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8月，广州留园7号会议室，孙洪宪即将离开许世友身边。临别前，许世友没有训人，反而给这位跟随自己三年多的秘书打了八十分。这个分数不算高，却让孙洪宪多年后仍记得清楚。
许世友对他说：“大错没出，大情没漏，我是满意的。”随后又劝他到部队锻炼，或者进院校学习。孙洪宪原以为自己平日小错不断，顶多只能算勉强及格，没料到老首长会这样评价。
这份“八十分”，并不是简单的肯定。许世友用人看重的，往往不是嘴上是否机灵，而是能不能守住原则，遇事是否敢于负责。孙洪宪在他身边经历的几次风波，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1973年12月，孙洪宪从山东调往广州，担任许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那时的他听过许世友不少传奇故事，也听过一些夸张传闻，赴任路上，战友还半开玩笑地提醒他：“到了那里，可得小心说话。”
真正相处后，他发现许世友确实性格鲜明，办事果断，发火时声音很大，但并非毫无缘由地迁怒于人。涉及部队纪律、工作责任和群众利益的问题，才容易触碰他的底线。
1975年秋，许世友外出视察，孙洪宪在广州留守。许世友的儿子回家后想借用备用吉普车，孙洪宪考虑到车辆调度和行车安全，没有直接答应，只说要向许司令报告。
对方没有等候，转而从机关车队借车出行。途中，车辆撞到老乡家的一头牛。消息传回后，许世友立即追问情况，见到孙洪宪便严厉责问：“是你派的车？”孙洪宪回答：“不是我派的。”
许世友当时正在气头上，斥责他即便不是直接责任人，也不能替家属违规办事。后来查清车辆确实不是孙洪宪安排，许世友的怒气消了一些，但仍批评他没有把关到底。
这件事背后，是许世友对子女一贯的要求。他把子女送进部队，却很少为他们提供便利，认为参军以后就是组织的人，应当靠自己接受锻炼。长子许光原本在海军服役，后来因家中老母亲无人照料，按父亲安排转到河南地方武装系统工作，个人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
类似的严格并非只针对一个孩子。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许世友得知女儿仍在度蜜月，立即要求她限期归队。命令传达后，女儿很快返回部队。不得不说，这种家教在当时的干部家庭中并不多见。
孙洪宪更容易犯的错，则是说话太快、判断太急。1974年初，珠江宾馆来电话，说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要来拜访。由于口音和先入印象，他误把“王诤”听成了“王震”。
许世友听说老战友王震到了广州，十分高兴，特意交代准备辣味菜肴，还亲自到门口迎接。客人出现后，他很快察觉来者是王诤。王诤是红军时期从俘虏队伍中参加革命的电讯干部，后来长期负责通信技术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王震则是三五九旅的代表人物，两人身份经历截然不同。
饭后送客下楼，许世友才转身批评孙洪宪：“你真是个笨瓜，连王震和王诤都分不清。”不过，他并没有揪住不放，只提醒以后核实清楚，不能张冠李戴。这个“笨瓜”，反倒成了许世友特有的说法。
1976年，孙洪宪又因一千个椰子的运输问题受到责问。许世友要他在两天内把海南椰子运到广州，真正的难处不在采购，而在运输。孙洪宪询问岑村机场后得知，运五飞机可以飞往海南，却因当地缺少航空煤油，无法确保返航。
他把情况如实汇报。几天后，许世友却认为机场有油，质问孙洪宪为何办不成。孙洪宪年轻气盛，当场据理说明自己已经核实过。后来复查才发现，许世友派出的人只问了广州方面，没有问海南机场，导致信息出现偏差。
孙洪宪担心自己背上责任，写了报告说明经过。许世友看完沉默片刻，斥责相关人员办事糊涂，随后把报告撕碎丢弃，并没有继续追究孙洪宪。多年后孙洪宪回忆，这件事让他明白，秘书不仅要传话，更要把事实查完整；而他当年说话太冲，也确实少了几分周全。
离开许世友后，孙洪宪进入桂林军政干校学习，后来回到军区机关，逐步担任师政委，并两次荣立三等功。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病逝，孙洪宪当时正在湖北黄冈开展退伍工作，未能赶去送行。
2008年10月，孙洪宪与妻子申奎英来到许世友家乡祭扫。夫妻二人敬献花圈后，他打开一瓶茅台，沿着墓地洒了一圈。那位曾被打过八十分、也被骂过“笨瓜”的秘书，终于以自己的方式，补上了未能参加告别仪式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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