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勤王军队，路上竟发生五次哗变，直接撕开了明朝灭亡的遮羞布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初八，皇太极率三万后金骑兵自河北遵化毁边墙入关，首次攻入大明境内抢掠，史称“己巳之变”。

后金骑兵直抵京畿，崇祯皇帝慌了神，于是下诏各地勤王。

西北三镇边军当中的陕西延绥镇率先响应，一万两千大军即刻启程，最终却只有不到三千人到达北京。

原因是：一路上发生五次哗变。

延绥镇原本应有四千骑兵，结果开拔之后发现只有战马800匹。

原本边军披甲率应有70%，结果开拔之后发现只有铁甲500副，即使皮甲、棉甲、纸甲也只剩下1000副。

边军的战时行军军粮配备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升半米（两斤），但是行军到山西榆次，每人每天只有五合米（不到一斤）。

开拔费一拖再拖，最后才每人发白银七钱四分

中途与农民军开战一次，上官终于把平时束之高阁的火铳发放下来，结果首次发射即有多杆炸膛。

明代虽然财政一直不宽裕，但是对于边镇的军费一直都是尽最大可能的保障，虽时有拖欠、克扣行为，尤其是经过兵部、督抚、兵备道等文官之手，层层都需油油手，但是一般到军中之后尚可保持在五成。

边镇因为地位特殊性，可保持在七成。

之所以会延绥镇会出现这种荒唐闹剧，那是喝兵血在作祟。

喝兵血，狭义上讲是吃空饷，即古代军官对于士兵阵亡不上报，扔按原花名册领取军饷，然后挪至个人手中。

这种行为普遍存在于古代军队当中，甚至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

广义上讲，高端的喝兵血应该是克扣盘剥饷钱军粮、倒卖马匹装备、私截抚恤金额、折发军功赏格。

喝兵血基本每个朝代都存在，即使是以治军严苛的秦朝，在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当中记载了“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可见在秦军当中就有喝兵血的问题。

而北宋的仁宗时厢禁军一个指挥都本应有马军四百、步军五百，然而实际上指挥都却只有马军三十、步军二百，虚报兵额数量令人咋舌。而且厢禁军士兵待遇也会被各级军官腰斩

但是在大明朝，喝兵血问题却是一枝独秀，简直是把吸管直插动脉，士兵待遇何止是腰斩，简直就是脖斩

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不到十年时间里，大明仅在辽东一地就支出军费6000万两白银。

每年600万两，按照辽东20万战兵计算，人均支出30两。

这其中固然有大量的堡墙设施修筑费用支出，但战兵基本生活保障，哪怕拿出十分之一，也肯定是足够的。

所以，人们以为的明军应该是盔甲严整，杀伐骁勇：

然而，实际上如何呢？

“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

“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裤者，有无鞋袜者”；

“饥寒逼体，绥而病，僵而卧者比比皆是”；

“人仅骨立，衣甲全无”。

甚至都比不上叫花子——要饭偶尔也能吃一顿饱的吧？

明朝投入的巨额军费，不要说战马、甲胄、兵器，就是吃饭都供应不上，钱哪里去了呢？

答案自然是进入各级军官的腰包了。

上至总兵，下到小旗，人人都把喝兵血视作发财捷径。

兵部武库司发放的刀枪、盔甲虽然制作工艺质量一般，但用的钢铁确实都是真材实料，属于上等钢铁。

但是配发到边镇之后，马上就会被整批交给晋商倒卖。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流入后金，回炉重造，变成上等白甲。

按制每年需为战兵配发一件鸳鸯战袄，各级文官根本看不上、也不屑于这种鸳鸯战袄，从来都是按时配发。

结果却是，一件鸳鸯战袄穿十年是普遍现象。

有人要问：武器装备有倒卖渠道，那么鸳鸯战袄军官倒卖给谁呢？没有变现渠道呀！

格局小了！

当时的做法是：鸳鸯战袄大拆解，里面的棉花单独取出来，绣线单独抽出来，内衬铁钉与铁环单独拿下来，最后剩下的布料重新剪裁之后，即可实现“军转民”

一次几十万件，不论是棉花、绣线，还是铁环、布料，累积起来都不是一个小数字。

军饷克扣也就罢了，军粮也不放过。

按制：战兵在平时每日应有一升米（一斤半），战时行军则是一升半米（两斤）。

但实际上，能吃到实额六成的，已经是良心上官了。很多时候，都是实额的三四成，每天都是饿着肚子。

就这，还不满足，还要新粮倒换陈粮。西北边军常年吃的都是八年陈粮，能吃到五年陈粮的都算运气好。

而朝廷发的军粮，都是通过太仓执行。

太仓管理一向严格，有巡按御史盯着，很少有缺漏，所以发出的基本都是二年新粮。

新粮价格自然是比陈粮贵，这中间就有差价可言了。

至于和谁合作，那自然还是晋商了。

晋商为后金提供情报，引后金入关劫掠金银财富。

后金用劫掠到的金银财富从晋商那里购买装备、粮食。

晋商从边军那里倒卖装备、粮食。

边军卖出去了装备、粮食，战斗力拉胯，挡不住后金入关劫掠。

由此，陷入一个循环怪圈。

以上说的都是边军，朝廷大把的军费支出对象是以边军为主，于是边军的各级军官也就有了喝兵血的机会与条件，主要是倒卖马匹、装备、粮食。当然，也包括克扣军饷。

那么，卫所军呢？朝廷军费支出一般轮不到卫所军，所以就是想倒卖，也缺乏条件与空间。

但是，这不代表卫所军就无法喝兵血。

只是手段不一样。

卫所军平时的武器装备本就很少更新换代，所以缺乏倒卖空间。

而粮饷更是低到发指：以万历二十年（1592）为例，已成家的卫所军士每年军饷折平价银9两，未成家的仅5两。

羸老残疾卫所士兵每年仅折平价银3两。

就这么一点，即使全都克扣掉，军官也富不到哪去。

但是，这难不倒卫所军官。

卫所军属于军户，原本每家都有自己的耕种土地。但是经过各级军官的一番操作，最终都纳入了军官名下。

此外，卫所军官还时不时的把军士租出去，给人打零工，比如：抬大轿、搬墙砖，挖沟渠、种水田，吹唢呐、扛白幡，看赌场、撑河船，打铁具、做席面，杀大猪、晒海盐等等。

可见，这些卫所兵除了打仗不行，其他都很行。

甚至从宣德朝开始，东南一带还催生出一个特殊的中介职业，即“军介”。

顾名思义，就是如果有需要短中期用工的，就可以找到“军介”，由“军介”与卫所军官接洽，然后出兵——干活。

当时的织工经常混入大头兵，一般都是有紧急订单的时候，临时雇用卫所兵。

至于工资，大部分都是进各级军官的腰包，大头兵只能拿仨瓜俩枣的小部分。

可见，大明朝的喝兵血，不但惦记大头兵的东西，还惦记大头兵的身体……

幸好，那时候还不流行会所之类的。

呼应一下开头吧，之所以还有三千延绥镇边军赶到北京，那只是因为这部分有一小半是家丁。

军官也不傻，如此严酷的喝兵血，正常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军队完全丧失战斗力——上阵是要杀人的，不是去要饭的……

所以，他们喝兵血搞到的钱，拿出一部分单独用到家丁身上：在士兵当中选出10%的精锐，足粮足饷，仅剩的马匹、盔甲等都留给家丁使用，装备齐整。

然后打仗时候就用这些家丁出力。

这些家丁确实足够精锐，战斗力强，但是仅适用于小规模作战。

一旦遇到大规模的野战，就力不从心了。

所以，明末边军打小仗势不可挡，打大仗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