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扶蒋上位，53岁遭免职，张静江如此评价蒋介石，之后决绝离去

1950年9月3日，七十三岁的张静江在纽约一间普通公寓里死去，身边只有续弦朱逸民和几个尚未成年的子女，没有隆重的葬礼，没有哀荣，甚至连像样的吊唁都谈不上。

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正在阳明山官邸用早餐，沉默良久，他放下筷子，亲笔写了四个字：“痛失导师”，然后在台北设了一个体面的灵堂，臂缠黑纱亲自主祭，但他对昔日的“人生贵人”，所做的也仅限于此。

张静江对蒋介石的“投资”，是以类似江湖交道开始的。

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的人暗杀，蒋介石冒险去收尸，张静江从此对这个小他十岁的浙江同乡另眼相看，同年结为把兄弟，张静江排行老大，蒋介石老三。

那时候的蒋介石在上海滩上很是蹩脚，政治上没有着落，生活上靠伸手过日子。张静江似乎很够意思，常常对他说：“介石，你要钱用尽管开口。自家兄弟，没有关系的。只要我口袋里有钱就不会少了你用的钱。”

但张静江是生意人，每次给钱都要蒋介石写借条，说“亲兄弟明算账”，日后你发迹了就还，不还我就把借条统统还给你。据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存下来的蒋介石借条，厚达一寸多。

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张，蒋介石在“恒泰号”名下占了四千元股本，那四千元是张静江替他代交的，目的是让他捞回一把，免得他经常做伸手将军。

交易所合同上，张静江化名“张静记”，他哥哥张弁群是“张弁记”，侄子张秉三是“张秉记”，蒋介石化名“蒋伟记”，签名时连章都没盖，只写了“中正”两个字。张家叔侄兄弟在这摊生意里占的股份最多，蒋介石那一点，是张静江从手指缝里漏出来的。

对蒋介石而言，张静江在“钱”上的帮助是小恩，真正的大恩，是在权力上帮他引了路。

蒋介石早年能见到孙中山，渠道之一就是张静江的堂侄张乃骅，而张静江本人是蒋介石1913年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

1924年黄埔军校筹办，蒋介石犹豫要不要接下校长，张静江一句话替他定了决心。孙中山去世后，1926年张静江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三个月后力辞，把位子让给蒋介石。北伐出师，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静江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留守广州，替他看住后方。

蒋介石在信里称他“良师”，说“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那几年是两个人关系最密切最融洽的时候，张静江出钱、出人脉、出政治信用，蒋介石出的是在前台冲杀的胆气和运气。

对于“投资”蒋介石，张静江要的回报并不抽象：他要一个能让他放手搞建设的政权。

蒋介石确实给过他想要的回报，但是非常短暂，非常局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当上了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从1928年一直干到1938年机构被撤销。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把商人眼光用在国家事业上的阶段。他主持修建淮南铁路，完全用国内资金和技术人员，造价低，通车快，通车后淮南煤运到裕溪口的运费降了两三成。

他整顿长兴煤矿，把日产煤量从残破状态拉到六百多吨，稳住京、威电厂的燃料供应。他还办了西湖博览会，修了杭江铁路，铺了浙江的公路网。

然而，张静江在政治上的回报，远比他预想的薄。他要的是建设的时间和环境，而蒋介石带来的是没完没了的战争和“剿共”。可以这么讲，两人对国家优先次序的判断，从一开始就不在一条线上。

很快，在浙江，两人之间就出现了裂痕。

1928年张静江以蒋介石“蒋派代表”的身份正式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但他做事的方式是老板式的，不是官僚式的。他在浙江推行蚕桑统制，硬性推广稻麦棉种，和陈果夫在浙江推的“二五减租”与合作运动直接撞车。

陈果夫背后是党务系统，黄郛背后是政学系，两个人夹着张静江，在蒋介石耳边说的话比张静江自己说的更管用。1929年国民党三大，张静江被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1930年，免职令下来，五十三岁的张静江，从此离开了权力核心。

张静江后来向李宗仁诉过苦：从前他说话，蒋介石“静心倾听”，如今“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张静江的话里有抱怨，更有残酷的政治现实：蒋介石，再也不是当年上海滩的那个“老三”，已经不需要他来教怎么花钱，更不需要他来教怎么治国了。

张静江离开政治的方式，几乎是决绝的。他先到上海法租界闭门谢客，吃斋念佛，自号“卧禅”。抗战爆发后辗转香港、瑞士，最后落脚纽约，再也没有踏上过大陆，也没有去过台湾。

他在纽约的日子谈不上困顿，但和“南浔四象”后人的排场已经隔了很远，粗茶淡饭，礼佛度日。

1950年病逝时，他苦心经营的建设委员会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并进了经济部，淮南矿路公司在宋子文手里改了性质，他当年修铁路、开煤矿的那一摊事业，最终没有一样留在他或者他家族的手上。

张家的命运，比张静江本人的结局，更呈现出一种散落的意味。

他的五个女儿，前妻姚蕙所生，从小在巴黎和纽约长大，精通英法文，被陈洁如在回忆录里形容为当时摩登女性的天花板，但政治上的选择，这五个女儿几乎集体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

宁汉分裂时张静江在南京替蒋介石力主“清党”，他的女儿们却站在武汉一边，支持宋庆龄，后来留在大陆的也和宋庆龄保持联系。

大女儿张蕊英嫁了川沙富商之子瞿濂甫，婚姻并不顺遂，1950年在上海因急性脑炎去世，五十岁。

夹在大姐和三妹之间的二女儿张芷英，走的是五姐妹里唯一没有跟父亲闹翻、也没有被政治卷进去的那条路。

她1902年出生，和姐妹们一样从小被送到法国和美国读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BARNARD学院念过书，法文英文都好，中文却差到连自己的姓都写不利索——结婚登记时提笔签名，把“张”字的最后两笔忘了，写成一个谁也不认得的字，事后她自己懊恼，说“我把我的姓少写了一只脚”。

但她不是那种只会闹笑话的闺秀。在上海街上被小偷偷了钱包，她脱下高跟鞋光脚追上去，把小偷按倒在地；小偷哭着说父亲病重没钱治病，她倒从钱包里抓出一把钞票塞过去。回家跟张静江一说，挨了一顿骂，张静江问她：万一小偷要你跟他一起去看父亲，你还回得来吗？

张芷英嫁的是南浔丝商“八牛”周家的后人周君梅，又名周延鼎，清华庚子赔款留美生，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和张芷英在美国读书时就认识。

这桩婚事是五姐妹里张静江唯一点头认可的一桩，他觉得周家知根知底，女婿又懂实业。婚后两人先在杭州开丝厂，张静江见女婿能干，把他叫来出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自己当董事长。

抗战起来后，周君梅夫妇去过云南和印度、缅甸一带做生意，赚来的钱支援前线。到了四十年代末，张芷英的做法很清醒：先把四个子女一个一个送到美国去读书，自己和丈夫把国内的事情料理完毕，才最后动身去和孩子们团聚，1975年在美国去世。她没有像大姐那样在婚姻里吃尽苦头，没有像四妹那样为了嫁给陈友仁跟父亲决裂，也没有像三妹那样离婚后独自在北京度过余生。五姐妹里，她的结局谈不上显赫，但她是唯一一个把婚姻、出走和家庭都走稳了的人，恰恰是因为她选择了那条最不戏剧化的路。

三女儿张芸英是钢琴家，宋子文追过她，她把订婚戒指扔进了黄浦江，后来嫁给电影导演陈寿荫，离婚后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翻译，1998年在北京去世，活到九十五岁。

四女儿张荔英最决绝，不顾张静江强烈反对，嫁给了比她大三十一岁的陈友仁，后来定居新加坡，成了那里国宝级的油画家，1995年去世。

五女儿张菁英是服装设计师，嫁了病理学家林可胜，1949年后去了美国。

续弦朱逸民所生的子女，成年后也全部在海外落脚，儿子张乃荣后来成了航天控制系统专家，娶了美国太太。

张家另一支的命运，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

张静江的侄子张乃燕，张弁群的儿子，拿的是日内瓦大学化学博士，做过北京大学教授、中央大学首任校长，1933年出任驻比利时全权公使，抗战期间隐居上海画画，1958年病逝于上海。他没有跟着叔叔去纽约，也没有去台湾，在大陆的学界和画室里过完了后半生。

张石铭那一支的后人，张叔驯是近代顶级的古钱收藏家，1937年随张静江出国后定居纽约；张叔驯的侄子张葱玉，继承了家藏书画，后来成了顶级的书画鉴定家。

南浔张家在政治上的那一注押得很大，输得也很彻底，但家族里那些做学问、做收藏、做实业的人，反而在政治的潮水退去之后，各自留下了一些带不走的东西。

张静江死的时候，蒋介石在台北给他设了灵堂，挽词写得体面，但张静江的子女没有一个在台湾落脚，他的建设委员会早就没了，他在浙江修的路、开的矿换了主人，他替蒋介石交的那四千元股本和那一寸多厚的借条，最后也没有人再提起偿还的事。

他一生中最精准的一笔“投资”，把他送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也把他送出了中国的政治版图；他替家族打开的那扇门，最终通向的是纽约的公寓、新加坡的画室、上海的病房和北京的广播电台，而不是任何一座可以叫作“家”的政治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