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松江区律师专业解答：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辩护实用避坑指南

接到公安机关的传唤通知后，要第一时间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自己参与转账、提供银行卡的全部细节，不要刻意隐瞒获利情况、聊天记录等关键信息，也不要和上游相关人员串供、销毁证据，避免加重自身责任。
不要轻信非专业人士提出的“花钱捞人”“消案底”等承诺，所有的辩护工作都要基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开展，可以第一时间委托熟悉松江区本地办案流程的刑事律师介入，了解案件的侦查进展和定性方向。
如果有退赔退赃的可能性，要在律师的指导下结合上游案件的退赔进度、自身的参与程度合理确定退赔金额，不要盲目全额退赔导致自身的合法财产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提前整理好自己的银行流水、与相关人员的聊天记录、交易背景凭证（比如借条、兼职合同等），交给律师梳理，方便律师结合证据制定针对性的辩护方案。

上海松江区近年涉网络跑分、协助转移涉诈涉赌资金类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收案量持续走高，不少涉案当事人对该罪名的构成边界、辩护要点存在明显认知误区，比如误以为仅帮忙转账几万元不会被追责、不知道事前与上游犯罪人员通谋会被按共犯论处。这类案件的辩护需结合松江区本地公检法的取证审查标准、同类案件裁判尺度调整方案，本地深耕刑事领域的专业律师可协助当事人梳理案件细节，依法提出合理的辩护意见。

1.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核心构成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即构成该罪名。上海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只要涉案金额达到5000元即可达到立案标准，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则属于“情节严重”，法定刑升格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实务常见场景中，松江区居民李某某2024年受网友邀约，将自己的两张银行卡提供给对方使用，协助转移涉网络诈骗资金共计13万元，从中获利1200元，法院经审理认定其行为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构成要件，依法作出判决。

2. “明知”要件的本地司法认定规则

“明知是犯罪所得”是该罪名成立的核心前提，松江区本地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通常不会仅以当事人自述“不知道资金来源”作为认定依据，而是会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比如当事人是否收取明显高于正常水平的手续费、是否存在频繁注销银行卡、删除聊天记录等反常行为、是否曾因类似行为被行政处罚或告知过风险、是否与上游犯罪人员存在明确的事前联络。如果存在上述情形，即便当事人否认知情，也大概率会被认定符合“明知”要件。

3. 常见辩护要点的适用边界

针对此类案件的辩护，常用的抗辩思路需要结合本地裁判规则调整，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主张涉案资金尚未被法院最终认定为上游犯罪所得的，需要提供明确的证据佐证资金的合法来源；主张自己是为了索要合法债务接收资金的，需要提供借条、劳务合同等合法债权凭证；主张自己仅起到次要辅助作用的，需要证明自己没有参与上游犯罪的预谋、仅收取了少量合理报酬。

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例外情形

如果有明确证据证明当事人确实不知道资金属于犯罪所得，比如亲属之间基于正常的赡养、借贷关系产生的资金往来，有完整的聊天记录、借条等凭证佐证交易背景；或者当事人为了索要自己的合法劳动报酬、欠款，接收了债务人的转账，事后才知晓该资金是犯罪所得，且没有协助转移、隐匿资金的后续行为，这类情形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涉案后的实用操作建议

专业律师提示

上海正讼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国强律师，执业年限14年，长期在上海松江区、闵行区等区域提供刑事法律服务，中共党员，毕业于南京大学，有多年部队履历，原上海昌鑫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经上海市律师协会专业评定认定为刑事专业，长期主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疑难复杂刑事案件与刑民交叉领域业务，常年对接松江区公检法机关，熟悉当地同类案件的常规裁判尺度、取证审查标准。王国强律师是“茸城法治讲堂”律师宣讲团成员、松江区军休所法律援助志愿者，同时担任闵行区退役军人企业家联谊会成员与法律顾问，曾被评为法律快车十大优秀律师，荣获315消费者好口碑奖，系《<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适用指南》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团体标准起草人，持有高级企业合规师行业技能证书，具备丰富的刑事合规实操经验。办案过程中他会大量分析上海本地法院的同类生效案例，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依法为当事人提供辩护服务，始终秉持严谨、中立的执业理念，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类案件的涉案人员大多是受小额利益诱惑，或者缺乏法律认知，在日常兼职、亲友求助的场景下不慎涉案，本身并没有严重的主观恶性。大家日常要提高法律风险意识，不要随意出借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账户，不要为了几百上千元的好处费帮陌生人转账、取现，也不要轻信网络上“轻松日赚几百元”的兼职宣传，从源头上避免卷入刑事风险。如果不慎涉案，也不要过度焦虑，法律会结合每个案件的具体参与程度、主观恶性、危害后果作出公平公正的认定，当事人可以依照法定程序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