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湖南麻阳县委食堂里,县委书记毛致用和干部群众一起排队打饭。有人见他工作繁忙,提出可以另行安排,毛致用当即回绝:“不能搞特殊,干部就是为群众办事的。”这件小事,后来常被当地干部群众提起。
毛致用是湖南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1951年参加工作后,长期在基层任职。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不是一开始就在重要部门工作,而是从县、地两级的具体事务做起,熟悉粮食、农业、水利和基层组织运行。
在麻阳县任职期间,他下乡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道路难走,就步行;赶上群众劳动,就停下来搭把手。插秧、割草、积肥、收稻,这些农活他都不陌生。对基层干部而言,这种作风未必轰轰烈烈,却能让群众愿意讲真话。
有一次,身边工作人员劝他少往田间地头跑,毛致用只是说:“群众怎么干,我们就该知道。”话不长,却说明了他的工作方法:判断一项政策,不能只看会议记录,还要看土地上的实际变化。
这类基层经历,为他后来承担更大责任打下了基础。1977年,48岁的毛致用接替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彼时全国正处在重要转折关头,思想领域的讨论逐步展开,经济社会也迫切需要摆脱旧有做法的束缚。
毛致用面对的难题,不只是恢复生产,更是怎样让干部和群众理解“为什么要变”。他重视思想工作,推动干部讨论实际问题,要求各级领导把注意力放到农业、工业和人民生活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之中。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工作重心转移成为明确方向。湖南随后也开始调整干部队伍,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一批干部的工作和名誉。毛致用认为,政策要落地,关键在人,因此十分重视干部培训和基层锻炼。
他推动举办干部进修班,改变干部队伍中过于单一的知识结构,也鼓励干部到县、社和生产一线了解情况。这个安排看似普通,实际关系到改革能否执行。没有懂经济、懂管理、懂农业技术的人,新的政策很容易停留在文件上。
农业改革更考验领导者的判断。毛致用反对把劳动成果简单平均分配,主张改变“大锅饭”式的管理办法,扩大生产责任制和联产承包制。湖南农村在实践中逐步释放出积极性,农民开始更加关心产量、收益和经营方式。
改革带来的变化并非只有增产。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后,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腾挪出来,如何安排他们,成为新的问题。毛致用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支持乡镇企业,适当放宽企业经营政策,让农村劳动力有更多就业和增收渠道。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把一时的成绩看成改革的终点。面对干部的汇报,他曾提醒:“破旧还要立新,城市改革也要继续推进。”在他的部署中,农村责任制、企业改革和横向经济联系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事情,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逐步推进后,毛致用还曾向国务院申请设立改革试验区域,希望湖南能够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先行探索。对于当时的内陆省份来说,这种想法并不轻松。交通、资金、人才都有限,能否找到适合本地的路子,必须靠一项项具体工作去验证。
1988年,毛致用调任江西省委书记。江西同样是农业大省,工业基础和区位条件各有特点。他延续了重视基层、重视人才和推动经济体制调整的做法,把发展生产、改善基础设施和培养干部结合起来。治理一个省,靠的从来不是单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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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9岁的毛致用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副国级领导岗位。这个职务变化,意味着他从地方治理转向更广泛的参政议政工作。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职务提高并没有改变他对农村生活的亲近感。
2003年离休后,他选择回到乡间务农。有人觉得,一个奋斗多年、曾在重要岗位任职的老干部,完全可以过更为安逸的生活,何必再下田干活。毛致用没有公开争辩,只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照料土地,参与农事。
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回乡务农”本身有多传奇,而在于一个从基层走出的干部,始终没有把农村看成只在任职时才需要接触的地方。对毛致用而言,田间地头既是他早年积累经验的地方,也是他离开岗位后愿意重新面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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