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索尔海姆：欧洲应减少傲慢，向东亚学习绿色转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1日发布的一份最新重磅气候报告指出，因数十年的行动拖延，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内的希望已“宣告破灭”，若不彻底减排，本世纪末气温恐灾难性升高2.6℃至2.8℃。

尽管前景严峻，报告仍提出了一条“最低限度过冲”的挽救路径，即允许全球峰值温度先暂升至1.7℃–1.8℃，再凭借大规模碳捕集技术拉回1.5℃内。但要切入这一轨道，全球必须与时间赛跑：以2025年排放量为基准，未来4 年内（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先下降18%，到2035年和2040年则需分别实现45%和69%的严苛降幅。

面对如此紧迫的全球气候危机，推动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力究竟在何方？

“走向绿色不是一种负担，不是让人付出痛苦的成本，而是通向繁荣的机会。”在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现任欧盟亚洲中心主席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看来，破局的关键或许恰恰在上述国际气候会议的宏大叙事之外。

埃里克·索尔海姆

20日，索尔海姆在上海参加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这位曾长期领导UNEP的资深外交官，围绕全球气候合作、中欧贸易摩擦、欧洲能源转型、中国绿色发展经验以及联合国自身改革等重大议题，分享了他犀利而务实的洞察。他高度肯定了中国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为经济机遇的实践，并呼吁欧洲放下傲慢向东亚学习。

索尔海姆强调，真正改变世界的力量，正发生在实体经济与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之中——当太阳能、储能和电动汽车在市场驱动下变得更便宜，绿色转型便不再仅仅是政治承诺，而是关乎就业、竞争力和能源安全的现实选择。

海报设计：祝碧晨

以下为专访实录，经编辑整理。

全球气候合作与中欧贸易：以经济动力推动绿色转型

澎湃新闻：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7正在亚美尼亚举行，但部分保护目标落实滞后。考虑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密切关联，应如何推动两方面的协同合作？

索尔海姆：我的看法与不少人不同。过去十年、十五年，气候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国际会议取得过一些成果，但更重要的成果，来自把环境保护、气候行动与国家发展联系起来的国家。

中国在2005年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这种思路：绿色转型不是负担，而是通向繁荣的机会。中国是最突出的例子，印度也在做许多类似的事情。两国人口众多，其行动会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过去，一种主要来自欧洲的思路，是设定全球目标、建立报告体系，通过国际会议检查进展。这有一定作用，但把绿色转型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能够带来更大、更持久的成果。

因此，我更关注中国、印度等国如何把绿色行动融入自身发展，而不只是国际会议形成了什么文件。

澎湃新闻：当前地缘政治局势复杂，部分国家对气候合作有所犹豫。重建全球气候合作信任，最关键的突破口是什么？

索尔海姆：迄今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气候大会之外的实体经济中。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气候谈判的一次重大危机。我们原以为许多问题能够在那里得到解决，但结果远不如预期。此后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太阳能成本大幅下降，电池储能成本也迅速下降。

现在，走向绿色不一定增加成本，反而可能省钱。对一些非洲国家来说，从煤电转向太阳能，甚至太阳能加储能，都可能节约成本。这让经济与环境以新的方式联系起来，也使气候大会的相对重要性下降，驱动变化的越来越多是实际的成本和收益。

不久前，我接触过印度一些小规模生产经营者。他们过去每月购买柴油花费约4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830元），改用太阳能后，支出降至约1.5万卢比。巴基斯坦也有类似故事。你不需要先成为环保主义者才作出选择，只要能省钱，就有行动的动力。

当然，气候大会仍有重要作用，尤其是为全球碳市场建立规则。航空业、信息技术行业等通过红树林保护、植树、绿色农业等项目抵消排放，需要明确、可信的规则，否则市场无法健康发展，也难以获得公众信任。

合作可以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可以由企业或行业参与。形式不同，但都需要规则，气候大会能够在这方面推动进展。

贸易同样重要，但不能仅靠气候谈判解决。中国让绿色技术更加便宜，其他国家对此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获得本地就业和发展机会，由此产生紧张关系。我认为应通过更多对外投资、合资企业、伙伴关系和贸易谈判缓解分歧。这些谈判往往需要在气候大会之外，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推进。

澎湃新闻：近期中欧高级官员开展贸易谈判，但电动汽车领域仍有未决问题。面对贸易分歧、保护主义和经济安全关切，双方如何深化绿色产业合作？

索尔海姆：核心问题之一，是欧洲竞争力不足，而中国在很多领域生产效率都很高。最近，我参观过成都一家光伏企业的生产设施，车间高度自动化，几乎看不到生产线工人。

这种效率使欧洲难以竞争，尤其是汽车行业，因为它是欧洲工业的重要支柱，涉及大量就业，也因此带来担忧。

主要出路是建立更多合资企业，让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生产，与欧洲企业合作并分享技术。中国自身的发展曾得益于引入美国和欧洲企业，现在欧洲也可以通过类似方式向中国学习。

同时，需要通过贸易谈判寻找平衡双方利益的安排。

光伏领域的问题相对较小。即使从中国购买太阳能板，安装、并网和技术服务仍需要当地人员完成。汽车产业则涉及大量就业，这确实是欧洲担忧的原因。中国应理解这种担忧，开展务实对话，共同寻找办法。我的核心建议仍是：更多合资企业。

气候灾害应对：脆弱国家支持与预警能力建设

澎湃新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气候脆弱国家，长期呼吁更多资金支持，包括损失与损害支持，但国际社会实际提供的支持可能远远不足。你会如何回应？

索尔海姆：我长期参与尼泊尔相关工作，也深入参与过当地和平进程，多次前往那里。它遭遇的灾害是一场可怕的悲剧，当地准备不足，遇难者中还包括来自印度、欧洲、美国等地的人。

我曾与国际水电协会研究如何帮助重建受损水电站。多座水电站被完全摧毁，不仅造成眼前损失，也会长期影响电力供应。

国际社会当然应该帮助尼泊尔。但如果一些重建项目能够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机会，就更有可能迅速落地。

例如，引入中国、印度等国的水电企业，共同研究如何把重建转化为可实施、可投资的项目。这样的行动，往往比完全依赖缓慢的全球程序推进得更快。

澎湃新闻：我们正迎来超强厄尔尼诺年。如果相关风险与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和粮食危机叠加，最脆弱的人群面临哪些紧迫威胁？

索尔海姆：我们看到的许多现象，与科学家此前的警告一致：极端天气会带来更大风险。

在尼泊尔这样的山区，大量水体可能迅速涌入山谷，洪水冲来时，人们很难充分应对。因此，需要更好的预警，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洪水做好准备。

我看到过一个学校案例：负责人接到洪水即将到来的电话后，立即组织约1200名学生向山上撤离。这说明，及时预警和立即行动能够发挥很大作用。

更好的预测、预警和更迅速的响应，可以挽救生命、减轻灾害带来的痛苦。长期来看，还必须应对气候变化，增强国家保护民众的能力。

澎湃新闻：从你在联合国系统的工作经验看，当前国际预警体系和应急响应机制主要有哪些短板？

索尔海姆：一个是观念问题，一个是实际操作问题。

观念上，需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事前准备，而不是只在灾害发生后行动。灾后会出现大量人员伤亡，但其中一些本可以通过更好的预警和更充分的准备避免。

操作上，需要建立更完善、更自动化的预警系统。日本海啸预警值得参考：警报可以迅速插入电视节目，也可以发送到相关区域居民的手机上。

这样的系统不应只存在于中国、欧洲或美国，也应努力建设到较贫困的国家。政治领导者和企业都要重视事前准备，同时把有效的预警系统带到条件最困难的地区。

当地时间2026年8月5日，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附近的拉索瓦村，一只白鹭在多瑙河沿岸的沙洲和水洼中觅食。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点，达到1985年以来罗马尼亚境内未见的水平，这是由严重干旱和持续热浪导致的。视觉中国 资料图

欧洲的适应与转型：极端天气、能源需求和安全选择

澎湃新闻：欧洲一直被视为气候行动的先行者，为什么在适应极端天气方面仍面临不少挑战？

索尔海姆：在我看来，与十五年前相比，中国和欧洲在环境领域的相对位置已发生很大变化。欧洲应减少傲慢，认真思考能向中国学习什么，也应向韩国、新加坡等有成功经验的东亚国家学习。

气候适应还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和投资选择有关。我曾在巴黎住过几年。过去，一年可能只有一两周特别炎热，人们觉得开窗、用风扇、洗个澡就能应付，没有必要为空调系统投入很多钱。

但如果高温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原有办法就不够用了，需要更完善的制冷设施。空调在中国和美国已经非常普遍，而欧洲过去没有那么多人投资安装。

每个人单独安装设备可能成本较高，也可以把制冷和供暖系统整合进建筑设计。我在法国南部的公寓就使用兼具制冷和供暖功能的系统，夏天制冷、冬天供暖，这类方案值得更多讨论。

澎湃新闻：科技企业扩大数据中心投资，其能耗和环境成本引发争议，并已进入美国的政治讨论。你如何看待欧洲的数据中心发展？

索尔海姆：我认为，相关政策和规划相当混乱。前些年，欧洲一些地方争取苹果、亚马逊、谷歌等企业建设数据中心，如今公众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原因是数据中心需要大量能源，但直接创造的就业相对有限，电网也未必做好准备。在芬兰或挪威建设大型数据中心，如果没有同步增加电力供给，就可能给电价和电网带来压力。

如果同时增加相应规模的风电等能源供给，那是另一回事。但如果只是大量使用现有电力，成本就可能转嫁给消费者，而他们不愿支付更高电价。

按照我了解到的情况，挪威曾有一个拟建项目，可能消耗全国电力供应的5%，却只创造约100个就业岗位。对一个人口约550万的国家来说，这种能源投入与就业回报的关系，值得认真讨论。

未来几年，欧洲可能出现更多反对数据中心的声音。从争取投资到公众说“不，谢谢”，这种变化值得重视。

澎湃新闻：挪威生产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并向欧洲供能。你如何看待其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政策？

索尔海姆：挪威曾是绿色转型的领跑者，但在我看来，现在已经不是，因为对石油的依赖太深。

挪威确实做过不少好事。例如，新车销售中电动汽车占比很高，电力供应大量依靠水电，也推动过全球雨林保护项目。

与此同时，挪威仍是重要的油气生产国，政治人物还希望尽可能扩大这一产业。

我认为，应把一部分石油收入投入绿色产业，发展太阳能、风能和电池储能。这既是明智的道路，也能为进入后石油时代做准备。我们不可能永远依靠石油生活，因此必须改变。

当地时间2026年2月11日，土耳其埃尔比斯坦，采矿车辆在一座褐煤矿中开采煤炭。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地缘政治冲突和能源危机，能否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机会，而不是让各国继续固守化石燃料？

索尔海姆：一个悖论是，特朗普反对风电和太阳能，但相关冲突带来的能源安全压力，却可能成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强大动力。

它传递了一个信息：如果希望获得能源安全，就需要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印度进口大量石油，容易受到外部供应变化影响。更多利用本土太阳能、风能和水电，可以降低这种依赖。这不是对供应国抱有敌意，而是为了提高自身能源安全。

在我看来，中国应对相关危机的能力较强，一方面是发展电动汽车、电动公交等，减少了石油依赖；另一方面是提前建立了一定的石油储备。

如果希望获得能源安全，就应走向绿色。人们往往更容易受到经济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驱动。虽然我一直倡导绿色发展，但真正推动改变的，是直接影响人们生活和经济利益的力量。

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倡议与中国经验

澎湃新闻：对COP31，你有哪些具体期待？希望大会传递什么信息，推动哪些务实行动？

索尔海姆：第一，希望大会明确传递一个信息：不能走向保护主义，否则绿色转型会慢得多。这一信息不一定只来自正式谈判，也可以来自大会期间的论坛和讨论。我们需要全球贸易，让中国技术通过合资企业和伙伴关系，更广泛地走向世界。

第二，为全球碳抵消市场建立严格规则，使其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

第三，让资金流动更加灵活、迅速，减少官僚程序。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时，审批太慢、等待太久，反而拖延了发展。

澎湃新闻：如果美国政府反对气候议题和绿色技术，是否会影响合作？

索尔海姆：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在绿色议题上，我认为特朗普的表现非常糟糕。他试图阻碍电动汽车、风电和太阳能发展，只会让美国更不富裕、更缺乏竞争力。

我认为汽车的未来是电动化。如果美国不希望通用汽车、福特进入这个市场，对美国自身将是一场灾难，而不是对其他国家。

但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又比一些美国政治人物更灵活。中美领导人保持会面和沟通，本身就是积极的事情。

即使一般贸易规则不是专门为绿色发展制定，也会影响绿色技术的流动，进而影响绿色转型。

澎湃新闻：你一直肯定中国在电动汽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成就。中国的哪些经验最具可复制性，可以与世界分享？

索尔海姆：我建议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味着思维方式的转变：不再把绿色转型视为痛苦或成本，而是经济机会。

中国在太阳能、风能、水电、电动汽车等领域创造大量就业，并形成一批在全球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企业，涉及电池、电动汽车、光伏、风电和水电等产业，把绿色转型变成了发展动力。

小国无法复制中国做过的所有事情，但同样可以抓住环境保护带来的经济机会，例如生态旅游。

印度老虎保护就是例子。老虎具有危险性、保护难度很大，但游客愿意前来观赏，由此带动酒店、出租车、公交和导游等生计，让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这种思路适用于所有国家。

第二是“美丽中国”的理念，也可以转化为“美丽美国”“美丽法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美，需要保护。

中国在国家公园、植树造林和河流治理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一些过去污染严重、鱼类受到影响的河流，如今水体变得清澈，生态正在恢复。

让自己的国家更清洁、更美丽，这种愿望可以激励任何国家，也能吸引游客，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澎湃新闻赵昀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