到这次会师的珍贵。红三十军88师政委郑维山回忆：会师的时候，有的看到二军团战友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不等我们统一安排，就先拿出亲手打好的毛衣、毛袜，让战友们赶快换上。一位接受慰问品的二军团老战士回忆：在稻城，我们还为衣服发愁，现在从吃的住的到穿的都有了。大家感动地把毛衣左看、右看，穿了脱下，脱下又穿上。有人提议，把毛衣好好保存起来，带到陕北去送给一方面军的同志。议论了很久，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包起来了。我分到一双毛袜子，从密密的毛线里，我好像看到它渗透着四方面军同志们的汗水和深情。他们到这里不久，装备并不比我们好，除了每人一个竹斗笠之外并不比我们多什么。可是，他们先人后己，起早贪黑地织出这样漂亮的毛织品送给我们。

两支部队7月2日召开会师大会。四方面军官兵唱的会师歌歌词是：“欢迎二、六军团，举红旗向前进，一定要胜利，杀敌齐努力，团结抗日反蒋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的解放，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踏步向前进，赤化全西北。……横扫湘鄂川黔滇的二、六军团，纵横无敌的弟兄们，抗日反蒋主力是我们，齐团结，齐奋进，胜利归我们。”

会师后，两个方面军分三路北上，走向茫茫草地。

第六次会师，是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会师。

为迎接四方面军，一方面军10月2日夺占甘肃会宁县城。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带领四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部队到达会宁，受到已经改任一军团1师师长的陈赓欢迎。陈赓见到身着破烂皮袄，长着满脸胡须，瘦得像个精灵的朱德总司令，心里一阵酸痛。给朱德敬礼后，喉咙哽咽竟说不出话来。到了住处，朱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数十里外的一军团2师政委萧华通电话。萧华回忆：总司令首先关切地问，“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这次电话，打了足足有半个钟头，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1936年，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甘肃庆阳宫和镇合影

四方面军总部直属纵队司令兼第四局局长杜义德回忆：我们自南门进入会宁城。会宁城内，标语，人群，欢声笑语，同志们悲喜交集地拥抱起来，手挽手地走来走去，兴高采烈地互赠礼品，互相倾吐盼望之情，互相谈论一路来的艰辛，互相询问其他同志的下落。“我当时只觉得，好像长期飘零在外的孩子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有党中央领导了，有靠头了，有自由了，感到非常温暖。”

为避免敌军飞机袭扰，庆祝会师的大会，是10月10日晚上在县城文庙大成殿广场举行的。

就在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二方面军正遭遇长征以来最危险、损失最大的战斗。走出草地，中央本来计划三军会师前打一个静会战役，阻击从东面和南面围追过来的敌军，但张国焘要往西走，9月下旬，在彰县一带准备西渡黄河，耽误了一个多星期时间，静会战役难以实施。

结果，各路敌军乘机向红二方面军逼近，企图把他们堵截在渭河以南聚歼，红二方面军被迫抢渡渭河，夺路冲出去。贺龙回忆：红四方面军一撤走，我们二方面军就陷入孤立地位，几乎被敌人合围了，打得很苦，比在乌蒙山和过雪山草地还危险，丢掉了几千人，令人痛心。

付出巨大代价的红二方面军，10月22日终于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率领的部队会师。双方参加会师的部队有11500多人，规模很大。左权对任弼时、贺龙说：“有你们这一来，红军兵多将广，大西北可就热闹了。”任弼时笑答：“大家早就想和中央红军的老大哥会师。这下好了，三个兄弟会到一起了，打开新局面不成问题！”

林育英到贺龙部队探望后，给毛泽东等人发电报说：红二方面军部分战士赤足单衣，粮食大部靠自筹，既无肉吃，也无油吃，但指战员“依然表现吃苦坚决”，“战斗情绪甚强”。

将台堡这个地方很特别，会师的时候，属于甘肃隆德县，1942年划归新成立的甘肃西吉县，1958年，西吉县又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1996年，党中央正式确定10月22日为长征胜利结束纪念日，将台堡也与有荣焉。

三军会师后，党中央立刻派周恩来从保安赶赴前线，先后同张国焘、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见面。这次见面很让人感慨。除任弼时外，他们都是9年前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都参与了人民军队的创建。南昌起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初掌兵，没有经验，队伍散了。经过近9年的分头发展，分头铁流北上，如今，南昌起义的实际领导人，除了叶挺，又汇聚到了一起。

张国焘见到周恩来无疑是滋味百般。周恩来向他介绍了中央红军到陕北一年来的形势变化，特别是对东北军统战工作取得的成效。张国焘后来不得不承认，“觉得世界真的变了，而他（指周恩来）又确已得风气之先”。

周恩来和贺龙相见，则是老友重逢的热切。周恩来问贺龙：“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贺龙对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说：“统一归彭（德怀）指挥吧！”贺龙后来解释，“那是我们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态度拥护中央。”

这时候，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发来贺电，里面说：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

《长征何以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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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晋

出版日期 2026.07

内容简介

本书为献礼长征胜利90周年而作。书稿立足多元视角，围绕长征途中的命运转折、征途传奇、精神高地、风流人物及北上会师等主题，详细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战略转移、凝聚革命力量、锤炼理想信念。书中通过分析“遵道行义”之地的抉择、电报指挥的智慧、绝地求生的生命气象、各路红军的团结与分歧等具体场景，不展现了长征作为中国革命“转折点”的宏大意义，进一步说明了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精神世界的深远价值，并深刻阐明了长征精神何以“永远”的内在逻辑，赋予长征“永远在路上”的精神价值。该书有助于推动长征史的研究，挖掘长征这一伟大征程中所蕴含的经验启迪与精神力量。

陈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和理论、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人物、党史文献。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编纂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大型系列文稿。著有《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问答中国》《大时代的脉络和记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文人毛泽东》《毛泽东文谭》《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的诗路和心路》《为什么是邓小平》等10余部。作品多次获中国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年度“中国好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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