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说“对事不对人”，行动上“对人不对事”

社会变文明了，很多人一般来讲不好意思说“我就是针对你这个人，我不管你具体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是“对人不对事”的人，而是会坚称自己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

但事实上，很多人只是把“对事不对人”挂在嘴上说，他在行动上、在潜意识里，仍然是“对人不对事”。

“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就像法庭判案的原则一样，是严格“以事实为依据”的，当然法庭还要加上一句“以法律为准绳”。对于客观事实，自有一套判断标准，要有确凿的证据，要有可信的来源，保证事实的“真实可靠”；在事实之外不能臆测造成事实的人的“动机”，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强行给事实“加戏”。要尊重“原汁原味的事实”。

既然“对事不对人”的原则首先要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那些“捏造事实”的人就不可能是“对事不对人”的人；那些没有独立思考的、人云亦云的人，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蒙蔽，看不到真相，他们也很难成为“对事不对人”的人；那些信仰“阴谋论”的人首先就违背了“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当事实摆在眼前，“阴谋论者”认为事实“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开始曲解事实，“先射箭后画靶子”，让“客观事实”变成“符合自己口味的事实”，当然也不可能是“对事不对人”的人。

“立场论”者也不可能是“对事不对人”的人。

比如有人说某品牌汽车的脚踏板坏了、某品牌奶粉加了三聚氰胺，“立场论”者最关心的并非“以上说法是否为事实”，他第一个关心的是“某品牌汽车、某品牌奶粉是否为民族品牌”，他们会站在“民族品牌”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事实”的立场上。如果“事实”对“民族品牌”不利，他们会毫不犹豫“污蔑事实”、“掩盖事实”、“否认事实”，认为“披露对民族品牌不利的事实”是在不怀好意，恶意打压民族品牌。

“立场论”者嘴上肯定说自己是“对事不对人”的，他一般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对人不对事”的那种人；但这种人在行动上、在潜意识的思维里，都仍然是“对人不对事”的，只不过他可能意识不到这点。

为什么不能“对人不对事”？为什么必须要坚持“对事不对人”？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由他所做的“事”来决定的。“做好事者”就是好人，“做坏事者”就是坏人。而且，人是不能“脸谱化”的，一个“坏人”也有可能做“好事”，一个“好人”也有可能做“坏事”。同时，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只能决定他在历史上以及现在的时刻是“好人”还是“坏人”，无法决定他将来是否仍然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坏人可能会变好，好人也可能会变坏。如果因为某个人、某家公司历史上一直“做好人”，被认为至少在历史上和现在的时刻是“好人”，然后就得对他实行“对人不对事”原则，因为他是“好人”就维护他的一切，那么他如果变坏了，人们在做的就可能是“在努力维护一个坏人”；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因为某个人、某家公司历史上做了“坏事”，被认为至少在历史上和现在的时刻是“坏人”，然后就得对他实行“对人不对事”原则，因为他是“坏人”就恶意揣测、打击他的一切，那么他如果变好了，人们在做的就可能是“在断绝一个坏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建国初期的著名贪官刘青山、张子善，如果看他们的历史，他们都是共和国建立的功臣，都是“好人”。如果在刘青山、张子善的履历证明他们是“好人”是“功臣”的前提下对刘青山、张子善实行“对人不对事”的原则，说他们好的就支持，说他们坏的就反对，他们的贪腐罪状还能不能曝光？他们已经蜕变成坏人的事实还能不能大白于天下？他们给国家和人们造成危害的犯罪行为还能否让他们得到严惩？

毛教员对刘青山、张子善实行的就是“对事不对人”的原则，过去你再有功、再是个“好人”，但你如果做了坏事，那国家就会因为你做的这些“坏事”而惩罚你。

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以前再做了坏事，甚至是一个“敌人”，但如果他愿意做好事，也要对其“对事不对人”，肯定其做好事的积极性，并因为他做了“好事”可以对他这个人的好坏重新给出定性。比如吴化文是国民政府的将领，还投靠过日伪当过汉奸，残害过革命群众，但当他在济南战役期间决定“率部起义”，党就不会因为他以前是个坏人就否定他的“起义”，而是坚持“对事不对人”，吴化文以前再混蛋，他起义这件事是正确的，之后吴化文的军队在渡江战役期间率先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吴化文还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

所以，坚持“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才是真正的客观公正、利国利民。

只不过，据我观察，当前的社会，嘴上说“对事不对人”但行动上和潜意识的思维习惯上“对人不对事”的人还是太多太多，比如那些“ 阴谋论 ”者、“立场论”者。他们对于某个观点、某件事，不看观点本身是否有道理，不看事实本身是否客观，而是先看发表观点的人是谁、做出事实的人是谁来决定他们对观点和事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