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秋，山西五台县，八路军第115师进入晋东北地区后，面对的并不只是日军，还有一座屹立数百年的旧城。让人意外的是，这座城没有被当作固守据点，反而走向了拆除。原因不在于它不坚固，而在于时代已经改变。
五台县城并不在五台山脚下。县城距五台山直线四十多公里，旧时道路曲折，实际路程更远。五台山名气太大，遮住了县城本身的历史。可在地方志记载中，这座城曾被称作“小而坚”，甚至有“晋地数千里雉堞之险莫险于此”的说法。
所谓“小”，有明确尺寸。清代《五台县志》记载，城周“三里余二十步”，换算下来大约一千五百米。对于一座县城来说，这个规模确实不大，城内能够容纳的人口和军队也相当有限。
但城池的价值，从来不能只看大小。五台县城建在台地之上，东面、北面以及南面东部多为断崖，城墙顺着高地边缘修筑。西面虽然接近平地，城外却设置关隘、城壕和吊桥，进城必须沿着受限制的通道推进。
这种地形，决定了攻城者很难从四面同时展开。守军只需重点控制西侧，其他方向则借助悬崖和高差形成天然屏障。古人所说的“据险而守”，在五台县城体现得十分直接。
城墙本身也经过多次加固。最初的五台城以土筑成，明隆庆四年开始包砖。万历年间又增修外垣，墙体加高加厚，修筑垛口、敌台和营房，城门还包有铁叶。到了万历三十三年，敌楼和墙基继续用砖石强化，断崖外增砌石台，防御层次更加完整。
南、北两座城门依山而上，石坡长达半里。西门则承担着平地一侧的主要出入口。东面没有城门，这个设计看似不便，实际上减少了一个可能被突破的方向。城池不大，却把有限的防御力量集中到了关键位置。
1649年，清顺治六年，姜瓖在大同起兵反清，曾派兵围攻五台县城。地方记载称，攻城军队人数众多，器械齐备，箭矢和炮火持续压迫城防。五台城却凭借地势坚守，前后相持约一年，始终没有被攻破。
这段经历在地方文献中颇受重视。有人问守城者：“城小兵少，如何能撑下去？”守城者回答：“三面有险，只守西面。”这几句话未必是当时原话，却准确说明了五台城的防御逻辑：不是处处设防，而是借地形把敌人逼到有限的进攻路线上。
值得一提的是，五台城的坚守没有成为广为人知的战例，并非它不够惊险，而是这种经验很难复制。它依靠的是特殊山地、狭窄台地和有限人口，其他城池即使照搬，也未必能形成同样效果。加上五台地处内陆，并非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史书自然少有浓墨重彩的记述。
到了近代，城墙面对的敌人已经变了。冷兵器时代，城墙可以阻挡攀登、延缓冲击；面对飞机、火炮和机枪时，高墙却可能变成醒目的目标。守军据城固守，容易遭受集中轰击；一旦撤出，敌军又能利用城墙构筑火力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115师在五台一带开展抗日斗争，逐渐建立根据地。部队所面对的是装备占优、机动能力强的日军，传统县城已经不适合充当固定防线。八路军更强调分散隐蔽、机动作战和依靠群众，坚守一座孤立城池反而可能造成被动。
于是，五台县城的城墙被列入拆除范围。拆墙并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历史价值，而是为了避免敌军借助旧城固守，也为了清除交通和行动上的障碍。群众参与其中，砖石被拆下后，有的用于修路、建房，有的则成为附近工程材料。
这种做法并非五台一地的特殊现象。民国时期，全国不少地方都曾拆除城墙，理由既有军事变化，也有交通拓展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城门限制道路宽度，城壕影响排水，封闭的城防格局与近代城市功能越来越不相适应。
因此，五台县城的消失，既与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选择有关，也与近代城市转型密切相连。那座周长不过三里的小城，曾让重兵围攻一年不得寸进；而在火器、交通和作战方式全面变化之后，它又不得不让出位置。城墙没有被敌军攻塌，却被时代的新需求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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