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怎样勃兴的？关键在于从低端路线转向丛林制度｜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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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遍照金刚

禅宗初祖到三祖时期，主要在苦行头陀和游方僧人中传播，发展缓慢，甚至二祖、三祖的事迹都没传下来多少。到四祖道信创立丛林，五祖弘忍壮大宗门，二者杰出的组织能力是禅宗勃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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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专题：

二祖慧可不被士人认可

二祖慧可据说是一位“外览坟索，内通藏典”的精通儒道与佛教经典的学者，40岁左右在嵩洛（传说在少林寺）遇到达摩祖师“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年，精究一乘”。

慧可是名有世俗地位的学者，却跟着飘泊无依的游方僧达摩学禅，后果就是“一时令望，咸共非之”。等达摩圆寂，慧可开始弘法，到了邺都。“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滞文之徒，是非纷举”，“魏境文学多不齿之”，可见他在传授过程中连续遇到受到寺院义学僧的压制和刁难。

有一位道恒禅师,“从佀千计”,对慧可所传的“情事无寄”的达摩禅，指为“魔语”，“货赇俗府，非理屠害”，与官府勾结，往死里迫害慧可。

慧可碰壁后，深感大法难以发扬，只能顺应俗世喜好，不时创作新的禅理歌谣进行传播，这使他的禅法更加接近底层民众。

道宣的慧可传应是难有具体的材料，只能依据一些传说，他加以整理后的文本也显得杂乱。如官府对慧可的“非理屠害”，内容不详；又说他“遭贼斫臂”，未言其因。

二祖慧可的手臂是被人砍断的

不是为了向达摩表决心自己砍的

《历代法宝记》把慧可之死也归为菩提流支、光统律师的徒党毒害，《传法宝记》称他受僧“默鸩”，《宝林传》则说他被“辩和法师”勾结县令“非理损害而终”。

不同的迫害传说集中在他身上，说明了作为下层游方僧这个群体被迫害的情况，自然也反映了他们对官方义学僧（法师）和律师普遍怀有的仇视情绪。

《宝林传》载：可大师下，除第三祖僧璨自有一支，而有七人：第一者山神定，第二者宝月禅师，第三者花闲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向居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七者廖居士。

看起来人不多，且依据印顺的解读，这几个人中也不能全算慧可的弟子。但他的影响不小，弟子也不会少，很可能只是不见文集。

横跨梁、陈两代的摄山三论学者、以戒闻名的慧布，曾向慧可问学。慧可评他唯在“破我除见”上有功夫，俨然一代宗师。其弟子向居士“幽遁林野，木食”。那禅师先在东海讲《礼》、《易》，后至相州遇慧可说法，遂弃儒归释，与学士十人同时出家。此后，“唯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奉头陀行，所往不参邑落。那禅师的弟子慧满亦一衣一食，不一棵树下二宿，乞食为生。642年，慧满曾与名僧昙旷法师会面。

可以看出，他们这个群体都是典型的游迹山野荒林的头陀行托钵僧。就印度佛教传统，教徒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班智达路线，一类是游方僧路线。班智达需要依托寺庙和经纶，而游方僧更多的是靠实修，托钵乞食，云游四方。因此，早期达摩禅系大多属于头陀行者。

三祖僧璨为何全无事迹流传

道宣以后，公认僧粲是慧可的首席弟子，被奉为禅宗三祖。僧璨在早期文献《达摩传》、《僧可传》和《道信传》中全无记载。后人认定他是禅宗三祖师的根据来自《辩义传》中提到一个叫僧粲禅师的人，曾在隋仁寿四年（604）的前数年，于庐州（安徽合肥）独山烧香求水，并圆寂于此山。

《道信传》中提到：“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由于独山距皖公山近，加上传说道信是僧粲的弟子，所以被认为这二僧之一就是僧粲，也是《法冲传》中的粲禅师。因此难以确认是谁。唐中期的独孤及撰写的碑铭说：“禅师僧粲，不知何许人，见于周隋间，传教于惠可大师。”人物生平与生卒年代完全空白。

禅宗的《信心铭》据说是僧璨所著，更大的可能出自牛头宗的牛头法融，因为三祖不出文记，而牛头法融除了坐禅，更是一个精通文本且善于说法的知识分子。

从初祖达摩到三祖僧璨虽然很难确认其人及生平事迹，但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其学说及修持法门都是需要师授才能传播，只是他们走的都是飘泊无依的头陀行路线，萍水相逢而后各奔前程，未能记录成文字罢了。后世禅宗崛起，才有需要追认之前的祖师，只能采用口耳相传的传说，难免会有附会增减，可信度也存疑了。

三祖僧璨传四祖道信，四祖道信后是五祖弘忍，而弘忍与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属于同时期人，因此，僧璨传道给道信能确切的追认到。

道宣认为南北朝到隋末唐初，能代表主流禅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官方拥护最具实力的僧稠的“四念处”，是一直存在的所谓小乘有宗的禅法；另一类就是达摩所传的“壁观”和“二入四行”，道宣认为是属于大乘中观、般若派别的“虚宗”，他们并称为“乘之二轨”。

而达摩禅“归仰如市”，信受的人很多，但禅师们不重律制，不重经教，不重法义，道宣很难认可。

但达摩禅的僧人除了少部分是政治斗争失败后的贵族或官僚士大夫外，绝大部分是因生活所迫、战乱或灭佛而造成的“出家离俗，只为衣食”逃亡者，能否见到第二天的太阳都是问题。

从根本来说，他们大多就是对这个社会失望甚至绝望的叛逆人士，让这些人遵守戒律，研究经教基本上属于是缘木求鱼了。

北周灭佛，首当其冲的是高踞官寺、享有权势的义学僧，也就是佛教中文化层次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少数成为新朝新贵，余者被迫南下，多数流入禅众之中。

南方自梁末到陈隋，受到打击最重是统帅佛教的三论宗。李世民支持强调后天教化、重视修持的玄奘系统，冷落口谈虚无、行为不羁的原官方僧侣，使三论宗实际解体，也流落到底层，这部分人大多学识渊博。且由于政权频繁更替，一些曾经的皇亲贵戚、世家大族及官僚成员也隐匿到僧侣中，直接将本土的儒道文化融入到佛教中了。

因此，底层禅僧的文化水平大多是极低的，但他们的上层往往具有极高的学养与组织能力。

四祖道信建立组织

真正让禅宗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宗派的人物还是四祖道信及五祖弘忍。

这里有国家从分裂到统一后的社会变迁及政治需求有关，皇室需要社会力量来保证秩序稳定，大量的流民也不愿意回籍服劳役而选择出家，这些都造成了禅宗大发展的外部条件。

从道信开始，达摩禅系改变了以往的状若散兵游勇的游方僧状态，开始建立自给自足的农禅一体的团体。

据《续僧传》里《道信传》结合《辨义传》：四祖道信七岁时，拜一个戒行不纯的师傅。他反复规劝其师，但无用。于是自己秘密的严守了五年斋戒（天生释家种子啊）。后来，僧璨大师等二人到了皖公山静修，他就跟着学习修禅。如此经过十年，僧璨去罗浮山，于是分别。不久，国家经考核或推举允许其出家，因此住吉州寺。

这里有一个道信教刺史念“般若”退敌的故事。又经十年，到江北黄梅县双峰入山驻锡。在此传法三十多年，聚集了远近诸州来学习的500余人（发展为影响力巨大的宗门了），其中，刺史崔义玄专门来礼敬大师。

从道信起，禅宗开始建立自己稳固的根据地，对于宗派的发展壮大无疑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弟子除弘忍外，还有荆州法显、荆州玄爽、衡岳善伏等。宗门的兴盛，自然引起皇权的关注，传说唐太宗曾四次召道信人京，但都被以年老为借口婉拒。

黄梅四祖寺

禅宗丛林的发端

道信去世前，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预先嘱弟子造塔，塔成就去圆寂，肉身供奉在塔中，这个方式成为传统，一直保持到近现代。二是众人问道信选择法嗣的事情。

因道信早年自行守戒，摄受人时，会先依据菩萨戒本传戒，而他在江南二十余年的游学，深受三论宗的般若空观影响，在传授法门时，除了原本的楞伽经外，结合《文殊说般若经》及实相念佛法门作为方便。

菩萨戒可以贯通僧俗，相比达摩到僧璨的只适合出家众的头陀行（即便是出家众里面，因头陀行极为艰苦，也是很少人能受得了的），更适宜聚拢人群及团体生活。

《传法宝记》说道信劝门人努力勤坐，坐为根本。参加耕种等得到粮食能养活自己后，就闭门而坐，不要读经，也不要与别人说话。这大概率是因为唐初社会动乱，面对盗贼频出，官府搜拿私度僧侣的情况，而要求门下弟子自保的措施。

五祖弘忍壮大宗门

五祖弘忍比四祖道信小23岁。有7岁和12岁师侍道信两种说法，按印顺的分析，12岁更确切。

他在道信门下，“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他的“役力”供养能使所有“法侣”资足，又有“性木讷沉厚”，“常勤作役，以体下人”。“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等文记。

这些记载说明五祖弘忍不一定学识高，但他是这个禅僧团中卓越的生产经营者和生活组织者，这是僧团发展壮大的基础。

五祖弘忍做CEO的水平高于做僧人的水平

在道信往生后，他又在双峰山东10里的凭墓山建立道场，接引四方的学众。弘忍与道信一样坚持住山弘化，终生不下山，也有婉拒高宗征召的传说。临终前,也预先造塔，死后也色身不散，一直留传下来。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东山”法门以弘忍所住的凭墓山得名。道信奠定基础，弘忍大展宏图，达摩禅就此兴隆起来，说五祖“既受付嘱，令望所归，裾屦凑门，日增其倍”。

“东山法门”逐渐成为佛教界主流,犹如泰山北斗。《楞伽师资记》》载:“则天曰：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著名文士李华撰《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天台止观是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这与五祖的领导魅力及“法门大启，根机不择”的授徒方法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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