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局势剧烈变化，许多旧日江湖人物忙着寻找退路，叶焯山却没有急着求人。他坐在屋里，身边没有显赫宾客，也没有成箱财物，只有一辆车的念想和一身不肯低头的硬骨头。
在杜月笙门下，叶焯山的名气一度不输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沪上老人提到他，常说这是个“带靴上山”的人。意思很明白：他原本有手艺、有收入、有体面，并不是走投无路，才闯进江湖。
叶焯山早年做过马车夫，闲下来便练拳，沙袋打得极狠。后来又迷上枪械与汽车，枪法在杜门中颇有名气，驾车本领也十分出众。凭这两门手艺，他曾进入美国领事馆做司机，上海人便叫他“花旗阿根”。
这段经历很关键。那时的司机，不只是替人驾车，还常常兼任护卫。叶焯山拳脚扎实，遇事敢冲，开车又稳，很快被上海富商看中，进入程霖生家中，做司机兼保镖。若按这条路走下去，他本可以凭手艺安稳度日。
偏偏他不甘心。
程家在上海地产界势力很大，公馆里来往的人复杂，叶焯山看得多，也想得多。他不愿一辈子站在别人身后，更听不得旁人说他只是个下人。关于他曾设局假绑程家人、取钱置业的说法，长期流传于杜门旧人之间，细节未必尽同，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后来确实越走越偏。
有意思的是，他最初并不承认自己只是为钱。叶焯山给自己的解释，是要做一个有名有号的人物，像《水浒传》里的卢俊义一样，原本有家业，后来带着体面闯荡江湖。这样的说法听起来豪气，实际上也暴露了他的性格：重名声，讲骨气，却不善于给自己留退路。
杜月笙看重的，正是他的嘴严和敢拼。杜门早期，叶焯山一度坐在重要位置上。遇到硬仗，他往往冲在前面；涉及机密，他很少多嘴。杜门老人甚至说，顾嘉棠只能“升堂”，叶焯山却能“入室”。只要他肯经营，完全有机会成为上海滩又一号人物。
可他没有走那条路。
别人发迹后忙着置产、收徒、经营场面，叶焯山却把钱花在汽车、骏马和赌桌上。他爱车爱得近乎执拗，车况稍有不顺便亲自检查；上赌桌也讲规矩，麻将牌要摆齐，弃牌要放整齐，椅面不干净，宁可站着也不肯坐。
这不是简单的怪癖，而是他在混乱环境里保留的一点秩序感。他身在江湖，却总想按照自己的规矩活着。问题是，江湖并不会因为一个人讲规矩，就放过他的弱点。叶焯山能守住牌面整齐，却守不住钱财流失，更守不住人生方向。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避居香港，叶焯山的处境迅速恶化。他没有多少积蓄，也不愿开口求人，只能独自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他常去游水、爬山，风雨无阻。每天清早，他还会到杜公馆露面，却很少主动留下吃饭，更不会抢着参与事情。
有人劝他：“到了这个时候，何必还这么讲究？”
叶焯山大概只会回答：“不是自己的，拿了也不踏实。”
这句话很像他一生的缩影。他不愿屈从，也不肯圆滑；有机会时不善经营，失势后又不肯低头。香港数年，他开始用手指在桌面练字，后来跟着杜月笙到了重庆，借阅《新华日报》。识字越来越多，眼界也慢慢发生变化。
他开始意识到，靠打打杀杀混日子，终究不是长久办法。这样的念头来得太晚，却并非虚假。抗战胜利前夕，杜月笙赴浙地办事，叶焯山随行。有人谈起将来，他没有索要地位和产业，只说想要一辆二手汽车。
“车有一辆，够我吃饭做事，就行了。”
这时的他，已经从杜门的重要人物，变成一个只求有处安身的老人。权势退去后，往日的身份并不能自动换成生活保障。更难堪的是，1949年前后，杜门中人纷纷寻找出路，叶焯山却在等待中错过了离开的机会。
上海解放后，他仍留在上海。胡叙五回忆，曾去看望困顿中的叶焯山，对方说自己漂泊多年，已经不愿再出门，只要有一口饭吃，其他事情听天由命。这样的平静，未必代表真正释然，更像是一个硬了一辈子的人，终于知道自己无力改变局面。
1951年6月，叶焯山因过去的罪行，与马祥生一同被押到逸园跑狗场接受公审。马祥生惊惧失态，叶焯山却始终挺直腰背。轮到马祥生时，他当场喊道：“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拿出白相人的种气来！”
随后，他自己走上台。
据当时的回忆，叶焯山承认早年做过不少坏事，也承认曾因钱财走上歧途。他没有长篇辩解，只说自己从小混到大，事情做得太多，一时说不清。说完这些话，这个曾经叱咤上海滩的硬汉，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有本领，却不会经营；讲骨气，却误入歧途；想做江湖游侠，最终仍被自己走过的路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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