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小兵张嘎》上映后，机灵勇敢的“嘎子”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银幕形象。少有人知道，扮演嘎子的安吉斯，其母亲乌兰本人，也有一段从北平地下斗争走向草原战场的经历。
1922年9月5日，乌兰出生在辽宁朝阳县凤凰山一带，原名宝力格，蒙古语意为“泉水”。她自幼熟悉草原上的马匹与道路，骑术并非表演，而是长期生活磨炼出来的本领。
日本侵占东北后，乌兰一家辗转来到北平。父亲曾有军旅经历，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受到牵连，长期被捕入狱。家庭遭遇让乌兰很早接触到民族危亡的现实，也使她没有把读书只看成个人出路。
在北平求学期间，她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于1937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乌兰参与地下抗日活动，负责传递消息、侦察敌情，还参加过针对日伪机构和运输线的破袭行动。
这些工作危险异常。一次行动后，北平的地下小组遭到破坏，组织决定将她送往延安。1938年8月17日，乌兰与同伴从天津出发，辗转香港、武汉、西安，再徒步进入延安。这段路程没有想象中的顺利，饥饿、盘查和长途跋涉，都是必须面对的考验。
到了延安，她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又进入延安女子大学新闻系。她做过救亡室工作，也承担过基层组织事务。有人回忆，乌兰说话不急，办事却很利落，遇到任务从不讨价还价。
延安的学习并没有让她远离前线。毕业后，她被派往国民党统治区的伊克昭盟从事交通和联络工作。1941年前后，乌兰返回热辽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再次遇到旧日同学克力更。克力更已是地下党员，两人随后共同投入地方抗日和民族地区工作。
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乌兰带着十几支枪、十几匹马，逐步组织起骑兵武工队。队伍人数不多，却熟悉草原地形，行动迅速，既能打击土匪，也能保护交通线。后来，这支队伍发展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十一支队，乌兰担任政委。
有意思的是，她并不靠喊口号树立威信。马匹出了问题，她亲自查看；战士缺少弹药，她设法补充；遇到突袭，她往往骑马赶在队伍前面。当地一些人因此称她为“草原上的女司令”。
1941年秋，乌兰第二次到达延安，并与克力更一同进入西北局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1942年元旦，两人在延安窑洞里举行婚礼。战争环境下的婚事十分简单，没有铺张仪式，却成为两人共同承担风险的起点。
抗战胜利后，乌兰重返热辽前线。她的骑术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避免在上马时暴露目标，她常采用先催马、再飞身上背的方式。战场上，她还惯用两支手枪，因此“乌兰双枪”的名声逐渐传开。
关于她在草原上追剿匪特的故事，许多细节来自战友回忆和当地口述。一次追击中，她带队突然逼近对手，利用地形分割敌人，迫使匪首投降。另一回，她在混战中俘获逃窜人员，迅速带回营地。这样的行动，靠的不只是胆量，更需要判断距离、风向和马速。
有人曾问她：“骑马冲在最前面，不怕吗？”乌兰回答：“怕也要上，后面还有队伍。”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记录中的原话，却符合战友对她作风的描述：关键时刻敢担责任，绝不把危险推给别人。
1947年10月底，乌兰与克力更在五家煤窑短暂会面。夫妻二人长期分处不同战区，见面时间十分有限。分别时，乌兰把一匹枣骝马交给克力更，马匹后来继续随部队行动。那不是普通的赠礼，而是把最可靠的战斗伙伴交给并肩作战的人。
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乌兰率部参加相关战斗和剿匪工作。由于表现突出，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将一支冲锋枪赠给她。对一名骑兵干部来说，这既是武器补充，也是对其战功和指挥能力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乌兰没有停留在传奇故事里。她参与民族地区工作，并先后六次随代表团出访匈牙利、丹麦、日本等国家，承担妇女和民族事务方面的交流任务。她熟悉草原，也经历过地下斗争和战场生活，成为新中国早期对外交流队伍中的特殊人物。
电影《祖国啊，母亲》中的蒙古族姑娘洪格尔，人物形象便参考了乌兰的经历。至于《小兵张嘎》中安吉斯饰演的嘎子，则让更多普通观众间接认识了这位母亲。乌兰于1987年4月5日在北京病逝，按出生日期计算，终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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