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出了个外国校长

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开学。一个七十一岁的美国人，穿着清朝的二品顶戴，带着一群洋教习，走到孔子画像前，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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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身着学袍礼帽于京师大学堂就职典礼

在场的西方传教士脸都绿了。在他们的账本上，向一尊木牌位低头，约等于在上帝背后捅刀子。这个美国人后来在回忆录里解释得很朴素：他鞠的不是偶像，是“这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象征”。但没人听。他成了一个叛徒。

这个叛徒的名字叫丁韪良。他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教习，按今天的说法，北大第一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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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一八九八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即戊戌年八月初六，也就是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等发起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有了“中国选择一个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博士作为新的帝国大学的校长”的新闻报道。这则报道的正题是《中国的帝国大学》，副题是《美国人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校长》，全文如下：

华盛顿9月22日电——国务院收到康格大使从北京发回的消息，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最近由朝廷创建的中国的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 of China)的校长(president)。丁博士是美国公民，大约五十年前作为传教士前往中国，此后在那个国家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对那个民族及其语言、习俗、传说等很有研究，据大使称，丁被认为是无可匹敌的。他作为Peking University的校长将近三十年，而且著有许多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初，这一任命有相当大的反对意见，经由李鸿章的努力，才终于以任命两个校长的方法获得妥协。

历史有时候像一把钥匙，被造出来是为了开一扇门，结果门没开，钥匙先被拧断了。丁韪良就是那把断在锁孔里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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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在北京创办的近代报刊《中西闻见录》中的同文馆试题

出生于1827年4月10日的丁韪良来中国是1850年，坐船来的，身份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威廉·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这个英文名字在汉学界，远没有“丁韪良”这个中文名字来得知名度高。翻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人写中国的那些书籍，丁韪良肯定是最频繁被提及的“中国通”之一。当时来中国考察或旅行的美国人，到了北京之后，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拜访住在西山的丁韪良。丁韪良先是在宁波传教，后来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起草，再后来做了一件改变中文词汇版图的事：把美国人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译成中文，取名《万国公法》。就是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用“权利”两个字来对译英文的“right”。在他之前，这个词在中文里要么译成“当”“应有”，要么干脆译成“权”。他加了“利”字。一个传教士，给一个古老的文明塞进去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长成了无数人挂在嘴边的词，不过当时没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总理衙门收了书，刊印了，同文馆拿去当教材，仅此而已。

真正让丁韪良拿到权力的，是另一件事：他管同文馆管了二十六年。

同文馆是清廷的自救产物，教洋文、教公法、教格致，士大夫看不上，骂它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渊薮。然而丁韪良把它管出了名堂。他手里的学生，后来出了光绪皇帝的两位英语老师，出了十二位驻外公使。1885年，清廷赏他三品官衔，理由是“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1890年他回国休假，总理衙门破例连日设宴饯行，馆里一百个学生穿着盛服齐集考棚，送他纨扇楹帖围屏，颂词里把他和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摆在同一排货架上。

一个洋人，在帝国的官僚体系里混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该知足了。

可丁韪良想要一所能装下整个西学的房子。同文馆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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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撰写的关于光速的介绍文章

1898年，房子来了。光绪皇帝下诏办京师大学堂，李鸿章和孙家鼐联名推荐丁韪良做西学总教习，授二品顶戴。从三品到二品，他用了十三年。从二品到走人，他只用了不到两年。

京师大学堂的开学典礼很体面，洋教习们穿着礼服，对着孔子像弯腰。问题是体面底下，账本一直是紧的。1900年义和团起事，大学堂散了，丁韪良躲进英国公使馆，每天扛着一杆枪到大门口站岗，因为他懂中文，可以盘问每一个要进使馆的人。一个七十二岁的传教士，在北京的夏天里替大英帝国看门，这个画面如果拍成电影，观众大概会以为是黑色幽默。

围解了之后，他回了美国，又回来了。1902年，张百熙接管京师大学堂，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丁韪良和所有欧美洋教习“一概辞退”，理由是“经费无多”。经费无多，但辞退洋教习要付解聘费，付完解聘费还要聘新教习，实际花得更多。账不是这么算的。真正的账本上写的是另一行字：传教士对学堂事务的干涉，到此为止。

丁韪良没有闹。他拿了钱，走了。一个在中国待了五十二年的人，最后被一纸公文请出了他亲手参与搭建的那间屋子。

后来有人写文章，说他同文馆办得不成功，说他本人素质不高，说清廷用他只是为了省钱，说他实际管事只有一年半，功过无从谈起。这些论点每一条都能找到反证：同文馆出了十二个公使，不是不成功；三品官衔是总理衙门奏请赏的，不是素质不高；饯行的时候一百个学生哭哭啼啼，不是省钱省出来的感情。然而反驳没有意义。一个人被从记忆里划掉的时候，理由从来只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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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晚年摄于北京

丁韪良晚年做了一件跟校长身份毫无关系的事。他翻译李白。

他喜欢李白的诗，喜欢到把《行路难》《长干行》《月下独酌》一首一首地译成英文，收进1912年出版的《中国传奇与抒情诗》里。他译得很卖力。他用民谣体来套李白的句子，四行一节，abab或者abcb的韵，抑扬格踩着步点走，读起来像英国乡间小酒馆里唱的调子。

丁韪良译文 例一

A little child was I ，

My head a mass of curls，

I gathered daisies sweet，

Along with other girls，

笔者对其译文再翻译

我还那样年幼，

卷发乱覆着额头，

我收集着美丽的雏菊，

和那些女孩儿一起。

李白原文

妾发初覆额，

折花门前剧。

丁韪良的译诗分为八个小节，每一节用一韵，语言简洁，明白如话。抛开与原文对应与否的因素不论，英文读起来感情充沛，有种流丽的音乐美。一个年轻深情的妻子，娓娓诉说和丈夫童年的友爱、婚后的甜蜜，以及别后她对他的思念，以及专一的爱慕之情。除了把诗歌所展现的画面从中国清幽庭院，变成欧洲的景色，把诗中男女主角从唐代的中国移到中世纪的英伦，将女主角的身份从商妇变为军眷之外，那种用年龄序数抒写的手法没有变，诗情波澜转折的结构没有变，诗中少妇天真烂漫的童年形象，婚后难以为情的新妇形象没有变，她望眼欲穿的情绪和热情坚贞的爱情信念也都没有变。

译诗的第一个小节完全是丁韪良添加的，为整首诗开宗明义：这是一个孤寂的少妇思念远方丈夫的内心独白。也许是为了让译诗的整体氛围更切近英语读者的想象，丁韪良接着对原诗的细节作了一些改动。他大概觉得那小女孩“折花门前剧”的动作不够活泼，特别是对于满头“小卷发”的小姑娘来说不够活泼，于是他让她去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摘雏菊”；小男生既然骑着竹马跑来，与其“绕床弄青梅”就不如舞盾弄剑来得简单，又可以和后面的“从军”之别相对应；至于“抱柱信”、“望夫台”之类的意象含义太复杂，一两句诗肯定说不清楚，那么干脆不要提，连带“瞿塘滟滪堆”一直到“坐愁红颜老”，统统一字不提。于是，诗中女子对丈夫的深长惦念，日复一日的默默等待，红颜易老的忧伤感叹等，都未出现，直接就跳到女子对于会面的渴望，对于丈夫的热烈的爱，以及蕴蓄在她心底奔放，渴望与丈夫会面的热情。李白的《长干行》突出细节，那些生动鲜明的描绘，在艺术上是非常成功的。丁韪良的译诗率直坦白，虽然把背景换了时空，但情感的炙热宛然，平心而论，其声情摇曳的艺术效果也还是相当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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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中）和他的中国学生

《月下独酌》的标题下也有小注：“再现中国人热爱的诗人李太白的著名诗篇，这是一次尝试。他的诗名与酒名同样显赫，传说中他死于大醉之后，企图从水中捞起月亮的倒影。”

丁韪良译文 例二

Here are flowers and here is wine，

But Where's a friend with me to join，

Hand to hand and heart to heart，

In one full cup before we part？

笔者对其译文再翻译

与其独饮，

不如邀明月，

将她的容颜屈就，

荣耀此时此景。

李白原文

举杯邀明月

丁韪良之译《月下独酌》，对原本词句的保留比《长干行》还要少，自己想象发挥得更多。李白的感情跌宕起伏，丁韪良译来一味率性纯真。不过，他译诗中的主体形象也始终没有脱离那个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纯粹得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丁韪良译笔的侧重点，就在于渲染这位“谪仙”兼“酒神”出神入化、潇洒自在、匪夷所思的浪漫情怀。

遗憾的是，丁韪良也译错了一些地方。他把《行路难》的结尾译成了“陆上海上都不安全，我为什么不待在家里”。李白原句是“行路难，归去来”，那是摔了筷子、拔了剑、四顾茫然之后的一声长叹，是骄傲的人被世界绊倒时发出的声音。丁韪良把它译成了一句关于居家安全的实用建议。他还无中生有地加了一个“fear”，李白没有怕过。李白的绝望是昂着头的，丁韪良给他安了一个低头的理由。

一个能把“权利”塞进中文的人，读不懂李白为什么不肯回家。其实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他太想理解了，所以总是理解得太实。他把“right”译成“权利”，把“行路难”译成“不如待在家里”，都是同一个动作——用一把尺子去量一条河，量出来的永远是尺子，不是河。

可话说回来，丁韪良是第一个把唐诗认真译给美国人看的本土汉学家。在他之前，美国人读到的李白是从法语转译的，再之前是从中文到法语再到英语的层层转手，每转一手就薄一层。丁韪良的译本不完美，但它是直接从中文里长出来的，带着一个在中国活了半个世纪的人的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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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在考棚留影

丁韪良1916年12月17日在北京去世，葬在西直门外。他活了八十九岁，在中国待了六十二年，做过传教士、翻译、校长、译者，最后被一所他当过校长的大学从校史里轻轻搁到了一边。

北大不认他，有北大的道理。一所中国的大学，首任校长是个美国人，这事搁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史上都不太好摆。但“不认”和“不存在”是两回事。1898年冬天那个鞠躬的人，1900年夏天扛枪站岗的人，1912年坐在书桌前把“行路难”译成英文的人，都是同一个人。你可以把他从名单上拿掉，拿不掉他做过的事。

他翻译了一辈子中国，中国也翻译了他一辈子。译到最后，双方都没有完全读懂对方，不过都留下了一本不太准确、却翻得很用力的译本。

这大概就是“行路难”真正的意思。不是路不好走，是走路的人明知道走不到头，还是把鞋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