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高 翔
前些日子回浙江鸣鹤，车到湖畔就开始慢下来了。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地方也会堵车。五磊山在薄雾间卧着，桂花香一阵一阵，软乎乎的，直往人胸怀里扑。下车后，穿过人声，拐过小巷，推开阿太家老院的铁门朝里头张望。
檐下，竹竿上挂着一双草鞋，麻绳起了毛，鞋耳卷曲，底板嵌一粒谷壳，黄灿灿的，闪着光。三外婆从帘里探出头：“哟，外甥来啦!”她见我在瞅草鞋，说：“喏，你外婆翻箱找到的，怕霉喽，趁日头好，晒晒。”我伸手轻轻抚摸鞋底。那粒谷壳黄得发亮，乍看像嵌进去的旧铜屑，细瞧才能认出是真稻壳。它结实地嵌在编绳深处，抠不出来。三外婆捂嘴发笑：“莫抠啦，那是你阿太从晒场带回的。”阿太王云章，曾是鸣鹤公社十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乡亲们不呼他名字，只叫他“草鞋书记”。他只读过三年半书，一双草鞋，把鸣鹤的田埂山路、河堤湖坝量了个遍。当时砍柴限量，他背一杆秤，挨家挨户称柴量工，不肯亏了谁，也绝不多占一分。久而久之，湖坝的泥、大浦的浪，全记住了他草鞋的气味。
每年国庆，天微亮，镇子还没苏醒，阿太就起身了。他先坐在门槛上，把草鞋底的泥一点点磕净，再拿湿布擦拭鞋耳，像要去赴一场最体面的约。阿太婆笑他：“你又不是去相亲。”阿太严肃道：“旗要升得堂堂正正，脚底下必须干净!”出门前，他把叠好的国旗贴身揣进怀里，生怕晨露潮了布料。到了大队门口，他从怀里取出国旗，展开，布面上还存着体温。旗杆是根粗毛竹，阿太踮起脚，挂旗，手背上的青筋一鼓一鼓。旗绳偶尔卡住，他也不急，缓缓柔柔地拽，嘴里喃喃数着：“1，2，3……”旗到顶时，风正好吹来，旗面“哗”地展开。阿太后退一步，鞋跟碾进湿泥。他站得笔直，仰头望许久，才轻声说：“升好了。”
有一年，坝堤被台风撕开一道裂口。阿太跳进河里，和社员一起挑土修坝。草鞋的袢绳断了，他就光着脚干，直到天黑回家，才发现满是污泥的脚底下透出几道血口子。阿太婆要把坏掉的草鞋扔掉，他不肯，非要阿太婆补好了再穿。
阿太对自己很“抠”，可给五保户送的饭食，他从来不吝啬。每逢年节，他总催着阿太婆多做几屉年糕，挑最好的糯米，红糖也要舍得放。阿太婆在灶前忙得脚不沾地，他就在旁边一遍遍叮嘱：“多蒸点，老人牙口不好，年糕要软和些。”年糕一出锅，他端着送上门去，一家都不落下。
可就是这么个“抠”到家的人，干起活儿来却让人服气。后来他带头办起米厂，动员村民做年糕、修土路，哪件事该花多少钱、能出多少力，他心里门儿清。社员大会上，他脱稿汇报，谁家几亩田、哪片地该排灌，哪块田缺水、哪条渠该清，句句清楚，没有半点含糊。领导听完，拍着他的肩膀称赞：“云章同志，心里装着一本活账啊!”
阿太离开我们多年了。他这一生清贫，靠低保和子女赡养过活。他们说，阿太像白洋湖的水，澄澈见底，连一块石头落水，也不曾搅起一丝浑浊。
我将那双草鞋取下，在阳光里细看那嵌在鞋底的稻壳，像一粒被岁月封存的种子。秋风从湖上过来，带着水汽和稻香。弄堂口，几个孩子举着小旗跑过，笑声脆生生地漫进小院里。如今的鸣鹤古镇，白洋湖畔人来人往，国药老街韵味悠长。过去充饥的年糕成了游客的伴手礼，老屋蜕变成了有格调的民宿。阿太当年带人修的土路，路面铺上了青石板，被游客踩得发亮。三外婆看看那草鞋，说：“你阿太要还在，今天肯定会穿草鞋跑去大坝转的。”
《 人民日报 》( 2026年10月28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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