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代岭南的州、都督区调整与政治地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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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时，岭南地区新置20余州，随着州的大量增置，岭南都督区的建置趋于复杂。东晋至宋齐时期，岭南长期维持以常置广州都督区为主，偶尔置交州都督区为辅的军政格局。梁武帝天监以降，广州、衡州、南定州、桂州、爱州五大都督区相继设立和并存，形成多中心军政格局的发展趋势。梁代岭南州与都督区的调整，本质上反映了王朝国家强化地域控制和央地关系不断调适过程中，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

【关键词】梁代；岭南；都督区；军政中心

梁武帝时期，州的大规模增置是地方政治重要变化之一，这一现象在岭南地区尤为显著。学界围绕该时期岭南增置新州的原因、过程、特点和影响等展开了探讨。由于州的置废与都督区变动调整紧密相关，因此梁时岭南地区增置新州牵出的都督区变化亦被注意。既有研究多侧重特殊地域单个州的调整，附带讨论都督区的变动，虽然深化了相关认识，但难以系统揭示梁时岭南州的增置与都督区变化的内在关联，也不利于从都督区建置的视角理解南朝后期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动逻辑。故本研究拟在考订梁代岭南置州时间序列基础上，重点探讨萧梁政权在置州数量增加的新形势下，岭南都督区建置的具体调整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古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和重构。

一、岭南增置州时间补考

南朝宋齐时期，岭南仅置广州、交州和越州，但梁武帝天监六年（507）以降，萧梁政权通过新置或析置等方式陆续增置20余州，使岭南州级政区体系发生显著变化。要明晰梁时岭南都督区的变动过程，就需要厘清岭南增置州的具体时间。徐成对梁时岭南增置州的时间有过相对系统的考证，颇具参考价值，但仍存在一些不确或可深加精确之处，拟补充考证于下。

1.罗州

徐成考证罗州置于大同八年（542）之前，而《隋书·谯国夫人传》载：“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那么，至晚大同初年罗州已置。

2.德州

徐成根据大同九年（543）林邑王攻李贲之将范修于德州事，推断德州置于此前。然考诸史实，大同七年李贲反叛控制交州等地，“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李贲之乱是朝廷大事，梁武帝数次遣兵征伐，却未见有政区调整记载，且李贲“连结数州”当含梁初已置的交、爱二州之外地域，由此推断李贲叛乱之前德州应已置。据《资治通鉴·梁纪十四》载，大同七年李贲发动叛乱时“监德州”，亦可证德州置于大同七年之前。

3.宜州

徐成据《陈书·南康愍王昙朗传附子方泰》的记载，认为陈时才置宜州，不确。太平二年（557）萧勃被杀之后，欧阳任广州刺史、都督十九州诸军事，其中便包括宜州，可知宜州当置于梁太平二年之前。

4.明州、利州

明州和利州的置立时间传世文献无载。据越南现存《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之碑文》记述黎玉祖父黎高的仕宦经历云：“有梁御历，都督爱、德、明、利、欢五州诸军事，爱〔州〕〔刺〕〔史〕、□□□□□□□□将军，改封穆风侯。”根据该条，黎高曾任爱州刺史。爱州置于普通四年（523），而大同八年梁征讨交州的军队中有“爱州刺史阮汉”，那么黎高任爱州刺史的时间当在普通四年至大同七年（541），或大同九年至太平二年间。

钩沉史料可排除前一时间段。梁武帝重宗室，若加黎高都督五州诸军事，同时期却未加交州刺史武林侯萧咨都督衔，殊难成立；且黎高任爱州刺史加将军号、封穆风侯，实际已远超同期交州刺史规格，这在六朝交州等地甚少见，尤其在梁朝有效掌控交、爱等地的状态下，甚难对边隅将领黎高如此优崇。由此推断，黎高任爱州刺史当在大同九年至太平二年间。进一步结合史料，大同七年至太清二年（548）交州爆发李贲之乱，大同九年林邑王“破德州”，与李贲的将领范修率领的军队交战。揆之地图，德州在明州和利州之北。林邑王破德州，必先攻明、利二州，且《陈书·高祖纪》载，李贲发动叛乱时“连结数州豪杰”，波及范围甚广。但太清二年李贲之乱平定后，梁武帝颁布的敕文是“曲赦交、爱、德三州”。两条材料均未提及明州和利州，若二州已置，文献应载其事，故此二州当置于李贲叛乱敉平之后。太清二年，陈霸先平定李贲，北返广州未久侯景之乱爆发，政局动荡，迅速波及岭南，梁廷已无力控御极南边地，被迫分置明州和利州，封侯黎高并加都督诸军事之职进行羁縻。故明州和利州当置于太清二年至太平二年间。

5.兴州

徐成根据《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七》太原府峰州城“梁兼置兴州”，推断梁置兴州。然顾祖禹此说因无六朝隋唐史料佐证，尚需审慎辨析。《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五》载：“峰州······吴归命侯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昌郡，陈于此置兴州。”李吉甫直言陈置兴州，未言梁时新昌之地置州。且梁亡于太平二年，至陈永定三年（559）左右、欧阳“尽有越地······都督广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罗爱建德宜黄利安石双十九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当时欧阳几近控驭南岭以南全域，今越南北部的交、爱、德、明、利州皆在其辖域，却未见兴州，亦可证梁时未置兴州。由此而言，陈置兴州当较确。

综合上考并与徐成研究印证，可知梁前岭南已置广州、交州和越州，自梁武帝天监年间始，梁在岭南逐步增置新的州，具体列表1如下，并据之绘制图1以为参考。

二、衡州、桂州之置与广州都督区的演变

吴晋时期岭南置交、广二州，南朝宋析交、广州置越州，至齐沿袭未变。与之相应，东晋以来岭南常置广州都督区，辖区以交、广二州或交、广、越三州为主。偶设交州都督区，所督以交州为主的基本状况。东晋至梁初，岭南由此形成以广州番禺为中心，交州龙编为次中心的政治地理格局。

天监六年，梁武帝增置衡州、桂州，岭南都督区的设置随之调整。据《梁书·萧景传附萧昌》载：

六年，迁持节、督广交越桂四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为持节、督广州之绥建湘州之始安诸军事、信武将军、衡州刺史，坐免。

可见，桂州初置即入广州都督区，《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四》载：“梁天监六年，立桂州于苍梧、郁林之境，因桂江以为名，大同六年移于今理。”则桂州置于苍梧和郁林境内，即分广州地置，广州都督区辖境并未因桂州新置而变化。又，天监九年（510）置衡州都督区，辖衡州、广州绥建郡和湘州始安郡，地理范围涵盖南岭山地和溱水流域，核心在于控扼南岭过岭通道，形成对广州都督区的钳制。

天监九年以降，衡州都督区未再见于记载，广州都督区则显露出调整痕迹：天监十三年萧元简为都督广、交、越三州诸军事及广州刺史时，已无桂州。普通三年（522）至大通二年（528）萧机为督湘、衡、桂三州诸军事，任湘州刺史，说明当时湘州都督区不仅掌控过岭通道，更深入岭南西江上游地区，显然朝廷意在通过犬牙交错的地理格局以湘州都督区牵制广州都督区。

如前所述，东晋以降岭南恒置广州都督区，偶设交州都督区，形成相对独立的军政区域。同时，南岭地区的过岭通道，特别是大庾岭道，在国家政治地理格局中的重要性日趋突显，但晋、宋、齐时控扼过岭通道的始兴郡或隶荆湘都督区，或隶广州都督区，并不固定，加之南岭山地族群复杂、难于治理，以致频发变乱，朝廷难以通过调适过岭通道来有效控制岭南。由此可见，梁天监、普通年间，衡州和桂州的设置与划属，以及衡州都督区的形成，不仅提升了南岭地区军政地位并整合为独立建置的都督区，更通过衡、桂北属湘州，使湘州都督区辖境嵌入岭南西部腹地。朝廷显然试图通过南岭地区的独立建置或北属湘州来钳制广州都督区，以便有效控制岭南地区。前文已述普通年间岭南置州渐多，广州都督区属州亦出现新变化，《梁书·元法僧传》载：

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随法僧入朝。景隆封沌阳县公······出为持节、都督广越交桂等十三州诸军事、平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征侍中，安右将军······太清初，又为使持节、都督广越交桂等十三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景仲封枝江县公······大通三年······出为持节、都督广越等十三州诸军事、宣惠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大同中，征侍中、左卫将军。［继］兄景隆后为广州刺史。

据该条，元景隆和元景仲均曾为都督广、越等十三州诸军事及广州刺史。《梁书·王规传》载：“（普通）六年，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可知其首任广州在普通六年（525），中大通三年（531）离任。该条又记元景仲第一次出任广州在大通三年，校勘记云“大通”上疑脱“中”字，当是。中大通三年十月，广州发生萧正则叛乱，由“刺史元景仲命长史元孝深讨之”。由此推定，元景仲当是中大通三年继元景隆出任广州，大同中离任。然《梁书·武帝纪》载，普通六年三月“以魏假平东将军元景隆为衡州刺史，魏征虏将军元景仲为广州刺史”。两相参证，颇疑该条混淆二人任职，应先由元景隆任广州、元景仲任衡州，继而景仲自衡州迁任广州。兄弟二人在普通六年至大同中相继为都督十三州诸军事、广州刺史，虽具体情形不明，但《元法僧传》载景隆“都督广越交桂等十三州诸军事”，景仲“都督广越等十三州诸军事”，又因普通六年后岭南州郡已扩至13个，可推知普通六年后至大同初广州都督区属州中当有桂州和衡州，说明广州都督区重新控制了南岭东部的过岭通道和西江上游地区。

梁武帝大同以降，岭南置州不断增加，广州都督区辖域日渐萎缩。上考元景仲在大同中离任广州，结合《梁书·兰钦传》载兰钦破魏梁州，“俄改授持节、都督衡桂二州诸军事、衡州刺史，未及述职······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马二千匹，请结邻好······仍令述职”。该条所述为大同元年、二年兰钦破汉中及西魏请和事，则兰钦赴任衡州当在大同二年或三年，至大同十年转任广州刺史。大同六年桂州徙治始安郡（治今广西桂林市），说明当时衡、桂州成为独立都督区，以便控制南岭山地。大同九年，张缵“为使持节、都督湘桂东宁三州诸军事、湘州刺史······太清二年，征为领军”，则大同九年以后桂州又划属湘州都督区。大同十一年（545）韦粲任衡州刺史，仅“督衡州诸军事”。虽难知大同末衡州是否属于广州都督区辖下的二级都督区，但桂州划属湘州、衡州成为相对独立建置的都督区依然说明朝廷试图将南岭山地剥离于广州都督区之外。

据上引《梁书·元法僧传》，太清初元景隆出为都督广、越、交、桂等十三州诸军事、广州刺史，说明梁末广州都督区重新下辖桂州，元景隆卒而元景仲继之，那么元景仲任职的广州都督区亦当有桂州。太清三年（549），陈霸先逼杀元景仲，拥立萧勃任广州刺史，正值侯景之乱、政局动荡，萧勃控制的广州都督区是否有衡、桂州史无明载，但《陈书·欧阳传》载：

梁元帝承制以始兴郡为东衡州，以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东衡州诸军事、云麾将军、东衡州刺史······侯景平······寻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衡州诸军事、忠武将军、衡州刺史，进封始兴县侯。

根据该条，太清三年，梁于始兴郡置东衡州，将原衡州划分为衡州（治今广东英德市浛洸镇）和东衡州（治今广东韶关市南武水西岸）；侯景之乱平定后，承圣三年衡州复并入东衡州，东衡州改称衡州，欧阳为都督衡州诸军事、衡州刺史。

虽不知东衡州具体因何分置，但太清末萧勃据有岭南，“时湘东王绎在荆州，虽承制授职，力不能制，遂从之。勃乃镇岭南，为广州刺史”，可见梁元帝对于萧勃占据岭南颇不安，只碍于侯景乱局暂时无力解决，故分置州镇迂回应对。《陈书·王冲传》载，梁元帝承制，以王冲“督衡桂成合四州诸军事、云麾将军、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为湘州刺史，仍以冲行州事，领长沙内史”。同年六月，萧元良出为督湘、郢、桂、宁、成、合、罗七州诸军事、湘州刺史，可知，王冲当是未赴任，表面或因王冲转任湘州，实则受衡州复杂局势所限。值得注意的是，王冲和萧元良所督诸州之地均包括南岭山地，甚至深入西江上游、雷州半岛，形同拦腰截断广州都督区，目的当是限制萧勃对岭南的控制。衡州控制的过岭通道于广州安全至关重要，萧勃初据岭南时已关注此事，遂在太清末“遣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谭氏是始兴豪族，说明萧勃借助谭氏等地方家族已染指衡州。另据《陈书·欧阳传》载：

侯景构逆，粲自解还都征景，以监衡州······及高祖入援京邑，将至始兴······高祖以王怀明为衡州刺史，迁为始兴内史。

韦粲去职，欧阳本监衡州，太清末陈霸先北上时王怀明任衡州刺史，欧阳转任始兴内史。然而，此次衡州人事变动是陈霸先的调整，并非梁元帝任命，与当初陈霸先和王怀明以武力拥护萧勃出任广州刺史并无二致。换言之，王怀明和欧阳同样有自立倾向，因此无论梁元帝或萧勃欲完全控制衡州，均会遭到王怀明等实力派的抵制。那么梁元帝以王冲出任衡州，也会被萧勃和王怀明等联合反对。推断梁元帝因此退而求其次：承认欧阳对始兴的实际控驭，同时将衡州一分为二以提高欧阳的政治地位，这样既能拉拢欧阳，又能使衡州地方势力相互制衡，并掣肘广州。

承圣以降，侯景之乱已平，梁元帝转而谋划剪除萧勃势力。衡州刺史王怀明被萧勃诛杀之后，梁元帝随即合并衡州与东衡州，由欧阳都督衡州诸军事，意图剥离衡州于广州都督区之外以制衡萧勃。他同时调整桂州军政格局，《陈书·淳于量传》载承圣元年，淳于量“出为持节、都督桂定东西宁等四州诸军事、信威将军、安远护军、桂州刺史”。可见此时桂州都督区已经形成。揆诸地图，桂州都督区辖境以今桂江和融江上游地区为主，向南则延伸到西江中游，深入岭南，与广州都督区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桂州都督区的设置与衡州都督区的调整东西配合，均是梁元帝针对萧勃势力的布局，实为解决岭南问题的先声。因此，承圣三年梁元帝以王琳代萧勃为广州刺史，王琳率部自湘州迅速逾岭而下进据番禺，未遇任何抵抗就控制了广州。

西魏攻陷江陵之后，淳于量依然控制桂州等地，直至天嘉五年（564）或六年才离任归陈。至于承圣三年以降桂州都督区的变动，可结合广州都督区的调整推定。《陈书·欧阳传》载，萧勃死后，欧阳“都督广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罗爱建德宜黄利安石双十九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可见太平二年欧阳的广州都督区辖有十九州，包括定州，那么至晚在太平二年桂州都督区的属州已发生调整。根据上考太平二年前岭南置州情况可知，衡、桂、东宁、龙、静、崖州不在广州都督区内，太平二年至天嘉元年衡州自成都督区，崖州远悬海南岛，桂、东宁、龙、静州集中分布于今桂北融江和桂江中上游地区。据此推断，桂州都督区的调整当是划出定州转而控制龙州和静州，这或即梁陈之际桂州都督区的实际辖域。

三、岭南西部都督区的置废与地方豪族

六朝时期，岭南西部相较珠江三角洲、红河三角洲等地发展缓慢，属于后进区域。特别是西江上游的今邕江、郁江、黔江和南流江流域属于土著族群主要聚居地，如吴时乌浒族群就活跃于交州、广州交界地区，袭击行旅，阻塞交通，直至南朝仍未有大的改观。《南齐书·州郡志》载：“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可知齐时南流江上游与西江交汇一带依然是夷僚的主要活动区，王朝国家尚难有效控制。岭南西部夷僚活跃的社会形态，使地方豪族成为地域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州的置立和都督区的调整。

（一）南定州都督区的变动与宁氏家族

岭南西江上游虽总体上开发不足属于后进地域，但郁林郡一带置郡较早，且吴晋以降自番禺沿西江西进至郁林郡，转南流江经合浦至交州是沟通岭南东西部的重要交通线。故宋齐国家对郁林郡（治今广西桂平市西南古城）尤为重视，置西江督护专事征讨，以保障交通线畅通。普通四年梁武帝于郁林郡置南定州，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江督护的职能。南定州的设置至少说明了郁林郡政治地位提升，据《南史·吴平侯景传附萧勃》载，萧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乡侯”。定州即南定州，梁以宗室萧勃出任刺史亦表明对南定州的重视。

萧勃任职南定州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然据《正议大夫宁赞碑》载：

祖逵，驰千载仁风，拥六奇高辩，警加木铎，训悦过庭。梁武皇帝除定州刺史，总督九州诸军事。

宁赞的祖父宁逵在梁武帝时出任（南）定州刺史，督九州诸军事，可知梁时岭南已经存在南定州都督区。关于宁逵具体任职时段，《资治通鉴·梁纪十五》载，大同十一年六月，“遣交州刺史杨㬓讨李贲，以陈霸先为司马；命定州刺史萧勃会㬓于西江”。所以萧勃至晚此时已任南定州刺史，至太清三年被陈霸先迎为广州刺史，而南定州置于普通四年。由此推断，宁逵当在普通四年至大同十年，或太清四年至太清六年间被任为南定州刺史。笔者倾向于后者。

郁林郡控扼交、广州之间的交通线，梁于此置南定州且以宗室萧勃为刺史，足见其分量。而反观宁氏，《隋书·令狐熙传》载：“时有宁猛力者······在陈日，已据南海，平陈后，高祖因而抚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骄倨，恃其阻险，未尝参谒。”这与“猛力倔强山洞，欲图为逆”一脉相承。可知至晚梁末宁氏已经发展为岭南地方强劲势力。宁氏占据山洞、负险不宾是中古岭南豪族的实态，据《新唐书·高俭传》载，隋末“钦州俚帅宁长真以兵侵交趾”。宁赞之兄宁长真是俚帅，说明宁氏控制着俚人群落，发展成了能够进攻交阯实力不俗的地方酋豪，且在梁武帝前当已是郁水至沿海一带的重要地方力量。

综上，南定州由汉晋旧郡郁林郡改置而来，该郡在南朝时即为交广交通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梁于此置南定州并以宗室成员出任刺史，足见重视。所以梁大同承平时期，当无可能允许宁逵这类地方酋豪把控南定州军政长官之位。

太清以降，侯景之乱使南朝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岩穴村屯之豪酋乘机竞起，或把持军队，或割据地域”的局面。岭南亦陷入动荡。由此推断，萧勃离任前应已督或都督南定等九州诸军事，宁逵则凭借宁氏家族实力而继之。然南定州都督区属州很快有了调整，上引《梁书·愍怀太子萧方矩传》载，太清三年梁元帝以萧方矩督湘、郢、桂、宁、成、合、罗七州诸军事及湘州刺史，推动了岭南都督区变化；《陈书·淳于量传》亦载，承圣元年（552），淳于量出为都督桂、定、东宁、西宁四州诸军事及桂州刺史。说明至晚承圣元年南定州都督区已被废止。

（二）黎氏家族与爱州都督区的置废

岭南西部除了南定州都督区，还置有爱州都督区。前述越南《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之碑文》（黎玉碑）载：

永嘉之□，□□□□□□□□□□□□□社高为宣总将帅，潮州刺史。有梁御历，都督爱、德、明、利、欢五州诸军事，爱〔州〕〔刺〕〔史〕，□□□□□□□□将军，改封穆风侯。

该碑主要记述梁、陈、隋时期九真黎氏家族的事迹，潘文阁等解“社”字是“祖”字之误，当是。据此可知，黎玉祖父黎高在梁为都督爱、德、明、利、欢五州诸军事及爱州刺史。

前考黎高出任此职当在太清二年陈霸先平定李贲叛乱之后。梁陈之际爱州政治局势动荡，《陈书·高祖纪》载，陈霸先灭李贲后，“贲兄天宝遁入九真，与劫帅李绍隆收余兵二万，杀德州刺史陈文戒，进围爱州，高祖仍率众讨平之”。李天宝、李绍隆等重新聚众扰乱，说明交州尤其九真以南地区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陈霸先征讨也难以根除。同时，侯景之乱使梁中央和地方军镇忙于平叛或争权，无力顾及极南边隅。这种情况下，委任具有实力且顺服朝廷的在地豪族掌控地方局势，不失为好的选项。

动荡时局虽然客观促使黎高出任爱州刺史等职，但主要原因还是九真黎氏家族能够控制交阯以南地区的特殊地位和实力。“黎玉碑”载黎氏“哲玉鄁鄘，因乃命氏”，自述源出中原。考其碑文，黎氏家族成员梁、陈、隋三代相继担任爱州刺史、郡州刺史、日南太守和九真太守，足见其为爱州地方大族。考虑到中古时期后进之地的豪族，往往通过攀附中原大族抬高家族地位，因此黎氏祖先是否出自中原仅凭碑文记载殊难确定，且其迁徙九真的具体时间和过程亦不甚明了。但三国吴时已见九真黎氏的踪迹，《晋书·陶璜传》载：“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璜遣将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随军。”吴时李祚任九真郡功曹，李祚的籍贯虽无载，但汉魏以来功曹等郡属吏基本辟用本郡人士，因此李祚当为九真郡人。依汉代以来士人同郡同县通婚的惯例，推测李祚之舅黎晃当亦籍属九真。黎晃家族的情况史载甚少，《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李祚叛乱时黎晃是“吴将”，黎晃能任交州军将，说明黎氏在吴时当已是地方大族。虽吴晋以降史载阙如，难溯黎晃与黎高家族具体关系，但黎高家族能于梁末动荡之际在九真地区迅速崛起，并长期控制交阯以南地区，仅凭朝廷的支持亦很难实现。由此推断，黎高家族与吴时九真黎氏当不无关系，甚或一脉相承。梁末李贲之乱中“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包括九德范氏、交阯李氏等豪帅皆参与，但并未见黎氏。这或暗示黎氏未参与反叛，至少不是骨干力量，故乱后朝廷支持黎氏掌控爱州及以南地区。

综上，爱州都督区的出现是梁陈之际局势动荡、交阯等地豪族的崛起和朝廷制衡地方豪族势力等多重因素促成，故其存在并不稳固。太平二年萧勃死后，欧阳镇抚岭南，“都督广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罗爱建德宜黄利安石双十九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广州都督区中有爱、德、明、利四州，而无欢州，说明至晚太平二年爱州都督区当是有所调整或是废撤。

四、结语

梁武帝时期，岭南州大量增置引发了该地区都督区的调整，广州都督区、衡州都督区、桂州都督区、南定州都督区和爱州都督区先后并存，变动异常复杂和频繁。岭南北部衡、桂州或自成都督区，或分属广州、湘州都督区，常在南岭一线形成犬牙交错之势，王朝国家利用其扼守过岭通道的特殊地位，制衡广州都督区。岭南西部地区，南定州都督区的设置进一步压缩了广州都督区的辖属范围；梁末，南定州和爱州都督区由岭南宁氏和黎氏等地方豪族把控，既预示岭南西部地方势力的崛起，也反映出西江上游和交阯地区各自整合的趋势。纵观梁时都督区的调整，岭南地区由以广州为中心、交州为次中心的政治地理格局向多中心政治地理格局转变，而后经历陈、隋调适，成为唐代岭南三分（广府、交府、桂府）格局和五府并立（广府、交府、桂府、容府、邕府）格局的先声。

作者：鲁 浩

来源：《历史地理研究》2026年第1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校对：江桐 贺雨婷

审订：宋柄燃

（感谢鲁浩先生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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