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在家杀了2头猪被罚4万，法庭上：猪是我自己养的，哪犯法了

农民在家杀了2头猪被罚4万，法庭上：猪是我自己养的，哪犯法了

我叫邱守田，今年五十二岁，在皖北一个县的农业农村局做执法队员，干了十六年，从动物卫生监督干到综合执法。我这辈子开过不少罚单，最不愿开的，就是冲着农民开的。可有一张四万块的罚单，我签了字，还陪着当事人走完了复议、诉讼的全过程。这个案子，让我这个当执法员的人，被人骂了半年“不近人情”，也让我自己重新认识了我这份工作的分量。今天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写出来，一处不藏，包括我不愿承认的那部分。

先说当事人。

他叫吕长山，那年五十七岁，是我们县最北边乡镇一个村的农民，家里四口人：他、他媳妇、一个瘫在床上的老母亲、一个在县城读高中的儿子。他这个人，村里人都说“老实巴交”，不爱说话，见人先笑。他养了两头猪，养在后院，一头喂了两年多，一头喂了一年半，逢年过节杀一头，自己家吃，余下的腌成腊肉，分给亲戚，也卖一些给村里人。他干这事干了三十多年，他爹那辈子也这么干，村里其余人家也这样。

事情出在2023年十一月。

那天我们接到举报，说吕长山在家杀猪，还往村里卖肉。我和另一个同事去了他家。到的时候，他已经杀完了，猪挂在院里的架子上，案板上全是血水，旁边放着秤、刀、几个已经装好肉的塑料袋。院里还围着三四个邻居，手里拎着肉，正准备付钱。

我当时心里也不是滋味。我干这行十六年，我爹也养过猪，我太清楚这种场面了：杀年猪，村里人凑热闹，一户一点肉，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我也清楚，这个事有两条线，一条是人情，一条是法。我那天，得踩在线上。

我们做了现场检查、拍了照、做了笔录。吕长山全程很配合，一句话没顶。他媳妇在旁边抹眼泪。我记得他笔录上写的那句话，是他自己说的：“猪是我自己养的，哪犯法了？”

这句话，我后来在法庭上又听了一遍。

按法律，这个事怎么定？

我们用的是《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这部条例的核心，是国家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也就是说，屠宰生猪，要在依法设立的定点屠宰场进行，屠宰前要检疫，屠宰后要检验，出具检疫合格证明，肉才能上市销售。但也有一个例外条款：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可以不进定点屠宰场。也就是说，农民杀年猪，自己吃，没问题，不用罚。

吕长山的问题出在两点上：一是数量，两头；二是有销售行为——他卖给村里人，卖了钱。有销售，就不是“自宰自食”了。事实上，邻居手里拎着的肉，还有微信收款记录，一共四笔，收款二百八十块。

按条例的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货值难以确定的，对个人可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更高。

我们核实了货值：按他当天卖出去的价格和剩下肉的重量，货值大概是一万出头。按三倍算，四万多。我签的那张罚单，四万零两百。

签这个字的那天，我在办公室里抽了很久的烟。我知道这四万对一个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我签了这张单子，村里人会怎么骂我。

果然，罚单送下去以后，村里炸了锅。吕长山没骂我，他只是不收，说：我不服。

然后就是复议，再往后是诉讼。这个案子，从县里一直走到了法院。

开庭那天我去了，作为执法方的负责人出庭应诉。法庭不大，旁听席上坐着吕长山的媳妇和几个村里的乡亲。

吕长山没请律师，他自己坐在那里，法官问他：你对处罚决定有什么意见？

他站起来，说了一句我在案卷里已经看过、可当场听着还是心里一沉的话：法官，猪是我自己养的，喂的是自家地里的玉米和剩饭，我养两年，杀了自己吃，剩下的卖点给乡里乡亲，这叫犯法？

法官问他：你卖给谁了？卖了多少钱？

他答：卖给村里几户人家，二百八十块。

法官又问：你知不知道杀猪要检疫？

他沉默了一下，说：知道。我爹那时候，兽医站的人还来家里看猪，给个章。后来没人来了，我也就没当回事。可法官，我这两头猪，我自己吃了一年多，没吃出过事。

那天法庭上，法官问得很细，也问得很实。问我们执法方：你们的处罚依据是什么？货值怎么核定的？有没有考虑过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有没有告知他陈述申辩的权利？

我一一回答。我如实说了，我们有程序上的问题吗？庭后我复盘，程序上是齐的：现场检查记录、询问笔录、货值认定、处罚告知书、陈述申辩记录、送达回证，一样不缺。我们甚至在他申辩的时候，去村里问了几户买肉的人家，核实了情况。

但这个案子最关键的，是法庭上的一个争论：这个行为，到底该不该罚，该罚多少。

吕长山说的是：我自己养的，自己吃，卖一点给乡亲，没出事，凭什么罚我四万？

我们说的是：条例不是管你自己吃，是管“有销售”。定点屠宰和检疫，防的是病猪肉、瘦肉精、注水肉进市场。今天你自己养的两头猪，也许没病，可这个口子一开，谁都能说“我自己养的”，那检疫这道关，就形同虚设了。

我还说了一段话，是我那天在法庭上唯一一段脱稿说的。我说：法官，我这个身份，站在这里不好听。我干这行十六年，我心里清楚，四万块钱对一个种地的家庭是什么分量。可我今天必须说清楚：我们不是为了罚他，我们是为了那道检疫的关口。我当执法员这些年，见过病死猪肉流入市场的案子，见过一家办喜事，吃了没检疫的肉，几十个人上吐下泻。那一道关，不是给养殖场设的，是给所有人设的。

后果是怎么样的？

法院最后判了。判决书下来，我记得很清楚，大意是：认定吕长山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并销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但考虑到违法情节、危害后果、当事人家庭实际情况，以及他本人认错态度，对处罚幅度进行了调整，把罚款从四万降到了一个显著降低的数额。

这个案子，从法律上算结了。

可对我来说，没结。

判决以后，我做了三件事，一件一件说。

第一件，我去吕长山家里，不是去执法，是去道歉。我坐在他家院子里，跟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老吕，这个案子，法律上我没错；可你这个家，这个事，我心里不安。第二句：我来，是想跟你说清楚，往后怎么样才不算犯法。

他一开始不理我。我坐在他家院子里，他媳妇给我端了碗水。我坐了半个钟头，他才开口，问了一句：那我以后想杀猪自己吃，行不行？

我说：行。你自己家吃，不卖，不进市场，这是条例允许的。但你记住两条：一是杀的猪要健康，不能是病猪；二是不要卖给村里人，一旦有销售，就不算“自宰自食”了。

他听完，没说话。

第二件，我回单位，把这件事写成了一个建议，报给了上级。我在建议里写了几条：一是对农村自宰自食和少量销售要区分对待，处罚要考虑农村实际情况和违法情节的轻重；二是要加强宣传，很多农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条例，罚单下来才第一次听说，这本身是执法的失位；三是能不能在乡镇一级，给农民提供方便的检疫服务，让他们杀了猪能检、检了能卖，把路给农民留着，比堵着强。

这几条建议后来被采纳了一部分。我们县开始搞“送法下乡”，我带着人去村里讲，讲得最勤的就是冬天杀年猪那几个月。我还联系了镇上的兽医站，把检疫的流程、联系方式印成一张小纸，贴在村委会的公告栏上。

第三件，也是我没想到的。去年冬天，吕长山给我打电话，说：邱队长，我家今年养了三头猪，我想按规矩来，你说我该咋办？

我在电话里跟他讲了流程，让他提前跟兽医站联系，检疫合格再出栏、定点屠宰。他听完，说了一句：早两年有人跟我讲这个，我就不会挨那四万了。

这句话，我听着比挨骂还难受。

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村里的杀年猪，还是照常杀，但镇上的公告栏上，多了一张纸，写着检疫的联系电话。去年冬天，我在一个村口看见吕长山，他赶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放着两头杀好的猪，车斗边挂着一张检疫合格证明。

他看见我，笑了，说：邱队长，这回合法了。

我说：合法就好。

他停了一下，说：那四万，我到现在还心疼。可我现在知道了，我那时候不是被人坑了，是我自己不知道法。

我把这件事写出来，是想说几句话。

给农民兄弟：一句实在话，法不认“我觉得”。在自家院里杀猪自己吃，没毛病；可一旦卖给别人，就有了“食品安全”这四个字，这就不是自家的事了。冬天杀年猪，先去问问镇上的兽医站，问明白了再动手，一张纸的事，别拿几万块去试。你不知道法，法不会因为不知道就不找你。

给执法的人：罚单开出去容易，罚单背后的事难。我干了十六年，最大的体会是：执法不能只看“该不该罚”，也得看“罚了之后怎么让老百姓过日子”。该罚的罚，该讲的讲，该把路留出来的，就把路留出来。法规的尺子不能歪，可执法的人不能只当一把尺子。

给我自己：我签了那张四万的罚单，也去了那个院子道歉，我把这两件事都做了，我没什么可辩解的。可我记得那天在法庭上，吕长山站起来说的那句话，那是我这十六年里，听过的最让我说不出话的一句话。它提醒我，我手里的这支笔，写下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家的日子。

猪是他自己养的，这一句没错。可这世上很多事，错的不是那一句，错的是那一句后头，没人跟他把话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