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在澳门7天赢了1千万，第10天的时候，家人来电说他已仙逝

我哥在澳门7天赢了1千万，第10天的时候，家人来电说他已仙逝

我哥叫李建国，比我大六岁，今年该五十二了。他属鼠，小时候村里算命的刘瞎子摸过他脑门，说这孩子机灵，往后能挣大钱。我爹当时咧嘴笑，说挣啥大钱，能吃饱饭就行。刘瞎子捋着胡子说，吃不饱，他这命，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攥不住。

我哥打小脑子活。念书不行，初中没毕业就下地了，可他不甘心刨土。八十年代末，他十七岁，跟村里人上县城工地搬砖，搬了仨月，摸清了门道，回来拉了两个伙计，自己包小活干。九十年代倒腾过服装，去石家庄进货，扛着大包挤绿皮火车，回来在镇上摆摊，一件衣裳挣五块钱。后来开饭馆，卖驴肉火烧，干了八年，攒下点家底。再后来搞运输，买了辆二手货车，跑山东拉菜，起早贪黑，腰上落下毛病。

我哥这人，脑子快，胆子大，就是有个毛病——心浮。干啥都是干一阵就腻，腻了就换。我嫂子为这个跟他吵过多少回，他当面应着，转头该咋样还咋样。我嫂子姓赵，叫赵桂芬，是个本分人，在镇上小学食堂做饭，一个月挣两千来块钱，稳稳当当。她跟我说过：“你哥这辈子，就没个安生时候。”

前年秋天，我哥五十一，不知听谁说的，澳门那边工地缺人，钢筋工一天八百港币。他跟我嫂子商量，说去干半年，挣个十万八万就回来。我嫂子不让去，说那么远，人生地不熟，再说你腰不好，钢筋工扛不动。我哥说：“我不扛钢筋，我去看看，有啥门路。”我嫂子说：“啥门路？澳门能有啥门路？”我哥不吭声，过了几天，背着包走了。

头一个月，他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说这边活多，钱好挣，就是住得挤，六个人一间屋。我说你注意身体。他说知道。第二个月电话少了，一个礼拜打一回，说话急急忙忙的，我问干啥呢，他说忙。我嫂子也觉出不对，让我多问问。我打电话过去，我哥说：“妹，你甭管，我这边有个事，成了跟你们说。”我问啥事，他把电话挂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压根没去工地。到澳门第三天，他在街上溜达，看见一家赌场，装修得金碧辉煌，门口站俩保安，里头人声嗡嗡的。他进去了，看人家玩，看了一下午，回来睡不着，第二天又去，第三天揣了五千块钱进去试水。赢了。五千变一万。他心说这来钱快啊，比扛钢筋强多了。又去。赢了。第三天又去，输了。他不服，取钱，接着来。那个礼拜，他手气邪了，押啥中啥，到第七天，他打电话跟我说：“妹，你猜我赢了多少？”

我说多少。

他说：“一千万。港币。”

我拿电话的手一哆嗦，说哥你别吓我。他说吓你干啥，我给你拍照片。过了一会儿发过来一张图，他坐在一张桌子跟前，面前码着一堆筹码，花花绿绿的，他咧嘴笑，牙花子都露出来了。我盯着那张图看了半天，心里不踏实，说哥你赶紧回来。他说急啥，我再玩两天。我说你听我的，回来。他说行行行，过两天就回。

那两天，他手气还是旺，又赢了一百多万。他开始花钱，买了块表，金灿灿的，花了八万。又买了个包，LV的，给我嫂子寄回来了，还寄了两盒杏仁饼、一盒蛋卷。我嫂子收到东西，打电话问他，他说给同事带的，别多问。我嫂子跟我念叨：“你哥那口气，跟以前不一样了，说话的味儿都变了。”

到了第九天，他打电话来说：“妹，我打算在澳门买个房，小户型，三百万，搁着升值。”我说哥你是不是疯了，你连澳门啥政策都不知道。他说：“我问了，能买。”我说你听我一句，赶紧把筹码兑了，钱存银行，人回来。他说：“你咋跟我媳妇一个口气。”我说：“我俩都担心你。”他说：“担心啥，我又不是小孩。”电话挂了。

第十天上午，我嫂子给我打电话，声音发颤，说：“你哥电话打不通了。”我说可能没电了。她说：“从昨晚打到现在，关机。”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别急，我问问。我给澳门那个号码打，关机。给他微信发消息，不回。等到下午三点，我嫂子又打过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妹，那边派出所来电话了，说你哥没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咋没的？我嫂子说，人家说，早上酒店打扫房间，发现人躺在床上，叫不醒，送医院，大夫说心梗，人已经走了。我哥住的那个酒店，房间号是十八楼，窗户朝北，看不见海。床头柜上搁着半瓶矿泉水、一板吃了一半的救心丸，还有一张纸条，上头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桂芬，我对不住你。”

我跟我嫂子当天夜里飞的澳门。到那边，派出所的人带我们去了酒店，房间已经封了。东西清点了一遍，一个行李箱，里头几件换洗衣服，一块金表，一本皱巴巴的存折，存折上存了九百多万港币。还有手机，手机里最后一条消息是发给一个叫“阿强”的人，写着：“明天再玩最后一把。”

阿强是谁？后来才知道，是赌场里认识的一个叠码仔，专门给人介绍赌局的。我哥赢了钱之后，阿强天天陪着他，吃饭、喝酒、帮他换筹码。我哥住酒店，阿强帮他定的，房费一天两千。我哥买表，阿强带的路。我哥想买房，阿强说他有路子。我哥最后那一把，输了多少，没人知道。存折上的钱，比七天赢的时候少了三百多万。

我嫂子拿着存折坐酒店床上，半天没说话。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拉开窗帘往外看了看，说：“他这辈子，就想着挣大钱，挣了大钱，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我们把骨灰带回了老家。村里人都来吊唁，有人问我嫂子，建国挣的钱呢？我嫂子说，捐了。捐了一部分给镇上修路，剩下的大头，存了定期，写了我侄子的名。我侄子今年二十六，在县城当老师，老实巴交的，随他妈。

我哥的丧事办完，我去收拾他屋里东西。他床头柜里有个铁盒子，锁着，我拿螺丝刀撬开，里头一堆杂物：几张旧照片，他年轻时候在工地搬砖的、开饭馆的，还有一张他跟我嫂子结婚时候拍的，我嫂子扎俩辫子，他穿件中山装，俩人站一块儿，笑得见牙不见眼。照片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我哥的字，写的是：“这辈子挣够五十万就退休，带桂芬去趟北京，看看天安门。”

我拿着纸条愣了半天。他挣到过一千万，可他连县城的房子都没顾上装修，我嫂子还住着十年前的老屋，厨房墙皮掉渣，拿水泥糊了糊。

我嫂子后来跟我说，那七天赢了钱，我哥天天给她发消息，说媳妇你看，咱有钱了，想买啥买啥。我嫂子说，我啥也不买，你回来。我哥说，再等等，再等等，等我把这些钱变成更多的钱，我回去给你盖栋小楼。我嫂子说，我不要小楼，我要你人。我哥说，你咋这么死心眼呢。

我哥走那天，是第十天。他第七天赢了钱，第八天、第九天还在玩，第十天早上，人没了。他这辈子最后那十天，赢了钱，丢了命。我嫂子说，他要是第八天就回来，现在还在驴肉火烧店里给我打下手呢。

我哥的坟在村北山坡上，跟他爹埋一块儿。上个月我去上坟，烧纸的时候，我嫂子蹲在旁边，拿树枝拨火，忽然说了一句：“建国，你在那边可别再赌了。”火苗子窜起来，纸灰打着旋往上飘，山坡底下是我们村的地，玉米都收了，光秃秃的，垄沟一条一条的，看得清清楚楚。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跟我嫂子说：“嫂子，走吧，回去给孩子做饭。”我嫂子站起来，把围巾紧了紧，说：“走。”

下了山坡，走到村口小卖部，我嫂子进去买了瓶酱油，我在门口等。老板娘探出头来问：“桂芬，你哥那事，后来咋说的？那钱……”我嫂子把酱油搁柜台上，掏钱，一边数一边说：“啥钱不钱的，人没了，要钱干啥。”老板娘讪讪地笑了一下，没再问。

我嫂子拎着酱油出来，跟我说：“你哥这辈子，脑子好使，就是心思没使对地方。他要是把那脑子用在正道上，咱家现在啥样？”我说：“嫂子，别想了。”她说：“不想了。走，回家，今晚上做打卤面，你在这儿吃。”

我说行。

本文为虚拟演绎故事，仅作人文故事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