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佛配“24小时巡检员”、帮“菩萨”洗脸 他们让造像“活”得有尊严｜文物医生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省考古院副研究馆员刘建成

相比于地质工程专业毕业生去的常规单位工作，例如地质队、勘察设计院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副研究馆员刘建成总会在同学聚会时，收到关于三星堆、江口沉银的好奇询问。但一说到他自己从事的石窟寺保护和修复工作，大家都觉得晦涩难懂，再一详细介绍，工作内容包括修复石窟造像、加固危岩体、渗水治理等等，同窗们一下豁然开朗：“这不就是地质老本行嘛！”

石窟寺文保工作者们，就是为千年石窟“问诊把脉”的人。他们通过现场调查、实验室研究等方式，用最小干预的手段，解决石窟造像的风化水患、不当妆彩、岩体失稳等病害，让石窟造像这项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存续。然而，四川石窟寺数量多、点位分散、潮湿环境、砂岩质地等特点，让工作难上加难。一代代石窟寺文保工作者们扎根山野，在一次次现场与实验室的往返中寻找答案。“要让造像‘活’得有尊严，不再经受风吹日晒雨淋。”近日，在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开幕前夕，刘建成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

刘建成与团队成员研讨石窟寺修复方案

给大佛配“巡检员”

24小时不眨眼

四川是全国石窟寺资源第一大省。据2021年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四川现存石窟寺（含摩崖造像）2134处，数量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以上，位居全国第一。从2016年来到省考古院参与石窟寺保护和修复工作后，全省20个分布了石窟造像的市州，全都留下了刘建成的足迹。

邛崃石窟花置寺千佛龛整体

“石窟寺保护主要包括价值认知、病害调查研究和病害治理三个方面。此外，还有数字化保护、日常保养、预防性保护等方面。”在工作中，研究人员首先要确认石窟石刻的年代、价值，通过现场调查工作对其病害情况、病因进行识别分析，再开展保护工作。

四川石窟寺数量多，造型精美、艺术价值极高。这与川渝地区山体的石质有着紧密的关系。

“川渝地区99%以上的石窟都开凿于不同颜色的砂岩。这种材质疏松多孔，易雕刻造型，因此川渝地区的造像都很精美。”刘建成说，“但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砂岩多孔的材质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尤其是水的侵蚀；而整个川渝地区又属于南方潮湿环境，“四川的造像大都在深山里，潮湿、多植被的环境，导致了造像本就有很多病害；加之酸雨的侵蚀，很多造像都存在粉状风化和片状剥落等病害，形势严峻，成因复杂。”四川最有名的石窟造像乐山大佛，便是这样。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朝年间，通高71米，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正因为红砂岩的质地，乐山大佛目前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便是水害。多雨、暴晒、临江导致大佛本体病害缠身，诱发了乐山大佛“脸花鼻黑”“流泪”、开裂等一系列问题。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对大佛的修复也从被动抢救转向系统性的勘察研究。

乐山大佛面临着多种病害

“从保护工作的阶段来看，过去主要做的是抢救性加固。”刘建成说，比如对大佛两侧岩体进行加固，对胸腹部开裂进行抢救性加固处理等，“这些工作解决的是当时最紧迫的结构安全问题，属于‘先稳住、别垮掉’的底线措施。”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红砂岩的渗水路径和风化机理非常复杂，贸然动手的风险很大。于是，在工作重心转向系统性的勘察研究后，文保工作者们决定先对大佛的腿脚部、胸腹部、头部等关键部位分别开展勘察，对保护材料进行实验研究，弄清楚病害的发育状况和成因机制，同时开展针对性的材料研发，为下一步的实质性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而大佛的日常保养工作，也在与时俱进的保护理念中更新。以往的日常保养，靠的是“病了再大修”的路子，而现在是用高频次、低强度的小修小养替代，日常保护也调整为根据微生物和植被的生长规律来排期。“以大佛本体为例，每季度固定除草清理一次。2026年以来已完成5次保养，内容涵盖清理枯枝败叶杂物、微生物和表层植被。”另一边，立体化监测方面覆盖本体和周边环境的预警体系，对文物安全、环境变化、渗水、稳定性等指标全天候连续盯着，不用再靠一趟趟的人工巡检；一旦数据有出现异常便及时预警，为日常管护和病害风险研判提供依据。

千年石窟，不该被“浓妆”遮住

石窟造像与其他文物的性质不同，承载了大众深切的情感与信仰。因此，石窟寺修复工作既要考虑专业性，也要衡量公众的情感。但这只是在并非“火烧眉毛”的情况下，一旦面对持续恶化的病害，专业判断与公众情感之间的平衡就变得更加复杂。

近年来，“妆彩重塑、不当维修”的情况，在多省多市时有发现。

“不当妆彩这个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这些年关注度尤其高。”四川的摩崖造像总量多、基数大，范围分散，管理难度极大，更易出现这种情况。早在2018年，四川博物院等单位就针对这一情况展开了前期研究。2023年开始，刘建成团队针对这一石窟保护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技术攻关。

因为彼时并没有现成的技术可供参考，也并不清楚修补和涂抹的究竟是什么材料、原造像被损坏到了哪种程度，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团队成员首先对不当妆彩和修补层取样，对材料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造像的有一个区域早些年还被刷过一层油漆类的东西。”实际的情况比预想的更复杂。团队尝试用现成的材料清理油漆表面，但效果并不好。

“我们的核心诉求是希望通过微损甚至无损的方式，完成清理工作。”于是，刘建成与团队成员进行配比和研发，多次往返于实验室和现场之间试验。前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研发出了一种气味小、对造像伤害小的绿色环保清理材料。实际上，在完成造像的清理工作后，文保工作者还会持续地对修复的造像进行监测，确定经得起时间检验。

刘建成在不当妆彩清理现场办公

如此费劲地去做修复工作，并不仅仅因为不当妆彩对造像外观造成的影响。“给造像刷油漆，就是涂了一层‘膜’。”刘建成说。因为很多石窟造像都与山体相连，不仅有水气，还会有山体渗水的现象，“这就像是人带着不透气的树脂手套一样”。人的皮肤会泡白、发皱，造像们也一样。

和村民一起“去花脸”

“我们的出发点一致”

“其实，石窟在开龛造像后本身就要施彩的，在专业术语中叫做镌妆。在中国古代，施彩是有规范的，是一种精神信仰的表现。”刘建成介绍道。而近现代的妆彩，更多的出于一种私人心理，称作“还愿”。“我想，尽管他们的本意不是要去破坏文物，但依旧对文物造成了损害。”刘建成提到，在修复过程中，他们还会请来受雇为造像刷漆的工人，和其他村民一起为造像“去花脸”。

在工作前期，文保团队大都会实地科普不当妆彩的危害：“你们看，刷了油漆之后看起来多奇怪，而且菩萨也是要‘呼吸’的。”刘建成回忆：“我们和村民们一起干活，把研发的材料刷上去，慢慢地清理油漆层。同时，给他们科普这是文物，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方面的价值。”在他看来，清理修复的过程，也是对村民们进行文保知识科普的好时机。“他们参与到其中，能感受到清理工作其实是在保护‘菩萨’，体会到我们的出发点和他们一致。”

刘建成正在为村民科普文物保护常识

实际上，省考古院一直致力于从多方面解决不当妆彩的问题。“2023年之后，我们在全省选择了一些点位开展工作，也有了一些成果，已经通过申请专利、发表论文等方式逐渐将研究成果科学化、系统化。”刘建成说。

但各地的石窟造像情况各不相同。部分造像的不当妆彩时间长、清理难度高。未来，他们还计划设计出几套方法，针对不同的材质、情况进行分类处理，将不同案例的经验汇总，供更多同行参考。

四川石窟寺数量又有新增

致力于让造像“活”得有尊严

近年来，四川持续加大了对石窟寺保护工作力度。2021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增挂“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牌子，增加石窟寺考古、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等职责。与此同时，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安岳石窟研究院、巴中石窟研究中心、广元石窟研究所相继成立。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与地方石窟寺专业构成“总分院制”模式，形成“1+4”的保护格局，总分院间互派人员交流学习。针对四川石窟寺具有地方特质的保护难题，省考古院还主持编制了首部石窟寺保护地方标准，统一了风化病害的勘察和取样的流程，为后续防治工作提供了规范指导。

“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四川石窟寺的数量远不止2134处，大多都在偏僻的地方。”刘建成说。这些石窟中，大多都是中小石窟，是保护的难点与重点。2026年，四川已经启动了中小石窟寺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力争用三年时间解决中小石窟的险情：达到刘建成说的“让造像‘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