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个县能有三个长官，朝廷为什么宁可养着也不肯裁？

北宋一个县里，管事的可能不止一个官。

知县是朝廷派的，掌一县之事。他下面还有县丞、主簿、县尉，各管一摊：县丞管文书与钱粮，主簿管簿册户籍，县尉管捕盗治安。

四个位置，四个官，四份俸禄。

更麻烦的是，这四个人常常不是"一条线上下级"的关系。宋代的官制里有一层设计，让这种重叠变成常态。

先说清楚这一层。

宋代的官分三样东西：官、职、差遣。

官，是本官，决定你的品级和俸禄，比如"尚书吏部郎中"，正六品。这个头衔听上去在中央管人事，可拿着这个头衔的人，很可能正在几千里外的一个县里当知县。

职，是馆阁贴职，比如"直龙图阁"，是个荣誉，给文臣脸上贴金的。

差遣，才是你实际干的活，前面通常带"知""判""监""管勾"这类字眼——"知某县事"，这才是真职务。

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挂三样：官是吏部郎中，职是直龙图阁，差遣是知某县事。

这套设计的初心不是把事办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待太久、坐太大。

问题在于，它一旦跑起来，就长出了三种冗余。

第一种，荫补。

宋代有个规矩：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子孙、兄弟、甚至门客，可以凭父祖的官位直接授官，不用考试。这叫"恩荫"或"荫补"。

一个宰相，能荫庇的亲戚子侄能有几十个。这些人不需要科举，就能拿着官衔领俸禄。

一代人挣下的功名，可以养活后面好几代不干事的人。

第二种，磨勘。

磨勘是考核升迁的制度。按资历、按年限，到了就升，考核走的是文书流程，只要任内没出大错，基本都能迁转。

于是官员的升迁变成了一条传送带：进来，等，升，再等，再升。

当升迁由年头决定，多设几个位置就成了所有人共同的需要。

第三种，祠禄官。

宋代的道观有祠禄官，比如"提举某观""主管某宫"，听起来像管庙，实际上不用去，白拿俸禄，是给退休或者被排挤的官员留的一个体面去处。

王安石变法时，反对派大批被安排去"提举宫观"，拿着半俸在家待着。

这三样加起来，官就越来越多了。

这些官领多少？

宋代官员的俸禄名目很多：料钱、职钱、米麦、绫绢、职田、随从衣粮、茶酒钱，还有各种名目的补贴。一个中等官员的实际收入，换成今天的购买力并不低；再加上"不杀士大夫"的政治承诺，宋代的文官日子是历代里最舒服的。

高俸禄本身不是坏事，问题是它跟"岗位数量"绑在一起——多设一个位置，就多一份开销，而且是永久的。

多到什么程度？

北宋初年，官员数量还算可控。到中期，科举一次取几百人（唐代一次取二三十个进士，宋代动辄三四百），再加上荫补，几十年下来，官员的数量翻着番往上走。

当时人有个说法，叫作"十羊九牧"——十只羊，九个放羊的。

这句话骂的不是人多，是说干活的人少，吃俸禄的人多。

那朝廷为什么不裁？

这是整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这套冗余，在皇帝眼里不算毛病，是保险。

宋代的立国逻辑，是从五代十国那五十年里总结出来的。那五十年，谁手里有兵谁当皇帝，五十三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个皇帝。

赵匡胤自己就是兵变上台的。

所以他定下的规矩是：分权、牵制、不让任何人独大。军权切成三份（枢密院调兵、三衙统兵、率臣领兵打仗），财权归三司，人事归审官院，门下省还有封驳权。

地方上也是这样：一个县的事，不让一个人说了算。

知县管全面，但钱粮要经过通判（州一级）复核；县尉捕盗，但要受提点刑狱司的监督；主簿管账，账要报上去核。

这套结构的代价是效率，收益是稳定。宋朝认了这个交换。

所以裁官这件事，从制度逻辑上讲是反着的——你裁掉一个位置，就等于拿掉一道牵制。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想动这个。祠禄官里最有名的一位，是司马光。

熙宁年间，他反对新法，被安排去洛阳"提举西京留司御史台"一类的闲职，实际上不用上班，前后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写成了《资治通鉴》。

站在朝廷的角度，这是把他挪开了；站在司马光的角度，这是白拿俸禄写书。

两边都不吃亏，亏的是国库。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想动这个。

他推行"裁并州县""省并冗官"，还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绕开原有衙门办事。结果呢？阻力极大，因为每一个冗官背后都站着一个人、一家人、一派势力。

变法失败之后，冗官的问题一直拖到南宋，越拖越重。

一个王朝最难的改革，从来不是"该不该改"，是"改掉的那个位置，坐的是谁"。

北宋有过一次小规模的裁并：熙宁年间合并了一些州县，撤掉了一批县尉、主簿的位置。

结果是，被撤掉的官员四处申诉，地方上办事的人手又不够，几年后不少位置又悄悄恢复了。

裁官最难的，不是裁掉那个位置，是安置那个位置上的人。

再说一层更细的。

宋代的冗官，跟"重文抑武"是同一个硬币。

宋代对文官极宽：不杀士大夫（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虽有争议但大体如此）、俸禄优厚、退休有祠禄、子孙能荫补。

这套"宽"，换来的是文人对赵宋的忠诚。靖康之变后南宋能撑一百五十年，靠的就是这批读书人还认这个朝廷。

用钱买忠诚，比用刀逼忠诚便宜，也比用刀逼忠诚持久。

再加一笔更具体的账。

北宋中期，一个知县的月俸、职田、随从衣粮加在一起，能养活一大家子还有余。而一个县的赋税收入，要上交、要留用、要养兵、要办学，能落到实处的并不宽裕。

也就是说，多一个官，地方上就多一分摊派。

朝廷养官的钱，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田里收上来的。

但账总是要还的。

北宋中期的财政，收入其实不低（商税、专卖收入可观），可架不住三样支出：养兵（一百多万禁军）、养官、给辽和西夏的岁币。

三样里最没法砍的是养官——因为那是祖制，是国策，是立国之本。

一个王朝的钱花在哪儿，说明了它最怕什么。宋朝最怕的，是自己人。

这句话还可以往深一层说。

宋朝防的是武将、是权臣、是地方坐大，防的办法是分权。可分权这件事有个副作用：它必须用"人"来填空隙。

一个位置分成三个，就多出两个人；两个人再各自带一套属官、书吏、随从，成本就翻了几倍。

分权是最贵的制度设计，因为它不省钱，只买安全。

这笔安全账，北宋前中期付得起，因为商业税在涨。到了南宋，疆土少了一半，税基缩了，同一套架子就压得人喘不过气。

后来朱熹讲本朝弊病，把"冗官"和"冗兵""冗费"并列，说这三样是积贫积弱的根。

回到开头那个县。

知县、县丞、主簿、县尉，四个官坐在一个衙门里，谁都能管一点，谁都不能全管。

出了事，责任分散；办成事，功劳也分散。

这套设计不高效，但它稳。

宋朝三百年没有出过权臣篡位、没有藩镇割据、没有宦官废立皇帝——这三件事，唐和明都出过。

这笔交换值不值，历来说法不一。

说值的，看重的是那三百年里老百姓不用经历改朝换代的兵灾；说不值的，看重的是靖康之变时，一个分权到极致的国家，连一次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

制度的账，从来都是这边省下的，那边补上。

南宋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

丢了半壁江山之后，赋税更重，官员却一个没少。朱熹、叶适这些人反复讲"冗官之弊"，讲得都对，可谁也没有真办法。

因为要减官，先得减事；要减事，先得改这套分权的架构。而这套架构，就是赵宋立国的根本。

代价就是：它养了一群多余的人，而且到死都裁不掉。

还有一句得补上：这套东西其实一直有人想动，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到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想裁并机构、清理冗员。

两次都失败了，而且失败的方式一模一样：动到谁，谁就跳起来。

改革最难的从来不是设计，是让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接受自己不再被需要。

参考资料：

1. 《宋史·职官志》官、职、差遣及荫补、磨勘各条，中华书局点校本

2. 《宋史·选举志》恩荫与科举取士数额

3. 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各卷

4. 《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年间裁并冗官相关记载

5. 赵翼《廿二史札记》宋代冗官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