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万日企倒闭，年轻人取消三餐，靠中国才有活路，再不道歉就晚了

每年上万家企业关门，年轻人连一日三餐都开始“取消”，日本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经济困境与政治失能叠加，日本的出路在哪里，谁又该为这一切负责？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15岁至24岁的日本年轻人中，约有四成每周至少会“取消吃饭”一次。朝日新闻旗下周刊AERA的调查聚焦于爱媛县一位23岁的女性打工者。

她以前常自己做饭，但蔬菜和肉类涨得太厉害，她干脆就不吃了，还认为这“应该不会导致什么大病”。

相关报道在社交平台X上获得数千万浏览，“取消吃饭”正在日本年轻人中悄然流行。与此同时，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年轻人的愤怒正在点燃整个国家。同一个地球上仿佛存在两个世界，一边是沉默地少吃一顿，一边是走上街头，谁更能代表年轻人的未来？

年轻人饭碗的背后，是整个经济的失血。2025年日本破产企业达到10261家，是2013年以来最多的一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养着二十多万家僵尸企业，靠政府的免息补助勉强维持，看上去风平浪静，实际上只是把问题一年年往后推，如今这笔账终于到了要结清的时候。

少子化已不可逆，人口老化日益严重，许多中小企业找不到愿意接手的年轻人，再叠加加息带来的融资压力，大批企业只能清算倒闭。这首先是日本经济自身结构的阵痛。

企业倒下，岗位随之消失，最先被挤出去的，往往就是那些缺乏正式雇佣保障、只能靠打工维生的年轻人。

“取消吃饭”并非凭空出现的新词。它更像是日本“取消文化”在生活成本危机下的一次极端延伸，或者说，是“断舍离”在承受生存压力的Z世代身上的一次被迫变形。

原本追求简约、清爽的生活理念，到了钱包见底的年轻人这里，变成了能砍则砍、能省则省的无奈算计。

在它之前，日本早已出现“取消洗澡”和“取消下厨”。前者是因为疲惫、嫌麻烦而减少洗澡次数，靠湿巾和干发喷雾维持体面；后者是不再购买生鲜食材，转而依赖便利店饭团、速食和外卖，把厨房彻底变成储物间。

一项接一项的“取消”，勾勒出一种不断收缩的生活状态。对于这些现象，日本媒体起初解释为生活优先级的重新排序。

一家市场调查公司的问卷显示，年轻人“取消吃饭”最常见的理由是忙、肚子不饿，或者有更想优先做的事，比如多睡一会儿、和朋友聊天回消息、打游戏看内容，或者把时间花在打工和学业上。

也有说法认为，年轻人是把吃饭排到了最后，把省下的钱拿去玩游戏、上网。可是细究下去便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潇洒的取舍。

收入不如从前，物价却节节攀升，所谓“优先级”，本质上是在有限的钱里做痛苦的减法。说到底，不是他们不想好好吃饭、不想社交，而是实在没有钱。

AERA的调查正指向了这个更沉重的答案：年轻人的“取消”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被物价推着走的无奈妥协。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显示，2025年劳动者名义现金工资比上年增加2.3%，但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工资反而下降1.3%，已经连续第四年下降。

日本总务省2026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升至28.8%，创1980年以来最高，相当于普通家庭每花100元，就有近29元用在吃上。

白菜、大米、肉类、水电费，几乎所有与民生相关的开销都在上涨，没有正式雇佣关系的贫困青年首当其冲。2025年11月，日本认定NPO法人D×P对440名年轻用户开展调查，受访者平均年龄仅21.3岁。

结果显示，76%的人生活开支比一年前增加；面对食品涨价，43%的人不得不减少饭量或进餐次数；还有22.1%的人需要靠借贷或福利资金贷款来维持生活。

比数字更沉重的是具体的处境。一名19岁的女性说，自己已经顾不上健康饮食，只能靠打工场所废弃的甜甜圈充饥。

另一名20岁的女性则表示，大米太贵，只能靠杯面撑着，甚至已经吃出了健康问题。少吃一顿饭，在她们那里早已不是潮流，而是日复一日的现实。

日常消费中的“缩水”同样随处可见。便利店里卖的铜锣烧，连红豆馅都省掉了，就靠两片饼皮凑数，所谓的“无料经济”和精打细算，成了许多日本年轻人生活的底色。商家在缩，年轻人也在缩，整个社会都在用一种近乎本能的方式压低成本、勉强维持。

当年轻人把少吃一顿当成省钱手段，“取消吃饭”就不再是新潮流，而是生活成本压力下被迫采取的生存策略。只是在已经景观化的日本，一切意义都显得不够严肃，“生存策略”这样沉重的词不会被用在这件事上，苦难被换成了一个时髦标签。

于是公众看到的，不再是工资追不上物价、年轻人无力承担生活成本的结构性困境，而是一种新奇的生活方式。现实中的苦难变成了网络上的景观，也消解了政治人物对这一问题的认领。问题仍在那里，只是被一层轻松的包装盖住了。

所谓景观社会，是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概念。他所说的景观，不只是电视、广告或社交媒体上的画面，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变化：人们越来越习惯通过被包装、被传播的表象来认识世界，甚至通过这些表象来理解彼此的生活。

说得直白一点，现实本身没有消失，但它越来越需要经过一层包装才能进入公众视野。放到“取消吃饭”上，原本该追问的是：年轻人为什么连正常吃饭都成了负担？

工资为何赶不上物价？社会保障又能提供多少帮助？可讨论很容易滑向“还有什么习惯可以取消”。

景观之所以能如此顺畅地替换真实问题，除了消费文化和媒介传播，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政治文化因素：责任究竟由谁来承担？日本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用“无责任体系”分析战时日本的政治与组织结构，战争决策层层传递，参与者彼此推诿，最终很难找到真正负责的人。

战后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并不彻底，也成为丸山反思日本战后政治秩序的重要背景。一个连历史责任都难以真正认领的体系，在面对当下的民生困境时，同样习惯于把问题稀释、转移，直到没有人需要站出来承担。年轻人吃不饱饭，也就成了一件“无人负责”的事。

这种惯性同样体现在政治力量的兴衰上。社会党曾在细川护熙的八党联合政权中短暂执政，终结了自民党38年的单独执政，却也失去了最后的身份优势。

1994年它与自民党联手，被媒体讽刺为“脸是社会党、身体是自民党”，1996年大选席位骤降至15席，日本左翼全面退潮。

此后即便进入“失去的30年”，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安加剧，左翼也难以把不满转化为有组织、可持续的反对运动。年轻人更倾向于把不满投向参政党、国民民主党等新兴民粹型政党，或者网络上的政治运动，情绪有了出口，却很少沉淀为真正的改变。

极右翼本可能成为替代选项，但在安倍长期执政期间，网络右翼情绪被整合进对安倍和自民党的支持中，没有发展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安倍离世、自民党深陷丑闻后，右翼随之失去年轻人支持。

时事通信2023年10月调查显示，18至29岁群体对自民党的支持率跌至10.3%。

到2025年，这种下滑已固化为代际断裂。NHK调查中，自民党在80岁以上群体支持率超过50%，在18至39岁群体中仅为10.5%；产经新闻与FNN同年8月民调中，18至29岁选民的支持率仅4.1%。

另有调查显示，20至30岁日本人中57.5%没有特定支持政党。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治本身已深度景观化，政治人物被塑造成偶像，公共议题像一场争夺注意力的表演。写真女星森下千里在高市早苗内阁成立后被任命为环境大臣政务官，此后又据称转任农林水产大臣政务官，却几乎毫无相关政务经验。

高市早苗本人同样是玩流量的高手。内部困局之外，外部环境也在发出信号。前往日本的中国游客锐减61.5%，对一个内需疲软、企业成批倒下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实打实的消费流失。

于是出现了日本没有一味倚靠美国，反而开始向中国示好。可若不先正视历史、拿出诚意，示好终究难以换来信任。

回到年轻人身上，他们面对的早已不只是革命与否的选择。当传统左翼无法组织不满，传统右翼难以维持信誉，政治被压缩为注意力经济中的表演，年轻人还能通过什么方式真正参与并改变公共生活？当连观看的兴趣都失去，退出本身也就成了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

从上万家企业倒闭，到四成年轻人每周“取消吃饭”，日本的困境既来自经济结构的积弊，也来自一个习惯逃避责任的政治体系。苦难被包装成潮流，责任在层层推诿中消散。若不肯直面问题、认领责任，无论对内对外，日本的路只会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