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乡唤醒的边地表达

我是潮汕人。2007年，北上江南。那一年，四十岁。远活四方二十载，金秋，我的长篇小说《借江南》出版。上、中卷《马滕格之秋》《非烟传》合起来是个中篇，下卷《远游》，时空、事件均无严格序列，不妨作八个短篇随机读。

借着对自传体小说《借江南》的再阅读，我清晰看见，在我壮年听雨那段烟波旅途中，“异乡人”的身份认同与警觉近乎先验般地存在，边地意识却基本为零，或者说一直被遮蔽、隐形。“远人何不言边地？”直到去年春日的一天，在一场关于潮汕文化的对谈中，这个词才像被什么力量解锁一样随着论辩的机锋破空而出。不过彼时书稿已杀青，“边地”也还只是我对原乡潮汕在文化认知上的自我刷新。直至本书出版个把月后的某个风晨月夕，我眠足醒初，“边地”概念始与《借江南》的表达彻然连通，那一刻千山坐断，因果豁然。

我有一首写于2015年或更早的散文诗《异乡从没这么暴烈的雨》，写到那凌晨砸在高层住宅邻居家窗户或者阳台钢棚顶上的骤雨，是北回归线海洋性气候的原乡势力，暴烈程度真非我所从来的北纬30度异乡杭州所能比。我从中拈出“异乡”二字，与《借江南》扉页题词所借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名句“异乡人穿行于生气勃勃的蓝光之中”一道，标注出客居杭州那些年我的生命意识或者说主体性中颇强的“异乡自觉”。

如是，小说开局，潮汕人古兵马只身北上江南，于元夜落地杭州。随后，一个、两个、三个、八九个“大地上的异乡者”如“心思很重的将来”，又像“星星被水推动”，陆续出场，远游以至。在《借江南》的事件视界中，每一片离枝飘飞的鲜肥之叶都以为入水能翔，而终不免于南宋时间中失语、销凝。所有异乡人或曰都市新移民，都是“借了还不了的东西的人”，“不能还，无处还，无须还”。“异乡人”的自觉，影响乃至决定着古兵马自省与外观的视角，相应影响乃至决定书中人物身份、圈层、关系等的出厂设置与发生轨迹、交互模式。在古兵马的“异乡焦虑”滤镜中，人们都在伴侣选择、情爱体验、事业发展乃至平衡私人生活与公开身份的拉扯中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平庸、矛盾、仓皇的面相，事过多年，古兵马仍鲜明记住小青、崔白玉、秀秀们偶一显现的格格不入与“失魂落魄”，偶尔仍会忧心忡忡地拟猜青儿可能的黯淡归宿，仍有心力爬梳往事，复盘、记述ME、葱兰、青碧等啼笑皆非的失路非偶。如果说古兵马对非烟“庸俗而坚定”的判语已在无奈中夹杂着道德绑架，揭题“到处都是失魂落魄的飞扬之人”，则如给整个江南烟景打上一层“异乡叙事”的悲观底色。

多年过去，当我重读《借江南》，代入与共情已减退，而“都市新移民小说”这个并非创作自觉而是出版社对本书的后来定位，却在更大背景上启发作为作者与主角原型的我，也即那个“一直远游的人”，重新审视、评估古兵马的“异乡焦虑”。

作为社会学、城市研究的一个专业术语，“都市新移民”特指中国改革开放后从原乡（村镇、中小城市）迁入大型都市居留生活但包括户籍在内的原生社会关系仍留在迁出地的群体。与此相应的“异乡焦虑”，并非单纯个体情绪，而是人口流动、制度壁垒与文化错位共同催生的社会性心理体验，是重大的当代命题、社会课题，自也属重要文学母题。中西文化中的“异乡人”观念，有着不同的生成脉络与演变路径。也许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国式“乡愁”更具物质性，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则已着力将异乡感转化为人与社会价值体系割裂的普遍精神困境，我却从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标“独”叠“异”中听到“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的隔世先声。中国当代城市化语境下的“异乡人”早已汇流二者，兼具现实阻隔之重与现代性的身份疏离之轻。

不过，十多年来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变化。一方面，中国城市化与乡村改造双轨并行的速度并未明显减缓，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动体验迁徙，第二代新移民则已大多在移居城市出生成长，都市人口中新移民占比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之下的廉政高效、便民措施不断落地，社会保障、认证支付等民生刚需，已基本不受户籍所在地影响。异乡人作为身份标识、制度区隔等方面的社会学意义正在消减，或者换个角度，异乡焦虑的物质属性呈不断减弱之势，身份疏离的精神性则相应强化。也许有一天，网络与人工智能联手足以敉平乡土或者居所带来的差序，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圈层与刚性社交形成的差异，今日所谓的异乡焦虑终于悬置成一个先验观念，彼时再“借”江南，物色滤镜想如旧时月色，可以定格曾经的审美经验与人文观照。

反刍去日，回向所来，在山海之间，我听到一个潮汕人被江南唤醒的另类边地表达：在马塍耕烟、运河老酒、西湖风月、良渚春歌之间，混响着旧时木铎，鼓怒出山海风帆。中国东南有很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但像“省尾国角”这种听来像飞地的名号，素为潮汕独享。潮汕长期隶属广东而地接闽南，方言自成体系，北与内陆群山阻隔，南临万顷烟波，“省尾”叠加“国角”，由中原王朝大陆中心视之，自属末梢之末。即在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地理因素造成的诸多牵制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潮汕又是海上移民、商贸的出海口，大陆与海洋文明激荡几千年，礼教正统、土著遗存、海商文化在这里缠叠争让。与西北、东北、西南等内陆边地相比，潮汕文化更加异质、开放、多元。

但，远人何不言边地？——在我此前有限闻见中，潮汕与“边地”从不搭界，我自己也从未想到把潮汕定义为边地，从未想到我来自边地。没有边地自觉，潮汕的写作者难以超出“内部人”的视域，站到区域与国家、国族与国际也即文明互动、文化差序的高度，去定位、理解、表达本土题材。没有边地自觉，写作者难以站到文化生成、文明交互的高位，历史地、多维地体认潮汕文化复杂多面的层累生成，相应理解、描述其在当代环境中多场域的应激与新变。在绝大多数潮籍作家笔下，潮汕人离乡，非迫于生存，即为经商发财，内容与主线大致集中在立脚生存或商战经营。早前是南下南洋，北上上海，改革开放后珠三角也是主场。与此相应，潮汕人的心灵诉求、精神世界也被局限、压低到相对形而下的经济、务实层面，潮汕人形象相应单一粗放、格式化。虽说这也的确是历史与现实的主要面相，但文学超脱净化、开示可能、指向未来的功能也由此弱化。别忘了，潮州前八贤中，吴复古这位北宋的“远游界老祖”放在今日可谓“很不潮汕的潮汕人”，尽干一些与挣钱无关的“浪事”（潮汕俗语，指闲事、不务正业之事）：从山东搬回12块奇石，与被贬官员讨论煨芋吃粥……

我2007至2018年客居杭州12年，初始目的也是经商，但钱塘文章地，皓齿凝霜雪，江南这张特殊试纸使我原形毕露：一个来自中原文化也即“道统”积淀甚深而海洋商业文明同样深入血脉的特殊边地的中年人，一个想于艺文学术有所建树的初心始终没有放下的人，他的身体深处隐隐有来自《诗经》时代的木铎遗响，大运河上船去风来仿佛都带着海的气息，江南借我前朝流水唐风宋韵，恩洽情渥，滋养已多。时刻一到，骊歌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