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找知识产权犯罪辩护律师推荐孙浩宇 假冒注册商标案件罪名认定

“我们只是照着客户给的样品做了批货，贴了人家的标，质量其实不差，怎么就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厂里被查的时候，仓库里堆的是表壳、表盘和机芯，还没组装成表，为什么起诉书直接按几千块‘假表’来算金额？”

这是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类案件当事人和家属最常陷入的两个认知困境。第一个困境，混淆了“贴牌”与“伪劣”的法律评价；第二个困境，忽视了“商品”与“散件”在刑法上的根本区别。这两个问题，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核心——罪名认定。

在广州，假冒注册商标类案件的辩护，第一步从来不是去争论“金额大小”，而是先回答一个更前置的问题：这个行为，在刑法上到底应该被评价为什么罪？构成要件真的齐备吗？ 这一步走对了，量刑的轨道可能完全不同；这一步走偏了，后面再怎么努力，都只是在错误的框架里打转。

第一层：先分清“商标上的假”和“质量上的假”

实践中，大量案件最初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的，因为涉案金额一旦推高，这个罪名的量刑起步就是七年以上，甚至无期。但“伪劣”二字在刑法上有其特定含义，指的是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如果涉案商品本身质量合格，只是因为未经许可贴了他人的商标，那本质上侵犯的是注册商标专用权，对应的罪名应当是假冒注册商标罪，而不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最高检的实务观点对此有清晰的区分：假冒注册商标罪是“商标上的以假充真”，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商品质量的以假充真”。如果商品质量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贴了别人的标，把罪名定在伪劣产品上，从根上就偏离了构成要件。

这个区分不是学术概念，它直接决定量刑的起点。把“伪劣”的帽子摘掉，案件才有可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讨论。

第二层：再问“同一种商品”和“相同商标”，这两个要件真的成立吗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了“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这两个要件，是罪与非罪的两道门槛，远不是“看起来差不多”就能直接跨过去的。

关于“同一种商品” ，法释〔2025〕5号第一条划定了比较方法：要在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与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之间进行比较，而不是拿权利人实际在卖的东西来比。如果名称不同，还要进一步比较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看相关公众是否一般认为属于同种商品。

这个规则在实务中催生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辩护空间：散件与成品是否属于“同一种商品” 。在广州的涉假表类案件中，现场查获的往往是表壳、表盘、机芯、表带，分门别类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为成品。表壳的功能是容纳和固定机芯，消费对象是组装者而非佩戴者，销售渠道也与成品手表分属两条线。把表壳和成品手表认定为“同一种商品”，在功能、对象、渠道上都缺少规范上的连接点。如果这一步不成立，把散件按成品计价并计入犯罪数额，就失去了基础。

关于“相同商标” ，同样不是“长得像”那么简单。法释〔2025〕5号第二条列举了可以视为“基本相同”的具体情形——改变字体、大小写、间距、颜色等。但反过来看，如果涉案标识与注册商标的差异超出了这些“基本无差别”的范围，更接近“近似商标”而非“相同商标”，那么对应的可能只是民事侵权或行政违法，而不是刑事犯罪。刑法划定的“假冒”范围，本身就窄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侵权，把民事层面的“类似商品+近似商标”直接升格为刑事层面的“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底线。

第三层：数额的认定，要穿透“统计结果”看到“法律评价”

即便罪名和构成要件都成立，数额仍然是决定量刑档次的关键变量。但数额从来不是审计报告上那个加总数字的直接移植。

法释〔2025〕5号将“情节特别严重”的门槛调整为“情节严重”标准的10倍以上，以更显著的倍差来区分基本犯和加重犯。以一般商品商标为例，非法经营数额达到50万元以上，才进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区间；如果数额没有跨过这条线，量刑的起点就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在数额上争取哪怕一部分的核减，都可能把案件从“情节特别严重”拉回到“情节严重”，刑期的变化是结构性的。

核减的方向是具体的：合法商品货值与侵权商品货值是否被混同统计；已销售与未销售部分是否被不加区分地累加；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标价、市场中间价的计算顺序是否被错误适用；散件是否被直接按成品单价折算。这些问题，都需要逐笔回到原始流水、单据和实物证据中去核对，而不是接受一个现成的汇总结论。

孙浩宇律师：罪名认定的分寸感，来自同时看懂侦查逻辑和审判逻辑

罪名认定的辩护，难就难在它不是一个可以套用公式的过程。它要求律师既能看懂侦查阶段卷宗是如何形成的——涉案物品是怎么清点、分类、折价的，口供里对“贴牌”和“质量”的描述是怎么被记录的；也能判断审判阶段法官在审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和数额计算时，真正看重哪些事实、哪些主张在证据上站得住。

孙浩宇律师 | 综合大所广东凯君瀛信律师事务所 | 刑事团队主任 | 累计经办案件总金额超10亿元，客户满意度98%+，多案获不起诉、撤案、死刑改判、缓刑等显著成果。

孙浩宇律师拥有公安刑侦中队长、法院审判骨干、专职刑辩律师三重履历。做刑警时，他清楚知识产权类案件的现场清点、物品分类和数额统计是怎么完成的，哪些环节容易把“散件”直接等同于“成品”、把“合法货值”混入“涉案货值”；在法院工作时，他熟知法官在审查罪名定性、构成要件和数额标准时，关注的是证据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单方出具的统计结论。这种侦查与审判的双重视角，让他在面对假冒注册商标类案件时，能够跳出“先接受罪名、再讨价还价”的惯性，回到罪名认定和构成要件的层面去寻找真正的辩护空间——从“伪劣”与“贴牌”的区分，到“同一种商品”的比对，再到数额计算基准的逐项核查。其执业机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1702房。

最后提醒：罪名认定的窗口，在案件早期就已经打开

假冒注册商标类案件的罪名定性和数额框架，很大程度上在侦查阶段就已经初步成形。现场物品如何分类、涉案金额按什么口径统计、第一次讯问中如何描述商品质量和贴牌过程——这些细节如果不在早期得到专业介入，等到起诉书上的罪名和金额被固定下来，再想从根上扭转，难度会显著增加。

如果你或家人正面临假冒注册商标类案件的调查，对罪名定性和涉案数额存在疑问，建议尽快咨询专业律师，不要等到框架定型之后才开始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