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瓷为舟，渡文明之河 文化中国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2026景德镇论坛举办前夜，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周敏拍了3张照片。

第一张，是市教育局的一位科长。物理系毕业，当过刑警，如今管中小学心理问题，一晚上带着她逛陶溪川，讲瓷。第二张，是陶溪川一家小店的店主。店主姓蔡，在景德镇待了近20年。他告诉周敏：“来景德镇，是洗眼睛的一件事。”第三张是在陶溪川集市的国际展区拍的。摊主是个荷兰人，中学美术教师。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第一次来，她没出关，在深圳机场转了6个小时的飞机，对中国的全部印象就是那间候机厅。

周敏把这段经历和3张照片带到了第二天的论坛上。“我讲了3个故事，没有任何理论和文字。”讲到最后，她说，陶瓷文化的传播，归根到底也得落在故事上。

以“世界遗产与文明对话”为主题的2026景德镇论坛日前在江西景德镇举办。来自传播学、考古学、工业文化、翻译、游戏产业等不同领域的发言者，试图回答：陶瓷文化如何跨过语言与文化的边界，被世界真正看懂并记住。

陶瓷走出去，既要产品流通更要意义流通

周敏不懂荷兰语，和那位摊主用英语聊了20多分钟。摊主告诉她，自己是自学，今年的一系列创作叫“链接”，“我第一次来景德镇，希望我的作品和中国有链接”。最右边那一件，价签上写着“8888”。

周敏很快意识到，“链接”这个词本身，就是国际传播想要的东西，“老外也很懂得‘8’这个数字。”看到陶溪川集市上众多前来参展的外国人，她相信景德镇的国际传播确有魅力。

在北京时，周敏骄傲地告诉同行自己即将去景德镇，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你要去景德镇？如果买到不好的陶瓷，我可以帮你退货。”

周敏表示，景德镇作为产地公共IP，认知度极高，但品牌叙事是割裂的。这里的瓷器有私人作坊的，也有品牌的，还有遗址和博物馆里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很难说得上哪个品牌最优。

她对比了欧洲的经验：德国梅森瓷器走高端艺术收藏路线，英国韦奇伍德瓷器讲餐桌美学，走中产阶级日常路线。“不管是走高端的艺术路线，还是走日常路线，他们讲的都是一件事情：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一定是在故事里。”

广东广播电视台首席记者谢一菲做了十年“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拍过中国医疗队，拍过龙舟出海，也拍过景德镇的瓷片。在她看来，陶瓷是丝路文明的重要符号，从近代航海文明的角度看，几乎每一艘远洋商船上，都载着景德镇瓷片的故事。

一位西班牙艺术家正在做一件事——打造一百张面孔。谢一菲冲过去参与，身后排起了队。她告诉那位艺术家，自己做的是《王子复仇记》里的哈姆雷特，俩人有了一段交流。

谢一菲说，“国际传播期待的是，你的故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她认为景德镇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普通游客可以走进一个西班牙艺术家的作品，产生情感交流，成为朋友。“这就是活起来，跟我有关系，我可以共创。”

论坛前，谢一菲也去逛了陶溪川集市。一位摆摊的姑娘和她抱怨：一个杯子开价580元，游客还价280元，折价近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缺乏意义的流通。”谢一菲注意到，不少非遗项目出海时都撞上同一个症结，“我们有产品流通，有数字平台，有标准，但没有意义的流通。一件作品如果被赋予了意义，580元的定价也就有了支撑。”

她展示了一只瓷盘的照片——2006年瑞典国王赠送给中国的国礼。又播放了一段视频：哥德堡的专家把中国瓷片戴在脖子上，当作奢侈品。谢一菲认为，这就是“意义的流通”，一件作品可以架起国与国间民心相通的桥梁。

被AI稀释的符号，需要重新找到“人”的温度

发言伊始，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熊皇就把话头对准了AI。她放上两张图：一张是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的瓷器，另一张是人工智能几秒钟生成的图像。“坦白讲，我们很难短时间内分辨出它的真伪和生成逻辑。”

3个月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在熊皇看来，这恰好是申遗成功的另一面，“符号被确认的时刻，恰恰也是符号最容易被复制、被稀释的时刻”。她提出一对概念：符号传播解决的是“让世界看见景德镇”的认知问题，共鸣制造解决的是“让世界爱上景德镇”的认同问题。

熊皇指出，AI批量生成的瓷器图像正在制造两种风险：符号泛化——视觉元素被AI批量生成，降维成泛泛的“中国风”；价值悬浮——图像脱离了工匠、泥土和窑火的实体语境。“海外受众只知瓷之美，不知瓷之所以美，他们记住了青花的视觉图式，却无从了解这个物质文化背后的工艺体系、地方知识和活态传承。”

“体验可以让人与器物、人与工艺深度链接。”熊皇说，体验也有不同层次，最外层是“看”：申遗后开放的遗址引入混合现实项目，观众戴上设备，复原的窑厂和工序就在眼前。往里一层是“动手”：练泥、拉坯，手和泥料较劲，在器物上留下手作的痕迹。最里头一层是“住留”：在景德镇住一段日子，跟着手艺人的节奏走，进工匠的社群，认知一点点深化、改变。“越往里走，算法和技术图像就越难替代。”

熊皇还提及了日本疗愈文化的出海路径：先为时代的情绪找到准确的命名，再由产业将它组织成为可体验、可流通的产品，最后实现文化输出。而景德镇手上，已经攥着一个名字：景漂。

她认为，下一步要做的是把这个身份称谓转化为普通海外受众也能广泛进入的体验机制：在浅层观光和高门槛的艺术家驻场之间加强中间段体验，配套英文讲解和体验认证；建立“物的传记”，扫码可查制瓷师傅介绍、工序视频、窑口信息、开窑时刻，让器物成为可带走的文化媒介；赋能讲故事的人，既支持“洋景漂”回国用母语分享制瓷心路，也让本土老工匠走到台前。

“人工智能可以在转瞬间生成一幅永乐青花的图像，但陶瓷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在具体的人身上，在守着一窑火、等待开窑的过程里。”熊皇说。

17世纪大火与当代游戏：传播是怎么发生的

腾讯互娱社会价值探索中心游戏公益项目负责人王一歌是论坛上唯一一个“做游戏的”。他上台时，台下有人好奇：游戏和陶瓷传播有什么关系？

从去年开始，他们开始尝试把景德镇申遗的内容和游戏结合。申遗文本丰富，王一歌和团队收集了3万多份学术文献、5000多份陶瓷基因标本，让10款游戏团队各自结合品类进行艺术表达。

有的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技术，把碎碎鸭（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等陶瓷文物复刻成可交互的数字资产，玩家能在游戏里收到高价值宝物；有的把青花、釉里红、颜色釉、玲珑瓷做成主题皮肤；有的把御窑制瓷72道工序做成玩法；还有的把景德镇核心点位做进赛道地图。

王一歌给了一项数据：10个游戏覆盖1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有6000多万玩家线上参与过景德镇相关活动。线下，他们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办了一个月的展陈，博物院日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增长四成，年轻游客明显增加。

“游戏不仅是线上传播载体，也能带动线下生态发展。传承创新的关键在机制，而不是具体的技术。”王一歌希望，用游戏把文化嵌进具体的玩法里，让玩家主动去找、去读、去理解。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副教授张晓明则从一场火灾中看到了一种传播实践。

明历三年（1657年）日本江户（今东京）发生特大火灾，约2/3的城区被烧毁。但这场火灾留下了一个意外的考古学遗产——大量被烧毁埋入地下的青花瓷片，这些瓷片像照片的一帧，把江户城市生活定格在地下。考古学家在有乐町一丁目遗址做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瓷片。其中青花瓷是最大宗，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景德镇。

当时中国明朝实行海禁，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只留长崎一个对外开放港口。但瓷器仍然跨越两道壁垒进入江户人的日常生活。张晓明分析，本土化转译是陶瓷进入异国生活的关键，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考古证据可以重构中日瓷器贸易传播史。民间和市场的力量往往比官方渠道更加有韧性。

景德镇的瓷器到了日本，经历了一个“本土化转译”的过程，器型会根据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调整，纹饰会加入当地的审美趣味，甚至使用场景都会改变。

“陶瓷国际传播的本质是器物流动背后的文明对话。”张晓明总结了陶瓷文化国际传播的几条路径：从器物输出到文化叙事，从官方主导到多元主体，从标准化产品到本土化转译，从线下贸易到数字传播，从单点展示到机制联动。

西南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叉学科研究所副所长李万博第一次来景德镇，他在当地的陶瓷博物馆逛了3个小时，直呼信息量太大，要消化很久。作为一个学了十几年考古的人，他注意到一个现象：普通观众走进博物馆，记住的往往是青花瓷的精美程度，但对器物背后的生产、用途、使用语境知之甚少。

李万博拎出一件“多穆壶”举例。这种壶型藏族、蒙古族的群众很熟悉，是用来盛酥油茶、奶茶的器皿。这样一件带着鲜明民族生活印记的器物原在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后来进了故宫博物院。

在李万博看来，这件多穆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物证，也见证了多民族交融。“往大处看，景德镇的陶瓷文化遗产从来不是某一地域固定不变的文化成果，而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共同创造、共同使用、共同珍藏的文明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