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10月，福建福安狮子头客栈，19岁的叶飞坐在二楼临窗处，等待一名约定接头的同志。他并不知道，接头地点已经被人出卖，楼下的脚步声，正一步步逼近一场生死劫。
三名持枪者突然冲上楼，将叶飞按在桌边。枪声响起，子弹从他的头部斜穿而过，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歹徒抢走他的手枪和笔记本，认定任务已经完成，转身离开。
然而，叶飞并没有当场死亡。他听见脚步远去，艰难抬头查看，恰好被一名歹徒发现。那人惊叫：“他还没死！”为防止消息泄露，歹徒折返，又朝他的胸部和手臂开枪。
客栈里的人早已四散。叶飞倒在血泊中，意识却没有完全消失。他清楚，留在原地只有死路一条，便咬紧牙关，拖着重伤的身体向门外爬去。地面留下一道长长的血迹，直通客栈后方的小沟。
有意思的是，客栈老板娘并非单纯逃命。她赶回狮子头村，是为了向地下党报信。同志们赶到后，将昏迷的叶飞转移到小船上，随后藏进村外一间废屋。由于条件有限，胸腔内的弹头无法全部取出，这颗子弹后来一直留在他的体内。
伤势如此严重，叶飞不能久留。附近道路已经设有关卡，民团和便衣正在搜查。抬着一个重伤男子出村，几乎等于自投罗网。危急时刻，有人想出办法：把叶飞装扮成回娘家的村妇。
办法听着离奇，实际却有当地习俗作掩护。轿子、轿夫和随行人员一应俱全，叶飞头部缠着纱巾，身体盖在棉被下面。最棘手的是当地妇女多有缠足习惯，他的双脚无法隐藏，同志们只好设法遮住脚踝，并谎称轿中人染了风寒，不便掀帘查看。
关卡前，盘查者只见一顶花轿和几名随行乡民。轿中人始终低头不语，脚下又被棉被盖严。队伍就这样通过了一道道盘查，直到进入游击队控制区域，负责护送的人才真正松了口气。
这次遇刺并不是偶然冲突，而是敌方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有针对性地进行伏击。叶飞获救后没有离开闽东，伤势稍有恢复，便重新投入组织工作。1933年5月，他曾与颜阿兰等人在宁德霍童发动武装行动，推动闽东革命力量发展。
闽东斗争的特点，是敌强我弱、交通闭塞，又缺乏稳定的物资来源。叶飞没有把队伍困在单一据点，而是依靠群众，整合地方武装，逐步建立起能够坚持游击作战的力量。后来，闽东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队伍相继发展，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1935年2月，叶飞与粟裕、刘英等人的部队在闽浙边会合。合作过程中，因领导和行动意见产生分歧，叶飞一度被扣押。押解途中遭遇敌情，混乱之中他腿部中弹，随后又被逼到悬崖边。
叶飞不愿落入敌手，带着陈挺跃下悬崖。两人并未直接坠地，而是被崖壁上的树干托住，才保住性命。这样的经历，使他对战场上的生死有了更冷静的判断，也形成了敢担责、能忍耐的作风。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叶飞长期在华东战场作战，曾任华东野战军重要指挥员。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军衔，不只是对某一次战役的奖励，更与他在闽东创建根据地、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经历密切相关。
叶飞出生于1914年5月7日，出生地是菲律宾奎松省，父亲来自福建南安，母亲是菲律宾人。童年后他被带回中国生活，这段特殊经历使他既熟悉福建乡土，也与菲律宾有天然联系。
1989年1月24日，叶飞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菲律宾。飞机即将降落时，他拉着女儿的手说：“70年，整整70年了！”女儿问他还记不记得故乡的样子，他回答：“那时我才四五岁，哪里还记得清楚。”
这次访问中，叶飞的身份格外特殊。他既是中国军政系统的重要人物，也是在菲律宾出生的华侨后代。对菲律宾而言，他是离乡多年的故人；对中国而言，他又承担着沟通两国的使命。
叶飞对子女要求严格，曾提出三点原则：立足国内成才，不借父母关系谋利，不因私利同华侨和外籍亲属拉关系。战火中，他靠意志从血泊里爬出；和平年代，他仍以军人的尺度约束家庭。那段从狮子头客栈延伸出来的人生，早已不只是一次脱险，而是一名革命军人长期选择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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