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法十周年，为何家暴认定仍旧不易？ |  专访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邓乔尹 记者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陕西永寿县的长孙苗苗想要离婚，试着向婆家探口风，公公撂下了这样一句话。后来，她的丈夫张某兑现了这句话。

据新京报报道，2024年12月，苗苗第二次起诉离婚被驳回13天后，张某找她“谈婚姻的事”，争执中将她殴打至昏迷，随后开车将她扔下了土崖。这可能并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据家属回忆，殴打始于苗苗做月子期间，张某施暴、道歉、写保证书，再施暴，循环了整整九年。苗苗并非没有求助过，她报过警，躲藏过，也两次走进法庭。第一次，她在法院的劝说下撤诉；第二次，法院驳回了她的离婚请求。

这起案件今年已两次开庭，至今尚未宣判。同样是今年，于2016年3月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已满十年。十年间，跟踪、骚扰、威胁等行为被明确纳入家暴范畴，法律在纸面上一步步向受害者倾斜。但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贺欣却在调研中发现，法院不认定家暴是常态，一审基本不判决离婚。一位由法官转行的律师告诉他，律师通常不愿代理首次起诉离婚的案件：“结果早就确定了，有什么必要请一个律师呢？”很多受害者仍被困在原地，半年后才能再次起诉，其间可能继续遭受暴力。

立法与司法之间，为何横亘着鸿沟？过去关于家暴的讨论多集中在一段关系的两端，人们追问受害者为何难以离开，施暴者如何被塑造。贺欣则把目光投向了站在关系之外的裁决者。十余年间，他深入广东和陕西两地的基层法院进行田野调查，旁听庭审，访谈一线法官、律师乃至案件当事人。这些观察最终汇成《中国式离婚：婚姻诉讼中的性别偏见》一书，中文版于今年7月问世。

国庆假期后，界面文化与贺欣视频连线，从反家暴法实施十年的变与不变聊起。谈到证据不足常被视为家暴难以认定的原因时，他告诉界面文化，当事人的说法与证据明显对不上的情形其实并不少见，例如当事人主张妻子腰上的伤是踩了香蕉皮摔的。“这些都很扯”他说道，“以当今法官的素质和能力，判断证据真实性这个事情其实不难。”如果证据不是最大的问题，为何家暴认定仍如此之难？法官个人的观念甚至性别，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判决？十年之后，立法与司法间的鸿沟，该从哪一头填起？

贺欣（图源：香港大学法学院官网） 01 法律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

界面文化：今年是反家暴法实施十周年。据你观察，十年来发生了哪些实质性变化？

贺欣：至少在城市地区，大部分人已无法接受“打了就打了”或者是“女人就该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种观念，这种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如今中国女性在各领域的自由程度，我想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不要说封建时代，我们父母那一代的自由程度都不能与我们这一代相提并论。结婚与否，现在的女性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权，只有婚姻能让自己过得更好时她们才会结婚。

但在欠发达地区，仍有大量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中国式离婚：婚姻诉讼中的性别偏见》中有一个案件，被家暴的原告有无法离婚的理由：“如果我们离婚，我就不会被他打了，孩子们也不会那么害怕。但是我每个月只挣800元，没有他的支持，我们谁都无法生存。”最终原告选择撤诉，“只要我们继续婚姻，他父亲会给我们钱，孩子们可以上学。因此，我宁愿忍耐和受苦。”

法律是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主要变量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变量是女性的经济独立，要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和朋友圈。

界面文化：极昼工作室此前报道，一名被告人对妻子实施家暴长达13年，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为什么家庭会成为暴力被宽恕的理由？

贺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家暴发生在家庭成员这个很特殊的群体之间，双方存在血缘或亲缘关系，有很复杂的感情因素。可能今天打了这巴掌，两个人像是仇人；明天和好了，又爱得难舍难分。这种情况不像处理陌生人纠纷那么非白即黑。

近年来为了推动两性平等、反对家暴，国家也强调要惩治分手暴力。2024年最高法与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针对因不满对方提出离婚而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案件，要求依法从严惩处，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

界面文化：所以或许可以说，“家庭会成为暴力被宽恕的理由”这个论断本身不一定成立？

贺欣：是的，不一定会被宽恕。很多人在殴打他人时有自己所谓的理由，关键在于法律如何评价这个理由。今天大概率没有人能接受“因为女方没有给我洗衣做饭就施暴”的做法。可是如果女方道德上有污点，有婚外恋、赌博或是卷款跑路，情况就变得微妙了，此时有人可能会认为殴打这样的女方事出有因。法律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一直在变化。

电影《出走的决心》中， 妻子李红不敢杀活鱼，丈夫孙大勇回应道“装什么大小姐” （图源：豆瓣）

界面文化：中国的纠纷解决方式常与“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而你更强调考核指标和结案压力等制度性因素。反家暴法制度施行后，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观念和司法实践？

贺欣：反家暴法制度有对文化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冲击，尤其是在发达沿海地区，家暴越来越不被认可。但是在很多相对落后的地区，传统文化影响仍然比较强，制度它能产生的冲击或作用有限。

从文化传统来讲，中国长期以来都没有“家暴”这个概念。法律直到2001年才首次出现“家暴”一词。2015年中国颁布了《反家暴法》，还是单独立法，也有了先进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法院可裁定禁止施暴者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责令其迁出住所等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措施），这些制度不存在特别大的设计缺陷。只是在法院落实的环节，实际执行与制度设计的初衷产生了偏差。

法律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不可能今天颁布一条法律，第二天世界就全然改观。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法律变化更像是多了一层信息，提供了一个传声筒，将新的信息传递渗透进来。新制度所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有着成型旧制度和各种特定格局的复杂社会状况。多了一层信息，并不可能完全颠覆原本的格局，只能是渗透性地、慢慢地发生变化。

电影《盲山》中， 大学生白雪梅被拐卖至某偏僻山区（图源：豆瓣） 02 法官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落实法律的机器

界面文化：今年陕西“土崖扔妻案”引发了广泛关注，该案中的女子曾两次起诉离婚，第二次被驳回后13天遇害。你书里也写到，当事人往往要起诉两次才能离婚。如果起诉理由是家暴，这个节奏会被改变吗？

贺欣：大概率不会。当女方提出家暴这种起诉理由时，法官马上就会意识到，男方会是一个难缠的当事人。

我的研究，包括后续很多相关研究也都表明：维持社会稳定、防止极端事件，让当事人心平气和地离开法院、接受法院的决定，都是影响法院裁决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书中有一个案件，女方向法官表示，如果起诉被驳回，她可能会自杀。男方则向法官威胁道，“现在我们还是朋友，但是这次民事诉讼如果以离婚结案，你就会在刑事法庭上见到我。”最终，该案法官害怕做出对男方不利的判决。

这是一个有可能升级为恶性事件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稳定的考量会影响程序和结果。由于恶性事件的数量已经成为评估法官绩效的主要标准，法官只能谨慎对待当事人，说服妻子撤诉，或调解结案。当双方在多次努力后未能达成和解，法官的第一选择就是拖延。然而，拖延意味着法官无法在法定期限前结案。第二个选择是做出判决，但这可能引发恶性事件。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图源：豆瓣）

法官的工作是找到结案方法，而不是制造新的纠纷。所以从概率上来讲，提出家暴时，第一次审判就判决离婚的可能性不但不会增加，反而可能降低。

界面文化：书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你总结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在离婚案件中，当一方态度激烈，甚至发出死亡威胁，法院往往驳回离婚，调解时转而要求另一方让步。不同性别的当事人以同样激烈的方式威胁时，法官的反应一样吗？

贺欣：是不一样的。“不同性别当事人以同样激烈的方式来威胁”其实已经是比较理想化的想象，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在我研究的案例里，通常女方很难被法院解读为对社会稳定构成“明显和现实”的威胁。

一方面，性格等方面因素意味着男方能够落实这些威胁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从整体上来说，男方的经济能力更强，可以用经济补偿换取女方让步，对于抵制较少的大多数案件，这种交易是隐性的。反过来，女方则不一定有这样的能力。

法官面对的威胁大多数都来自于那些所谓“成长停滞”的男方，那些有暴力或极端倾向，甚至染有恶习的群体。法官称他们为VIP，也就是“重点客户”，都是些惹不起的人，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相对而言，女方比较少存在这种情况，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会温和不少。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安嘉和施暴的场景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图源：豆瓣）

界面文化：离婚常被视为摆脱家暴的出口，但书中提到，实践中女性往往要放弃房产和抚养权，才能换得一纸离婚书。这笔“交换”是怎么谈成的？

贺欣：法院往往抱有促成调解或者是希望案件私了的心态。七八成以上的案件中是由女性提出离婚。当女方迫切希望结束婚姻，男方却不肯离婚时，要说服后者接受离婚，就要给他很多补偿条件。法官自然会把各种相关因素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子女抚养权、财产权等等，都变成了筹码。

这显然跟法律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法律讲究一码归一码：是否离婚有一套标准，财产分割有一套标准，子女抚养权的分割也有非常清晰的标准。法律并没有规定把这几个因素捆在一起处理的做法，也不存在“如果要让对方同意离婚，当事人其他方面就得做出巨大让步”的规则。

在书中的“炼油工人案”中，原告想要离婚并获得儿子的抚养权。即便原告有能力养育孩子，但法官担心如果女方坚持要求抚养权，她可能首先很难离婚。不仅如此，原告还面临男方家庭的争夺和己方亲属的施压。法官在调解阶段问原告：“现在你知道他们的立场了，你还坚持要离婚、农村的房子和孩子的抚养权吗？”

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实际上在推动女方放弃这些利益。即便未必情愿，诉讼当事人也必须接受：法官的调解是法院所提供的最佳解决办法。从公平的角度来讲，结果显然对女方不利。法律的制度设计是相对公平，甚至可以说是偏向于保护女性的。但法官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落实法律的机器，法外因素渗透进了法官处理法律的过程之中，使他们有意无意做出了不利于女性的决定。

03 正义需要回到其原本的特定环境中去判断

界面文化：证据不足是家暴认定率不高的原因之一，但你发现即使证据齐备，法官仍可能不认定。这是常态还是个例？法官不认定的主要顾虑是什么？

贺欣：不认定家暴是常态。在大量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存在明显差别。比如说，女方会说出很多细节，包括打的部位、用什么东西打的，描述的详细程度，甚至还会出具警方的到访记录、男方的悔过书等等，可以证明家暴的证据很多。

如果证据和事实有出入，其实根本经不起追问。有些敢认定家暴的法官，在判决书中写得很清楚。比如说，男方的体型或者是身体的状况和女方形成鲜明的对比，男方非说是女方殴打他，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再比如，女方被打伤的部位在腰上，当事人主张是她踩香蕉皮摔的，这些都很扯（笑）。

电影《十二怒汉》中，陪审员对证据提出了合理怀疑（图源：豆瓣）

以当今法官的素质和能力，判断证据真实性这个事情根本就不难。只是法官不愿意认定，于是就会采取忽略、协调，甚至是PUA当事人的方式：“其实你们感情也还可以，也没什么问题。”或者说“你都要离婚了，你还需要提家暴干什么？”所以证据足够与否，是家暴认定率不高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

界面文化：根本原因是什么？

贺欣：这背后的逻辑和一审基本不判离的逻辑是一样的，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两套相互关联的制度约束：注重司法效率和维护社会稳定。注重效率意味着法官应当有效及时地处理案件，案件应在3-6个月内审结。然而“案多人少”的问题普遍存在，在我所调研的一家珠三角地区法院，家事和未成年法庭的法官每人每年平均要处理200个案件。维护稳定则意味着任何法院判决都必须为诉讼各方和整个社会所接受。上诉率，上诉后的发回、改判率，申诉率，以及前面提到的“恶性事件”，都是衡量稳定的指标。

第一次离婚案件判决驳回、不认定家暴是法官在现有激励机制下的选择结果。对当事人来说，第一次起诉时判决驳回满足了被告，被告在面临第二次起诉离婚时也会更有心理准备。而原告也可以在6个月后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并将判决驳回作为未来离婚申请的证据，此时法院很可能会准许离婚。对法院来说，在“效率”和“维稳”的压力下，判决驳回是法官们的最佳策略，既平衡了诉讼双方，又保证了结案率，还能防止极端事件。

《中国式离婚：婚姻诉讼中的性别偏见》
贺欣 著 肖惠娜 译
花城出版社 2026-7

界面文化：有律师指出，一些裁判人员仍持有“家丑不可外扬”这类观念，一些法官认为只有严重的肢体暴力才算家暴。社会上会有这样的声音：既然法官的个人观念会影响判决结果，那么女性法官是否会保护女性多一些？

贺欣：我不完全同意。中国的法院系统是一部巨大的机器，即便我作为学者，好像已经把这个体系看得那么清楚了，当我坐到法官那个位置上时，恐怕也只能这么做。因为一旦不这么做，马上就会出现后果，要么是当事人闹事，要么是被上级批评，案件处理不好，各种问题都会随之而来。

采取何种形式、程度和频率的暴力才构成家暴，法律上并没有清晰的标准，所以理论上法官的裁量空间其实不小。但真正处理案件时，他们几乎只有不认定或忽视这一选择。因此，当下的结果不是制度赋予法官过多自由裁量权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制度塑造了这些法官。所以我不是很同意“女性法官会保护女性多一些”这一观点。制度的力量太强大了，法官自然会觉得当下的做法就是最优解。

界面文化：说到法官，我们最熟悉的是包拯、狄仁杰这样明察秋毫、判断对错的清官。但你写道，如今家事案件中的法官在调解时，往往不再把追究谁对谁错放在第一位。是什么在影响他们的判断？

贺欣：像包拯这些历史上的“偶像”往往不是很真实。大众对于司法角色的期待是理想化的。我认为，正义需要回到其原本的特定环境中去判断。法官也是普通人，他们同样有自己的职业考量，要升迁，要休假，要加班，要涨工资，要照顾家庭和孩子，这些都是你我同样要面对的问题。我不相信现在的法官完全不考虑对错。只是在这个体制里，法官就会受这种体制约束，他的决定是被整个环境塑造的。

电视剧《少年包青天》（图源：豆瓣）

法官的待遇和他们犯错后承担的后果之间是不平衡的。尽管只有少部分离婚案件转化为恶性事件或上访，但这种事件一旦发生会被视为法官渎职，会对职业生涯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许多法官都无法避免地卷入了当事人的生活，许多法官每天都会收到当事人的电话。与此同时，家事法官还可能面对愤怒的当事人的威胁甚至是人身攻击，因此法院必须在出入口安装金属探测器和X射线机器。

界面文化：法律社会学关注的不仅是书本上的法律，更是行动中的法律。家暴本是离婚的法定情形，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却常常不认定、不判离、也不赔偿。看到这样的差距时，你有什么感受？

贺欣：我在法学院读书时，老师在课堂上就讲讲认定家暴的因素，来去就那几条，大家都觉得很枯燥。但事实让我大开眼界，实践中居然有这样的处理方式，我很生气。

后来我渐渐理解了法官这么做的原因，明白要改变现状的困难，对他们多了一分共情。作为研究者，我始终秉承“理解而非简单批判”的态度，不能过度批评或者责怪法官的个人道德或者是职业能力。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制度本身，在此基础上，再去寻找解决方案。

如果说本书的研究有一定道理的话，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应该是调整法官绩效考评的因素。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要求，不得单纯以结案率作为评价指标，而应建立“质量、效率、效果”三位一体的考核体系。不过我自己还没有仔细研究过。如果说目前没有办法触碰“维持社会稳定”这个指标，或许可以对效率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做一些调整，从而削弱制度上的影响，使得法官有更多空间按照法律的原意判案。

参考资料：

新京报：《一桩事先张扬的杀妻案》，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782692139169610.html

界面新闻：《千份涉家暴离婚判决书分析：案件认定难题待解》，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68512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