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 实事求是是生死关头的抉择准则

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踏上长征路。出发时没有人知道要经历什么，一路走一路打，也不知道后面还要再打多少仗。敌情在变，路况在变，生死在变，所有预设的方案都可能在下一次战斗前失效。90年后回望这场二万五千里的行军，最值得追问的或许不是“走了多远”，而是：在一次次濒临覆灭的黑暗时刻，这支队伍究竟靠什么，一次次作出正确的选择？

10月1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主持人何婕、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军控中心研究员洪源，给出了一个朴素却极有分量的答案——“实事求是”。

何婕在节目中提出一个观察：长征从江西出发、一路打到陕北会师，全程都在根据实际情况因应变化；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重要法宝叫“实事求是”，而这四个字在长征途中被运用到了极致。

这不是一句抽象的评价。长征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行军——任何照本宣科的作战方案，都可能把队伍带进绝境。“实事求是”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套在极度不确定中作出判断的生存法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不通就再想办法。

洪源给出了更具象的注脚。通过四道封锁线时，湘江战役执行得并不好，那是一种“左”倾的死打硬拼战略和战术，伤亡太可惜，队伍几乎走不下去了。血的教训摆在眼前：当一种路线已经用生命证明行不通，继续坚持它，就等于继续送死。

于是有了遵义会议。洪源回忆，当时领导班子谁都知道红军随时可能陷入重围、被包围、被歼灭，生死存亡就摆在面前。这个时候，谁都要抛弃所有歧见——容不得任何人情温情和拖泥带水，谁正确、谁能够让红军走出困境，就让谁担任军事方面的指挥。这不是权力的分配，而是生死的抉择，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危急关头的落定。很庆幸，大家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危急中的红军和党中央，确实走出了一条新的路线。

后来的打鼓新场、土城战役，在洪源看来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打不打、怎么打，不看本本，不看面子，只看能不能打赢、能不能保存实力。

张维为教授提供了一个来自“外部视角”的对照。他在欧洲读书、学西方政治学时，西方分析中国有一个固定模式，叫作“权力之争”（power struggle）——把一切政治选择都还原成个人或派系的权力争夺。可这套框架放在长征面前，立刻失效了。

张维为教授表示，中共的领导人几乎都是长征的幸存者，西方人如果经历过他们百分之一的苦难，就受不了。经历过这样苦难的人，一定是有理想的，他们不是为了个人权力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更大的理想。一个把“实事求是”刻进骨子里的政党，一群在生死边缘仍然选择“谁正确谁指挥”的人，用西方政治学的显微镜，是看不真切的。

在张维为教授看来，这也是西方政治学非常读不懂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看得见权力，看不见苦难淬炼出的理想；它算得清利益，算不清信念的分量。

从湘江的鲜血到遵义的转折，从土城的谨慎到陕北的会师，长征用一场跨越两万五千里的实践，把“实事求是”四个字刻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底色。何婕表示：正是这种灵活、这种“实事求是”，导向了最后的成功。

而当世界习惯用“权力之争”的旧眼镜打量今天的中国时，他们最该补的功课，或许正是从理解长征开始——理解一支队伍如何在黑暗中一次次选择正确，理解一群人为什么甘愿为更大的理想，走完最艰难的路。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