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最近大衣哥朱之文接受多家媒体采访的消息，引发不少讨论。
大衣哥自述，因为持续的定向举报，他近期十几场商演被迫取消，已经收集相关证据，准备起诉相关人员，并且明确表示不接受对方道歉。
根据他的讲述，这批人员形成群组，专门追踪大衣哥的演出行程，人走到哪里，举报就跟到哪里，统一以 “劣迹艺人” 为由向当地主管部门和主办方投诉。
有的演出提前叫停，更无奈的是，有一次大衣哥已经抵达高铁站，即将出发，主办方一通电话过来，演出直接取消，前期的筹备、时间成本全部付诸东流。
值得一提的是，并没有官方认定大衣哥属于劣迹艺人。主办方选择取消演出，不是核查出违规，而是出于规避舆情风险的自保。对主办方来说，一条不确定的举报，就足以让一场演出停摆。
这件事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早前就有相关人员，经过调解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骚扰。可仅仅消停一段时间之后，又再次组织举报。一次次的投诉，持续消耗着艺人的正常经营，也给各地承办活动的主办方增加巨大压力。
我们都清楚，举报监督，是普通人合理的权利，是维护秩序的渠道。
可权利一旦被滥用，就会变味。区分合理监督和恶意举报，核心看有没有事实依据。如果只是出于嫉妒、报复，捏造或者夸大问题，定点跟踪投诉，本质已经属于骚扰。
举报很容易，一通电话、一条信息就可以发出；但被举报的一方，想要证明自己清白、追回已经损失的档期和收入，难度极大。
大衣哥选择起诉，其实也是在试探一个边界：滥用举报，能不能被追责？ 监督的权利值得保护，但这份权利，不能用来随意阻断别人正常谋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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