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心腹高鑫宝，开过上海滩知名舞厅，因不听大哥忠告英年早逝

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太湖水面，英国人范尔迪夫妇被湖匪掳走，上海滩各方都在等一个能出面说话的人。杜月笙没有亲自赶去，而是把这件棘手的事交给了高鑫宝。原因很简单：太湖一带的大小势力，高鑫宝大多熟悉，能讲情面，也懂得什么时候该开口。

“这趟事，不能动刀。”杜月笙叮嘱道。

高鑫宝点头：“请老板放心，我去把人带回来。”

这一趟，他没有带出大队人马，也没有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而是穿梭于各路关系之间，最终将范尔迪夫妇从匪窟中救出。事情办得漂亮，高鑫宝的名字也由此真正进入上海滩上层人物的视野。

高鑫宝并非上海滩最有名的头面人物，却是杜月笙手下极有特点的一员。他没有显赫家世，少年时期也没有可靠靠山，能走到后来，靠的是一副高大身板、一点机灵劲，以及比旁人更早接触洋场规矩的机会。

年少时，他没有去码头扛包，也没有在小铺里长久打杂，而是进入洋人网球场，替人捡球。每天收入虽不算惊人，却让他接触到普通底层少年难以触及的环境。那些洋人的举止、说话方式和办事习惯，都成了他观察上海的窗口。

有意思的是，高鑫宝后来能在公馆、俱乐部之间周旋，起点正是这份不起眼的差事。他逐渐学会几句日常英语，又凭借眼色灵活，被介绍到斜桥公会做侍应生。那是英国人经营的高级俱乐部，进出者多是洋商、买办和上海名流。

在这样的地方待久了，他懂得了什么叫分寸，也明白了体面背后往往连着利益。更重要的是，他看见了另一种生活：有人靠力气谋生，有人靠关系办事，还有人只凭一句话便能调动一群人。

高鑫宝不甘心永远站在门边伺候客人。他转入龙飞汽车行，负责接听洋人雇车的电话。表面上，这是从服务人员变成了坐办公室的职员；实际上，他看中的却是汽车行背后的帮会网络。

当时的车马行业与青帮关系密切，汽车取代马车，行当换了招牌，旧有的人脉和规矩却没有消失。高鑫宝借此拜入王德林门下，获得“通”字辈身份，在帮中辈分甚至高过杜月笙。

不过，辈分高并不等于格局大。高鑫宝善于交际，能处理复杂场面，却缺少杜月笙那种把对手拉进同一张桌子的手腕。杜月笙逐渐掌握烟土生意后，没有一味拼杀，而是将原本彼此争斗的势力重新分配利益，形成更大的合作网络。

高鑫宝正是在这个阶段成为杜月笙的重要帮手。他懂洋场礼节，熟悉各路人物，又能把江湖上的粗硬手段包装得体面些。杜门内部有人认为，他是最像杜月笙的一员，尤其擅长借势办事。

他在法租界自来火街开设大盛土栈，经营范围涉及太湖一带。凭借多年积累的人情关系，他与太湖各处势力建立了联系。那些地方水路复杂，外来人物很难插足，高鑫宝却能找到说话的人。

范尔迪夫妇被掳事件，便成了他事业中的一个关键转折。杜月笙看重的不是他能不能打，而是他能不能把事情办成。上海滩真正难办的事，往往不是缺少拳头，而是缺少一个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台阶。

高鑫宝后来也明白，靠烟土生意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杜月笙逐渐有意淡出旧日生意，曾劝身边人收手转行。高鑫宝一度准备抽身，却仍想体面地结束旧路。

面对沪西方面的盘查和阻拦，他故意放出一条运输路线，暗中却改变方向，将货物转移出去。事情办完后，他撤掉大盛土栈的招牌，离开原来的经营圈子。这个动作既是避险，也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真正让高鑫宝声名大振的，是他在麦特郝斯脱路开设丽都舞厅。那不是简单换个门面，而是一次身份转换：从旧式江湖人物，转为出入商界名流之间的舞厅老板。

他把人情、场面和经营结合起来，吸引商人、政界人物以及各路名流往来。杜月笙也曾为其捧场，使丽都舞厅很快成为上海滩颇有名气的交际场所。高鑫宝借此洗去部分旧日痕迹，获得了过去靠江湖地位难以得到的社会身份。

可惜的是，身份变了，行事习惯未必马上改变。

1939年，高鑫宝曾赴香港与杜月笙见面。关于此行目的，后来的说法并不一致，有人说是请示去留，也有人说只是叙旧。能够确认的是，杜月笙对他颇为礼遇，并提醒他回到上海后守住本分，专心经营舞厅，不要再介入容易惹祸的事情。

“上海已经不是从前了。”杜月笙告诫道，“有饭吃，就不要再争那些险处。”

高鑫宝答应得很痛快。

遗憾的是，回到上海后，他并没有完全做到。1940年前后，高鑫宝因弟弟高阿毛争夺一处场面上的护卫生意，与沪西一带的地方势力发生冲突。相关记载对细节多有出入，但大致都指出，这场冲突并非惊天大案，而是由一桩利益不大的争执逐步升级。

有人借助亲属和地痞势力出面，最终在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附近向高鑫宝开枪。这个曾经能在太湖匪窟中谈笑周旋、也曾经营豪华舞厅的上海滩人物，就这样死在一场并不匹配其身份的冲突里。

杜月笙听到消息后，据说十分惋惜。但在了解前因后果后，他没有再替高鑫宝辩解。江湖上有些错，一旦跨出去，便很难靠旧日交情补回来。高鑫宝的结局，正应了那句旧话：能把机会变成生路的人，也可能因一念贪进，把退路亲手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