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上京遗址——千年都城焕新章

（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王宗 肖璐

　　深秋的巴林左旗草原，天穹如盖，长风漫卷。沙里河静静地流淌，像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这片土地上千年的兴衰荣辱。河畔，一片约5平方公里的古代都城遗址静卧于此。

　　夯土城垣在晨光中投下悠长的影子，仿佛时光在此处折叠——公元918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在这里营建皇都，从此开启了一座草原都城长达两百余年的辉煌岁月。

　　这便是辽上京。中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也是元朝之前我国保存最好、使用时间最长的草原都城。

　　历经千年风雨，宏伟的皇城虽已湮没于历史尘烟，但在考古手铲与文旅热潮的交织中，让这座“因俗而治”的草原都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时代活力。

　　双城环绕 皇风昭昭

　　从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上空俯瞰，辽上京城整体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组成，皇城内建有宫城，形成“回”字形环套格局。这一独特的双城并列设计，正是辽统治者在城市规划中埋下的交融伏笔。

　　从昔日的皇城西门——乾德门进入遗址公园，高达数米的夯土城垣巍然矗立。脚下是木栈道，栈道之下，千年前的车辙印迹依稀可辨。这是2011年辽上京考古队考古发掘的起点，也是如今遗址公园最主要的出入口和最显眼的展示区域。

　　穿过瓮城，视野豁然开朗。约5平方公里的城址铺展在天地之间——北部皇城与南部汉城南北相衔，整体略呈“日”字形；皇城之内，宫城居中，形成“回”字形环套格局。站在城址中央极目远望，空旷的草地上，考古发掘后回填的痕迹隐约可见，标记着一处处重要建筑基址的位置。曾经的殿宇楼阁、街市巷陌，如今只余秋草离离，但城垣的轮廓仍然清晰地勾勒出一座都城的宏大骨架。

　　2025年，辽上京考古队在考古回填处又有了重要收获——经过5个多月的发掘，考古队在皇城西南部新发现并确认了4组规模宏大的院落遗址。这与《辽史》记载有了互证：皇城西南部区域建有临潢府、临潢县等衙署，以及孔庙、国子监等礼制建筑。

　　沿着木栈道向西南行走数百米，攀上一处小坡，便来到城内的制高点——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处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重要佛教寺院，也是辽上京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寺院坐西朝东，北院西部有三座六角形佛塔基址，一大两小、一字排开。

　　令考古学界震动的是，通过对皇城东门安东门和宫城东门东华门的发掘，辽上京考古队首次发现并确认了辽上京皇城东向轴线布局——这是秦汉以后历代都城中唯一明确的东向轴线布局。立于这条轴线上，仿佛穿越到了坐西朝东的上京城——一边是以东向为尊的礼制传统，一边是辽人崇拜太阳的游牧习俗。

　　站在这片空旷的城址之上，历史的层叠感扑面而来。辽、金两代的营建痕迹在考古地层中清晰可辨，皇城内几乎所有遗址都存在辽金两代叠压营建的证据。一座都城的生命，并未随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而终结，它在被重塑与被改造中延续，像一条不断汇入支流的河，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大海。

　　千年风云 因俗而治

　　要理解辽上京，必须回到千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唐末五代，耶律阿保机带领契丹八部经过20年的征战，统一草原各部。阿保机仿中原王朝称“皇帝”，建国号“契丹”。

　　公元918年，耶律阿保机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选定“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之地营建皇都。皇都面积辽阔、气势雄伟，城高二丈、背山临水，由北城（《辽史》称皇城）和南城（《辽史》称汉城）组成。

　　据《辽史》记载，皇城中部有大内（即宫城），主要建筑多集中于皇城南部，有皇后皇妃宅、官署、孔庙、寺院、道观、作坊等。汉城在皇城南面，略呈方形，是重要的经济、贸易区，城内多市肆、作坊、馆驿、回鹘营等建筑。

　　938年是辽上京历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后晋使臣冯道等人前来奉献燕云十六州图籍。耶律德光为举行纳图盛典，新建宫城南门“承天门”，改年号为“会同”，正式将“皇都”更名为“上京临潢府”。也正是在这一年，据《东都事略》载，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 一座草原皇城，从此以都城的身份载入史册。此后上京作为辽朝政治中心，先后历经9位皇帝，持续使用约两百年。

　　研究表明，辽上京留给后世最大的遗产就是“日”字形双城并列格局设计理念，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契丹皇帝和贵族住北城，汉人、商人、使臣等居住南城。“回”字形的宫城皇城环套布局且有明确的中轴线，是效仿中原王朝“择中而立”“皇权至上”的思想而设计。

　　“因俗而治”，这4个字是解读辽上京、乃至整个辽朝政治智慧的关键。

　　辽代实行“南北面官制”：南面官制主要负责治理汉人和渤海人等农耕民族聚居地区，官员多由汉人担任，采用中原王朝的官制和礼仪；北面官制主要负责治理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保留草原传统的治理方式。历史专家认为，这一灵活的官僚体制使辽代能够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呈现出“草原”与“田园”和谐共处的历史图景。

　　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经贸往来更加频繁兴盛。北宋使者苏颂曾在辽道宗时期到访辽上京，在诗文中写下“千里封疆蓟霫间，时平忘战马牛闲。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描绘了当时交融昌盛的景象。

　　历史的转折，有时来得猝不及防。

　　1120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军攻入上京，辽上京作为辽朝的都城时代宣告终结。金人并未废弃此城，而是继续沿用改造，将其降格为地方行政中心，后降为临潢府路驻地、临潢府驻地。

　　1214年，蒙古军队攻陷此城，整座城池几遭全毁，此后不再复建。

　　此后的数百年间，辽上京逐渐湮没于草原。直到清道光年间，地理学家张穆重新发现并考证了这处遗址。1961年，辽上京遗址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成为内蒙古首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天圆地方 融风浩荡

　　如果说遗址是凝固的历史，那么文物就是会说话的证人。

　　在辽上京博物馆的独立展柜里，一枚铸造精致的契丹银币吸引着每一位参观者的目光。这便是“镇馆之宝”——契丹大字祝颂钱。方孔圆形，字迹清晰工整，正面铸有四个契丹大字，或为“天朝万顺”。经研究发现，这枚银币不属于流通钱，而是用于祭祀、祝颂，是现存全国唯一的契丹大字祝颂钱。

　　祝颂钱方孔圆形的形制，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意味。这是中原货币的经典形制，却被契丹人赋予了自己的文字和礼仪功能。一枚小小的银币，就是文化交融最直观的注脚。

　　在博物馆的另一个展区，西山坡佛寺遗址出土的数尊辽金泥塑罗汉造像经过修复后静静伫立。这些真人大小的佛像造型生动、栩栩如生，面容祥和，有的低眉思考，有的虔诚参悟，身上的袈裟纹理自然、飘逸灵动。更有意味的是，这些佛像的艺术风格——既有唐代造像的丰腴遗风，又融入了契丹民族的刚健气质，两种审美传统在泥土与火焰中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的艺术语言。

　　辽上京周边贵族墓葬出土的壁画，同样讲述着交融的故事。在汉人墓葬壁画中，人物着装呈现契丹化倾向；而在契丹人墓葬壁画上，不乏湖石牡丹、花鸟条屏等中原文化元素。巴林左旗石匠沟村“大契丹国萧氏夫人墓”出土的两方青砂岩质画像石尤为珍贵，其中一方表现了音乐舞蹈场景，画面中共有11名男子，各人所持乐器不同，有弹拨乐器、吹奏乐器、打击乐器，是一幅生动的族群团结、文化交流图卷。

　　这种团结的基因，并未随王朝更迭而消散。今日的巴林左旗，文化交融依然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日常。在林东镇郊区的农贸市场内，来自周边牧区的人们采购蔬菜水果，回族商贩、蒙古族顾客用流利的国通语询价、交易；在生活着6个民族的契丹街社区，每月一次的“奶茶议事会”在蒙古族传统奶茶的香气中举行，各族居民代表围坐一起，沟通急难愁盼之事。

　　这座千年前的都城，见证过交融，也仍在见证交融。

　　古为今用 活化传承

　　秋日的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客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有人沿着木栈道悠闲漫步，有人在考古成果展板前驻足细读，还有摄影爱好者架起长焦镜头，捕捉夕阳下夯土城垣的金色轮廓。

　　这是一幅遗址保护与公众生活和谐共处的图景。而这样的图景，来之不易。

　　自2013年进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以来，巴林左旗历届党委政府始终将创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遗址本体保护、周边环境治理、保护展示提升——三个阶段的有序推进，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6亿元。

　　2013年至2015年，实施防洪工程、国道改线和南北塔修缮，完成汉城内78户居民整村搬迁；2016年至2018年，围绕遗址周边50米重点保护区开展棚户区改造、遗址围封和征地，搬迁居民982户、征地4838亩，新增绿地22.7公顷。

　　2023年6月10日，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成为内蒙古首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现了自治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零的突破”。2025年7月，辽上京考古遗址公园管护中心由股级单位提升为正科级事业单位，管理运营体系进一步完善。

　　在保护的基础上，阐释展示体系也在不断升级。8121米木栈道、6081米车览环线串联起主要遗址点，配备导播系统，采用遗址本体标识展示、解说展示、数字化VR、MR展示等手段，让沉睡的遗址变得可读、可感。辽上京博物馆毗邻遗址，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由建筑大师张锦秋设计，现藏文物11.3885万件（套），其中国家珍贵文物534件（套）。借助MR和VR技术，辽上京宫城建筑群得以再现，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辽上京的朝会场景与市井风貌。

　　但辽上京的故事，不止于保护与展示，遗址公园正在成为撬动地方发展的文化引擎。

　　5月23日至24日，为期两天的2026年巴林左旗全国风筝邀请赛暨“筝舞上京飞歌筑梦”巴林左旗第四届风筝艺术季在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盛大启幕。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云南、四川等全国各地的25支代表队、130余名风筝高手齐聚巴林左旗，以筝为媒、以赛会友。

　　在风筝艺术季的考古成果展示区，30块图文并茂的展板沿瓮城遗址次第排开。游客赵振果驻足在一幅“四时捺钵”场景复原图前感慨：“看着空中舞动的海东青造型风筝，再对照展板上的契丹春猎壁画，仿佛穿越回了千年前的春捺钵时节。”

　　“我们以全国风筝赛事为核心抓手，不仅为风筝爱好者搭建了专业的交流平台，更打造了全民参与的文旅盛会，全方位展示辽上京遗址、辽文化的深厚底蕴，助力擦亮辽文化文旅IP，为巴林左旗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巴林左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谢艳莉表示。

　　这种“旅游引流—场景消费—产业增值”的良性循环，正是“文旅体农商”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巴林左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谢艳莉介绍，当地已将风筝元素纳入全域旅游规划，开发风筝主题研学路线，让“纸鸢效应”转化为持久发展动能。

　　与此同时，辽上京的学术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建的契丹辽文化考古研究基地，连续十年承办全国性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累计培养全国各地城市考古骨干130余人。辽上京契丹·辽文化研讨会、中韩第三届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相继举办。大型史诗情景剧《契丹王朝》演出323场次，“体验北疆风情 品味辽都上京”旅游案例入选“2021年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

　　2025年，辽上京遗址皇城内又新发现4组大型院落遗址。考古工作仍在继续，历史的拼图仍在完善。而遗址公园的每一天，都在书写新的故事——老人在栈道上散步，孩子指着展板问“契丹人长什么样”，电商直播间的灯光在夜色中亮起，将巴林左旗的有机杂粮送往全国各地。

　　沙里河依然静静流淌。千年之前，它见证了一座都城的诞生与辉煌；千年之后，它看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那座都城的过往。辽上京从未真正消失——它活在泥土深处，活在文物肌理中，更活在每一个走进这片遗址、试图读懂它的参观者的目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