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文｜卓牧闲
时隔三年，继展现青年民警成长经历的长篇小说《龙抬头》之后，初曰春又拿出了一部反映打拐题材的力作《斩诡记》。故事依然在登州鱼鸟河，于禧淼仍是书中重要的人物。但这部新作，因为经过了时间的淘漉，仿佛也长了三岁一样，更显茁壮丰实。
《斩诡记》
初曰春 著
作家出版社
拿到这本《斩诡记》，我先读了一遍，觉得意犹未尽，便又翻回去读了第二遍。写小说的人都有个习惯——读同行的作品，不光是读故事，还会下意识地揣摩作者的笔法、结构，琢磨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初曰春这部新作，让我琢磨的地方很多。我认为，这部作品最可贵的，是用真诚的态度，去写“人”的处境。这种写法，规避了很多刑侦破案作品，为了迎合市场刻意设置的情节扭曲的通病。
乍一看，“斩诡记”三个字摆在封面上，容易让人联想到近年来流行的诡异翻覆、悬疑恐怖化叙事。但读进去就会发现，书中所谓的“诡”，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存在的诡计迷局，并不是靠超自然元素来刻意营造的气氛。小说围绕某市公安局副局长庄正的视角展开，作为刑侦题材的文学作品，故事本身当然有悬疑、有反转，但初曰春真正用力的地方不在这里。
他更在意的，是案件背后那张被撕扯得千疮百孔的人情之网。从业多年的儒将老彭，因为一次行动中保护嫌疑人却遭反刺不幸殉职，其妻不堪重负陷入精神崩溃。老彭的徒弟为追凶不惜越界行动，庄正本人则在法律程序与道德良知之间反复挣扎。还有失孤群体在孩子被拐之后的痛彻心扉，犯罪分子拆散他人家庭的铁石心肠……这些，才是初曰春想要展现的“诡”，不是鬼怪之诡，而是人心之诡、命运之诡。一个人在面对情义、人伦、法治、规矩时，应该怎样选择？这种困境比任何灵异事件都要惊心动魄。初曰春在此前的创作谈中说过，公安民警面临的“有些考验，比生死还要痛苦”。这句话放在《斩诡记》里，同样是打开这部小说的一把钥匙。
这些年，刑侦破案题材写作有个普遍焦虑：大量为了设计悬念而舍弃常识的作品，让人觉得情节虚假、细节轻浮，经不起推敲。随着侦查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也让传统作品悬疑推理越来越难做。但初曰春对此有清醒的自觉。从《龙抬头》开始，他就在创作实践中明确提出，创作应该回归本真，绝不能为了感官刺激去制造悬疑。读到《斩诡记》，能明显感到他把这种理念往前推了一步。
小说写了案件，写了追凶，写了反转，这些都是类型叙事必备的装备。初曰春使用这些装备的方式很特别——他让案件退后一步，让“人”的处境走上前台。庄正这个人物，不是那种一往无前的孤胆英雄，他犹豫、权衡，在程序和良知之间反复掂量。其他每一个人物，也都有自己的软肋，很多人会有面对突发事件时短暂的慌乱失神，这才是正常的人的反应。
《斩诡记》的故事跨度长达十年，一场跨越十年的阴谋在小说结尾被揭开。但初曰春在叙事策略上，没有把笔墨全部倾注在阴谋的揭底和反转的快感上。他花了大量篇幅去写“日常”，每一个当局者在情节推进中那种挣扎、无奈甚至崩溃，又在迷雾中找到方向，见到阳光的过程。
这些“日常”恰恰是最难写的。写案件容易，编情节容易，但写出一个人在深夜里的沉默，在面对命令时的踌躇，在安慰牺牲战友遗孀时却怎么也说不出口的那些话，这些才是考验一个作家真实功力的地方。我读初曰春以前的作品时就注意到，他有一个长期积累的优势：在行业内供职多年，长期与不同层级、不同警种的民警打交道。这种“贴着生活写”的功底，让他的小说始终有一种踏实的质感。
借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孙书文先生的一句评价，这部作品展现了写作者“修辞立其诚”的初心。作为同行，读《斩诡记》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题材交到我手上，我会怎么处理？坦率地说，初曰春找到了一条我未必能走通的路——他在类型叙事和文学品质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案件是载体，写人是目的；悬疑是手段，追问是归宿。
初曰春是一个“把创作当成冲锋陷阵”的作家，这份激情和诚恳在《斩诡记》中处处可见。他不是在写一个供人消遣的悬疑故事，他是借着案件的外壳，去触碰那些平常人不愿面对却很可能要去面对的问题——关于坚守的意义，关于一个人在职守和本能对撞之时，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底线。这也让这部新作，拥有了一种超脱题材本身的更宏阔的视野。
（作者为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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