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里胡哨的看不懂？那就对了！说说辽宋夏金时期的“花押”

□孙晓明

你在博物馆看古画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古画末尾常有一个古怪符号绊眼。宋徽宗《竹禽图》卷后，不是“赵佶”二字，而是“天下一人”缠抱成的花书；宋真宗、宋神宗、宋光宗的御押，竟只画一个圆圈“〇”。它叫押字，又称花押、签押、押花字、画押、批押。签名求人认出，押字却故意不写真名，只求代表本人、难仿难认。宋金两朝，上至帝王，下及官吏、百姓，文书、契约、纸币、铜镜、漆器、银铤上，处处可见。一笔花押，竟成了当时绕不开的身份密码。

不是签名，是暗号

押字与签名不同。签名用楷书或草书写姓名，再潦草也认得出；押字则各人按爱好写画一符号，一般不是姓名的工整汉字，不易辨别。签名求“认得出”，押字求“认得出是你，但别人学不像”。

押字起源甚早，从战国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逐渐流行。唐末五代，藩镇擅权，署名“极有奇怪者”。“跋扈之徒，事事放恣”，人们互相仿效，“率以为常”，更有“不取其名”而“出于机巧心法者”。南宋岳珂曾见后唐庄宗时宰相豆卢革《田园帖真迹》，署名不像“革”字，他认为是“五代花书体”；又见《吴越三王判牍帖》，中有吴越国王钱镠亲书押字。乱世之中，押字已不只是实用符号，更带上了个人心机与防伪意味。

龙椅上的怪符

宋朝十五帝，从太祖到度宗，皆有御押。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记其样式：太祖押似方框横斜几笔；太宗如草书“方”少末撇；真宗、神宗、光宗只画“〇”；仁宗、英宗似小印；哲宗如草书“帝”；钦宗如“頁”削左撇；高宗似“人”骑“主”；孝宗如草书“序”；宁宗似“百”；理宗如“卍”卧“王”；度宗又作“〇”。只看图，真像天书。

宋代皇帝御押前后也有变化。周密所记因辗转传刻，与杭州凤凰岭玉皇宫石刻所存太祖、太宗、真宗御押不尽相同，石刻更可信。传世徽宗、高宗墨迹上的御押，也与《癸辛杂识》所载有出入。可见该书所记十五帝御押，因翻刻只存基本形似。

皇帝也图方便，宋帝专刻“押字印宝”，随手加盖。仁宗《御马》图即盖有“押字印宝”。金代仿宋，岳珂称金军金银牌上有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金章宗亦刻押字印章。

公文上只押不书名

从北宋初年开始，官员进呈皇帝的文书，“往往只押而不书名”。宋太祖御批文书中，枢密院官就常“只押字，而不签名”。此风到孝宗乾道、淳熙间仍相沿。朱熹在浙东路任官，吏人请他在牒文上署名并押字；后来处理绍兴府牒文，吏人要求签名，他只给押字。士大夫写简帖，前面书名，后面押字，司马光、李建中皆如此。名刺上也写“姓某，起居”，后加押字。大约从光宗朝起，士大夫才不再全用押字代名。

周密曾见太祖、太宗时进呈文字：党进上奏请求发给军旗旗号，枢密院官只押字、不签名。他起初怀疑是“检、底”（三司文稿称“检”，枢密院文稿称“底”），但文末竟有“御书批”，觉得“殊不可晓”。后来见前辈记载，乾道、淳熙间“礼部有申秘书省状，押字而不书名者”。高宗时，眉州都监邓安民蒙冤死于狱中。相传邓安民死后，带着文书找到原眉州知州邵博，要他在牍尾“书名”作证。邓又找邵说：“有名无押字，不可用。”邵遂“花书之”。故事虽带迷信，却见当时人对押字的看重。

官员在官署办政事，各人“分以文字书押”，称“轮笔”。轮笔者写明处理意见，最后签押。公文末尾按官位高低排列，官位越高越靠后。宰相、执政官在请皇帝审批的公文后签署，只写“臣”不列姓，只花押不写名。仁宗前期，钱惟演从枢密使任使相，恨不能做真宰相，常叹：“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哲宗时，宰相苏颂喜在文书末押花字，一次被官位更高者排在前面，他“终身悔其初无思量”。

黄纸重要公文上，庶官无资格“押黄”，只能押在背面。地方规定，官府“应行文字”须长官“签押，用印圆备，方得发出”。法律还规定，官员公事“失错”，“其主典应同坐。虽系书而不押字，或托故避免而不系书者，皆论如法”。

今存宋高宗建炎二年河东路抗金义军五份文书，四份有官员押字。1966年，山西灵石县农民在山间石缝发现铜罐，内藏五份白麻纸文书。第一份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王庶给义军首领李实的札子，时间“建炎二年正月初八日”，下有一押字。第三、第四份是都统河东路军马安抚使司给李实的札子，时间“建炎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左下端押字相同，应是安抚使李宋臣花押。第五份是河东陕西路经制使司给李实的札子，时间“建炎二年九月初四日”，左下角也有长官押字。乱世军书，纸尾一个花押，就是权力和信用的象征。

契尾上的手印

百姓书写诉讼状纸，起诉人必须在状纸末尾押字，官府才予承认。徽宗时，李元弼《作邑自箴》规定各种“状式”，状子末尾写明年月日，再写“姓某押状”。若起诉人不会写字，则命代写人“对众读示，亲押花字”。

百姓买卖田地、房屋，习惯在契约上书名后再画押字。当时法律规定，改嫁的生母若要卖产业，必须在契书上签押，方能生效，虽不合常理，却是制度。袁采《世范》也提出，买卖田产，“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契书再经官府“投印”，便成合法契书。

朝廷“赋役令”规定，各县衙设“税租割受簿”，遇百姓买卖土地、割受赋税，“即时当官注之”，“县官垂脚押字”。今存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徐胜荣与其母阿朱卖地契，上有徐胜荣押字、其母阿朱花押“〇”，还有“书契见交钱人李邦善”押字。一张薄纸，几个怪符，就把母子、买主、见证人和官府连成信用链。

钱钞器物皆留押

官府发行纸币，也在钞版上刻主管官员和吏人押字。北宋益州十几户富商“连保作交子”，用同一种纸印造，印上屋木人物，再加铺户押字，各自暗藏题号，朱墨交错，作为私记。这种交子由“交子铺”押字。宋真宗时，改由官府发行。

金代贞元二年（1154年）置交钞库，发行交钞。交钞在“某字料”“某字号”横阑下，刻“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复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规定库、掏、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并加盖支钱州、府合同印。今存金宣宗时几种交钞版，版上各有尚书户部勾当官、印造库使、宝券库使、攒司、库子等押字。另有兴定六年兴定宝泉“二贯闻省”版，学者认为系赝品，但作伪者也模仿金制刻押字，仍可借以了解金代交钞押字大概。

在器物上押字，是宋金社会一大风景。工匠造铜镜、漆器、瓷器，往往在器物上押字，表示对质量负责。官府铸镜还要镌勒监押官押字。宋仁宗天圣八年规定，在京铸务铸造饶、钟、磬等铜器，必须镌勒工匠、专副姓名及监官押字。传世南宋铜镜铸“湖州炼鉴局，乾道四年炼铜照子，官”，下有监官押字；另一面菱花镜铸“湖州铸鉴局，乾道十年铸炼铜监”，下有监官押字，又有“铸造工匠杨”及杨某押字。此风传入金朝，金境铜镜也刻官员押字，如八棱海舶镜铸“临洮府录事司验讫”，下为检验官花押。

1959年，江苏淮安宋墓出土漆器，部分盘、碗写明制造时间、地点、漆匠姓名，最后为漆匠押字。1958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宋银铤，其中一枚铭文有“杭州都税院买发转运衙大观元年郊祀银……专秤魏中应等监匠”，下有一花押，应是监铸人员花押。金朝银铤仿此制，铸造工匠、秤子、监官皆镌押字。河南鹤壁集瓷窑遗址出土北宋至金代瓷器，底部刻“赵”“杨”“张”“刘”“李”“宋”等姓氏，有的“赵”字下刻押字，估计是窑户押字。

量器上也有押字。南宋宁宗嘉定间，宁国府为各官仓新造标准斛斗，斛内刊“嘉定九年三月，宁国府照文思院降下铜式，新置造斛……江东提举、权府事李（押）”；斗内刊“嘉定九年三月，宁国府造文思院斗，用此受纳。提举兼权府事李（押）”。宋代法律也规定官仓斛、斗、升、合各刻仓分、监官押字。《金玉新书·诸仓类》第十三条规定：“斛、斗、升、合刻押；诸仓官斛、斗、升、合，各刻仓分、监官押字，置库封锁，应修者当官较量。”从铜镜到银铤，从漆碗到粮斗，押字像一枚枚微型身份证，跟着器物走南闯北。

防不住的“花书”

为示慎重、图方便，宋人常把押字刻成印章，如宋仁宗的“押字印宝”。地方上代写状纸的人，由县衙登记姓名、发给木牌挂在门前，还要有“官押印子”，在状纸上印号码，否则不准代写。

也有文人有押字癖。宋神宗时，都官员外郎柳应辰每到一处都留“押字盈丈”，甚至在浯溪石上刻大押字，题道：“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记，人不能知。”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南宋学者王柏从书商处购得“古贵人押字”石碑，认为古人押字本是“书名而花之”，后世却与姓名毫不相似，只把心思藏在几笔之中，叫人捉摸不透。只有司马光的押字“署名而小花”，既不失押字本意，又自然见其诚意，但“此法未易尽识之耳”。

押字带来方便，也带来弊端。官员习惯用固定花押，吏人不久便熟悉，试图为非作歹者便乘机模仿，或截取文书纸尾的官员花押，换接到别的公文上，从中营私舞弊。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三司副使、兵部郎中李宗咏受降官惩处。原因是三司“后行”崔珏等“伪学”权三司使姚仲孙等人押字，借此“脱赚钱物”，而李宗咏犯了失于觉察之罪。南宋末年，文天祥任地方官时，发现典吏侯必隆“辄敢于呈押之时，脱套花字于行移之后，揍掇公文”。侯必隆在进呈官员押字后，截取纸尾，揍掇到别的公文上。文天祥判侯必隆脊杖十五下，刺配千里州军。一个花押，既能成信，也能成祸。

从战国萌芽，到唐宋流行，再到辽宋夏金遍地开花，押字始终在“认人”与“防人”之间打转。皇帝用“天下一人”藏起自己的名，官员用怪符代替签名，百姓在契尾画押，工匠在镜背、碗底、银铤上留押，归根结底，都是要在人情与契约交织的社会里，留下一个只属于自己、又必须让人承认的记号。今天我们在合同上签名、按指印，在电子文书上点电子签章，看似与宋人相隔千年，其实仍在回答同一个老问题：如何证明“我就是我”？宋徽宗那个由“天下一人”缠成的花书，不过是这条长河里一朵格外漂亮的浪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