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艺专函札·第二辑》新书发布：在泛黄信笺里，打捞一所学校的心史

近日，中国美术学院百年学脉梳理工程成果《国立艺专函札·第二辑》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抢救整理大批珍稀信札文献，刊布大量手札原件图版与释文，为迎接建校百年、赓续国美文脉、还原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现场，提供扎实鲜活的一手史料。

《国立艺专函札·第二辑》

（摄影 ：徐天颖）

全书延续第一辑编纂体例，分“师长”“师生”“同师”三编，依写作时序汇辑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国立艺术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三个阶段，师长、师生、同窗间往来信札。书中收录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吕凤子、黄宾虹、谢海燕、诸乐三等近现代艺术先驱，以及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丁天缺、闵希文、席德进、刘江、张功慤等先师校友的珍贵手迹。

1932年5月15日，杭州中法友谊会成立纪念摄影，前排左起林风眠先生（左二）、杨士达先生（左五）、李树化先生（左七）等，中排左起李风白先生（左二）、吴大羽先生（左三）、卢章耀先生（左四）等，后排右起林文铮先生（右一）、方幹民先生（右二）等

1939年，赵无极离滇赴沪前夕，与国立艺专西画组全体同班同学于昆明留影，前排左起易光辅、赵无极、庄华岳、陈浩、顾元光，后排左起任先进（女）、周礼慈（女）、张琳英（林英，女）、陈湘燕（女）、章光昌、许铁生

1940年12月20日，国立艺专新制五年制二年级部分同学为欢送本级音乐组同学转学国立音乐院，与音乐组男生于四川璧山（今属重庆）天上宫国立艺专临时校舍内留影，前排蹲者左起刘晓峰（左一）、郝士林（石林，左二）等，中排左起李明群（鸣群，左一）、刘如阜（鲁生，左三）、阮锡麟（左四）、刘敦愿（左五）、郑为（左六）、周祖泰（左八）、柴祖荫（左九）、张文蔚（左十）、何昭恕（左十二）等，后排左起郑良臣（左一）等

1941年至1942年间，国立艺专部分师生于四川璧山松林岗（今属重庆）国立艺专留影（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

1948年6月10日，国立艺专第十六届毕业典礼，部分师生于杭州孤山国立艺专大礼堂前留影，前排左起雷圭元先生、周圭先生、方幹民先生、李宝泉先生、柳亚藩先生、汪日章校长、周碧初先生、汪勗予先生、吴茀之先生、周轻鼎先生、程曼叔先生、诸乐三先生、来雷先生，中排左起丰一吟（女，五年制应用美术科）、吴学让（五年制国画科）、李文藻（五年制西画科）、席德进（五年制西画科）、胡培生（五年制西画科）、傅世廉（女，三年制应用美术科）、方季薇（女，三年制应用美术科）、张右明（友明，三年制雕塑科）、任元良（五年制西画科）、马松芷（女，五年制雕塑科）、彭智敏（女，三年制应用美术科）、朱昇平（五年制应用美术科）等，后排左起叶蒨（三年制应用美术科）、冯国庆（化，女，三年制西画科）、任国强（三年制国画科）、夏代育（与参，三年制国画科）、石孔传（三年制西画科）、张培俊（三年制应用美术科）、卜忠汉（五年制国画科）、谷浩（三年制西画科）、范思良（三年制西画科）、孙慕康（三年制应用美术科）、曹增明（三年制西画科）、武金花（女，三年制国画科）

1949年，国立艺专1949届西画科部分毕业同学于杭州孤山国立艺专校门口留影，中排右起庄子曼先生、戴秉心先生、林风眠先生、胡善馀先生、关良先生、苏天赐先生、邓白先生等，后排左四为钟以勤

1983年9月22日上午，赵无极参观母校工艺系时与1981级装潢班全体同学及其他部分师生留影，前排左起吴绍珍（女）、张一弓、丁天缺、赵宗藻、邓白、王德威、黎冰鸿、赵无极、程国新、严林奇、院外事办工作人员之一、院外事办工作人员之二，后排左起张所家、赵无宣（女）、陈岩、周宁、孙胜和、韩枫（女）、杨宝生、应骊（女）、陈守义、孙菁（女）、韩勇鸣、赵燕、高亚加（女）、刘正、谷文达、王忠义

1985年，艺专师友们于浙江美术学院赵无极绘画讲习班结业典礼上留影，左起吴季鑫、张功慤、赵无极、庄华岳、林文铮、丁天缺、胡善馀

本书一大亮点，是大批长期尘封的信札、影像资料首次公之于众。相较于正史与通行出版物，私人尺素留存诸多稀见细节，可补正既往校史研究中的时间歧误、史实缺漏，还原更真切的时代语境、治学日常与学人心境。编纂恪守存真求实的原则，尽量保留信函原有文风样貌，对文字脱讹做规范校勘，辅以详明考释注释；原件图版、历史影像与代表作品互证参看，做到图文相辅、史证有据。不少征集自家属珍藏、档案馆藏的孤本底稿此番首度面世，填补了近现代美术史、校史研究的多处薄弱环节。

一纸泛黄尺素，托举一辈学人初心，镌刻一所学府的精神心史。在迈向2028年百年校庆的重要节点，《国立艺专函札·第二辑》以原始手札打捞散佚的校史记忆，梳理国立艺专的精神谱系，充实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的实证根基。后人得以透过质朴真切的私人笔墨，近距离触摸先辈育人治学的温度，接续中国美术学院绵延百年的师道文脉与美育理想。

1940年1月30日《吴大羽致闵希文、吴冠中、朱德群、蒋伯彦、闵叔骞等国立艺专西画组同学》手札（底稿）

1941年4月19日《潘天寿致刘如阜、张毓人、郝士林、萧涵芬、刘晓峰、曹承杰、傅本娴、段汝为等国立艺专新制国画组二年级同学》手札

1953年9月《黄宾虹致诸乐三》手札

1958年4月26日《吕凤子致姜丹书》手札（浙江美术馆藏）

1979年6月11日《席德进致翁祖亮》手札

1982年8月17日《赵无极致丁天缺》手札

1995年9月19日《朱德群致闵希文、韩斌》手札（浙江美术馆藏）

2005年6月15日《刘江致郝石林》手札

尺素寸心忆前人

郑圣天

今年3月樱开草长的时节，我在杭州见到方幹民先生的孙女，她给我看了一封朱德群四十多年前写给方先生信的复印件，让我颇感意外。因为信中的主要内容谈的是我，而我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1979年，“文革”后国家首次选派一些中青年学者出国进修，我有幸考取了艺术院校极少的名额之一。教育部很快发来申请学校表格。我最初要求去墨西哥学习壁画，但因不通西班牙语未获允许。英语我虽有些基础，领导却又认为美国没什么艺术好学，说要深造还是应当去欧洲。

正是这个时候，方先生去信给他久未联系的学生朱德群，为我查询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壁画的可能性。朱先生于1980年5月回了这封信，就“郑圣天先生来法入巴黎美术学院的问题”做了非常详细的回答。我不记得当年自己是否向方先生提过这个要求。上一辈艺术家大多是去法国留学，我不太想步他们后尘，所以已向教育部提出去意大利的报告。也许是当时院系领导仍然中意巴黎美术学院，故请方先生出手相助。或者是方先生听说了此事，自己主动向海外的故知了解信息，才引发了这一场情深意重的书信往还。

读完这封半个世纪前的信函我感慨万千。我们上学时对老艺专的历史知之甚少，对前辈名师学长更缺乏认识和尊重。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外交、文化主张“一边倒”，学生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是苏联的艺术家，而对西方“新派画”批判的余波仍在校园中回荡。1958年我毕业后方先生才从南京军事学院调回美院，所以我并没有机会受教于他。后来虽在系里共事多年，不是一个工作室接触也有限。方先生为人彬彬有礼，来校上课总是衣冠整齐，见面都会含笑鞠躬打招呼，不过我们之间并没有很深入的沟通。朱德群先生与我更是素昧平生，那些年海外艺术家的信息在国内很罕见，我以前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今天看到这两位老先生曾经热心地关心提携我这样一位几乎陌生的后辈，确实非常感动。师生之间的绵长情谊、同门校友的相惜相助，洋溢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

后来元玺给我发来《国立艺专函札（第二辑）》的文稿，使我又想起另一件前辈书信往来的旧事。

1953年我到杭州入学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时，林风眠先生已寓居上海，新生并没有机会见到这位老校长。倒是有学长带我去玉泉拜访了出狱不久的丁天缺先生。丁先生谈起老艺专眉飞色舞，对林先生的离校却语焉不详。我带着更多的问号走出了丁先生家，只是一直没忘记他对我“五更即起”的教诲。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见到林先生，却是在一个完全预料不到的特殊场合。1968年5月起全国掀起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高校老一辈专家权威比较多，往往也是审查重点，美院也不例外。我记得油画系颜文樑、黎冰鸿、关良、方幹民、林达川等老教授都被集中在一间教室中写“历史交代”，由以学生为主建立的各个“专案组”负责审查。像我这类年轻教师身世还算清楚，不是运动的对象，“专案组”忙碌起来不时会叫我帮忙抄抄写写。

有天一位姓李的学生突然提出要我和他一起去上海“外调”。“外调”就像现在网上的“人肉搜索”，不过那时要靠两条腿，到全国各地去寻找证人，核实材料。李同学和我一向关系不错，即使两派严重对立时他也没把我当“敌人”看待，这次邀我当然是好意给我一个外出遛遛的机会。他参加的“专案组”审查对象是关良。关先生早年曾东赴日本留学。那个时代认为出国都有通敌叛国的可能，自我交代不可信，需要找到旁证。关先生过去的一些朋友同事都是外调对象。我一听李同学说要去找林先生就坐不住了，巴不得马上出发。

我们已知林先生在那年8月被关押入狱，据说是受当时轻工业部副部长邓洁一案的牵连。邓洁原是北平艺专学生和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早年曾入伪满州监狱而被认为有叛徒和“日特”嫌疑。林先生仅因接待帮助过他，竟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狱中长达四年。

那天下午我们两人来到南市区的上海第一看守所。我只在电影和报刊图片中看过监狱的样子，没想到有一天会亲临其境。牢房当然处处戒备森严。据说沪上和日本相关的犯人都关押在此处，但除了警卫以外一张人脸我们也没见到。

谈话是在一间标准的空囚室中，四四方方，摆着一张长桌和几只椅子。林先生被带进来后就在我们对面坐下。我的职责是记录李同学与林先生的对话，年代久远，谈的内容现在已不记得了。但与这位传奇人物面对面约一小时，在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林先生平静端坐，面容略显枯槁憔悴，眼里也不见光彩。他穿的是一件灰色高领套头衫。多年后在林先生遗留的照片中见到他常穿高领毛衣，看上去很相似。我很想对他讲一两句问候的话，但一个字都没敢说出来。

2004年在我参与策划的“上海摩登”展览图录中，提到过与林先生的这次会面。我写道：“他曾在狱中写过一首诗：‘我独无才作画师，灯残墨尽夜眠迟；……犹忆青丝魂已断，谁知白发共难期。’这几句诗表达了一位以‘创造时代艺术’为理想的艺术家毕生奋斗的无奈，也道出了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历经的困苦艰辛。”

1988年11月，我们设立的“万曼壁挂研究所”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壁挂展”，我那时正在美国访问。肖峰院长要我赶来参加开幕式。他说也会邀请定居香港的林先生出席。我兴致勃勃地飞到香港。可惜林先生说怕“人多繁杂，记者又多，研究不了艺术”，并没有在开幕式上出现。过几天他再来到展场时我已经离开了。没想到错过的是最后一次见到先生的机会。

1991年林先生过世后，我在旧金山见到他过去的学生潘其鎏。1951年林先生自动离校的时候，潘其鎏也退学回到上海。他一直与林先生保持来往。潘其鎏说起协助林先生销毁画作的往事不胜唏嘘，也念念不忘后来林先生对他和全家的关心帮助。

不久潘其鎏给我看了20世纪50年代林先生在上海写给他的三封信。我看过林先生一些作品，但从未见过他的字迹。在密密麻麻写满字的信纸上，林先生不仅表达了他对学生们的爱护和期待，更难得地描述了这段时期个人创作的心路历程，谈到他对现代艺术和传统的看法，披露了他的灵感来源和表现手法探索的途径。对于林先生后期艺术成就的研究来说，这是份非常难得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潘其鎏听说我要编一本林风眠的画册，就把这几封手书的复印件寄给了我。它们一直存在我的资料夹中，直到这次要提供给元玺编《国立艺专函札（第二辑）》，我才重新找了出来。

林先生和方先生都是我很敬仰但无缘受教的前辈。但这几封书信却让我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似远还近的命运联系，牵引出层层的人物与故事。我相信这一辑《国立艺专函札》的出版会得到更多朋友和读者的共鸣。也让我们从一个更贴近真实的角度来理解老一辈艺术家。

2026年夏

后记

从中国美术学院师道丛刊《国立艺专函札（第一辑）》付梓至今，不过半年有余，而第二辑的篇幅竟又增厚许多，函札数量由三十六通增至六十五通。去年年底首辑面世后，回响远超预期：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校友及后人纷纷提供线索，慨然将珍藏手迹交付扫描；校内同事感慨“在过于忙碌和浮夸的学校日常里，感觉到一种本来应该有的静惬和诚恳”，并拟将本书列为学生的核心参考书目；亦有读者因函札中朴素的词句而泫然泪下。这些回应让我们确信，整理国立艺专函札，不独为编一部书，更是在为一所学校、一群人、一种精神，补缀一份业已散佚的心史。

国立艺专的历史，向来不缺乏宏大叙事。从孤山到沅陵，从昆明到璧山，从松林岗到磐溪……抗战烽火中弦歌不辍，西迁路上师生相守，这是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然而，当我们真正沉入这批函札之中，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潘天寿在缙云山城里写信，与老师姜丹书抱怨“城内仅二千家，于此可想见昏昏混混的过旧历年殊无聊”；吴大羽在沪上蛰居多年，对老友林风眠叹道“弟苦持孤执，未曾离沪一步，然多年困处，几乎野人矣”；吕凤子执笔时手指僵直，仍勉力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陈说艺专的窘迫与希望。这些细节无关庙堂之高，却关乎人之常情——困顿中的坚持，离乱中的牵挂，卑微处境中对艺术的笃信。函札的好处，正在于不假修饰，不作门面语，每一笔都是心迹的直呈。

“师道”二字，是这套丛书的题眼，也是我们整理这批文献时最深的感触。在这些函札里，师道的呈现方式朴素而真切：潘天寿批改学生郝石林的临帖，不仅指出笔法优劣，连落款题跋的“太随便”也要叮嘱一句“希多努力诗文为要”；吴大羽在战乱中辗转寄信给学生吴冠中，不谈技法，只说“艺术虽不能全靠意志来完成，而艺术家者，却不能自失其良善心地”；林风眠避居沪上，写给学生潘其鎏的长信里，论画技、谈旧戏、说敦煌，并时时叮嘱“不要太急”，把自己对艺术的困惑与心得毫无保留地吐露；席德进病危之际，与远在海峡对岸的老同学翁祖亮作最后道别，“生命总是会有终结的一天”，“祝福你们幸福的过活”；赵无极写信给学弟丁天缺，直言其画作“学生气太重”，建议到法国时多看塞尚、马蒂斯原作以救其弊；朱德群、吴冠中和闵希文在信中讨论为老师方幹民的第一本画册撰写文章，“以慰方先生在天之灵”……师道在哪里？不在讲台之上，而在这些琐细的往还之间。师生、同窗之间的真心，原不需高头讲章来支撑。

2028年中国美术学院即将迎来建校百年，其前身国立艺专文献的整理，自然有补缀校史的功用，但我们更愿意将它理解为一桩“续命”的工作。一所学校的生命，不仅在于它的建制、它的校舍、它的课程设置，更在于它沉淀下来的精神质地。这种精神质地，往往不存于正式的文件与报告之中，而散落在私人的函札、日记、照片这些常常容易被艺术史家忽略的“边角料”里。函札中那些关于艺术道路的困惑、关于中西之辩的思考、关于人生际遇的感慨，汇聚起来，便是这所学校最真实的精神肖像。整理这些文献，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在日新月异的变动中，为后来者保留一脉可溯的源流。

整理这批文献的过程，也是一场漫长的“认人”之旅。我们时常要为函札中的人物钩沉索隐，要在泛黄的照片里通过比对大量影像去辨认数十年前的面孔，要在艺专档案中细致翻查教师聘请、离校以及学生入学、借读、转学、休学、退学、毕业的详情。大量不为人知的“艺专人”，被发掘，被记载，被重新忆起。将这些名字与面孔、与生平、与后来的命运一一对应起来，仿佛是在为一段被时光模糊的记忆重新对焦。我们想让现在的国美师生、读者感受到，这些人物不是文献中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有体温、有性情的人。

高世名老师在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时，每年都会向编者问询当年逢十诞辰的艺专先师，这个惯例便是“国美人”师道传承的绝好注解。今年，编者照例做了梳理：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的吕凤子，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郁达夫、唐隽、陈之佛、周轻鼎、王隐秋、溥心畬等，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雷圭元、方幹民、张天翼、庞薰琹、谭旦冏、沈福文、秦宣夫、邓白、吕霞光、蔡仪、周圭、顾恒等。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已被淡忘。今年4月9日校庆日，学校图书馆与学生工作部共同策划了一次寻访先师旧居的活动，师生们携着《国立艺专函札（第一辑）》，在编者的引导下，走过孤山国立艺术院旧址，又依次走过潘天寿、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黄宾虹五位先师在杭州孤山、马岭山、栖霞岭的旧居。年轻的面孔在老屋前驻足，低头翻阅书页，与数十年前的墨迹默然相对。那一幕让我们感到，函札中的对话并未终止。

本辑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函札原件的提供者与保管机构，没有他们的慷慨与信任，这部书无从谈起。特别要感谢郑圣天老师，不仅提供了20世纪90年代从潘其鎏处接存的林风眠手札复制件，更欣然为本辑作序。沈浩书记、余旭红院长、傅巧玲副书记、封治国副院长等学校领导一如既往地对学校校史文脉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重视，令人感佩！凡此种种，难以一一列举，统此申谢！

刘元玺

2026年7月于中国美术学院

《国立艺专函札·第二辑》作品欣赏

布谷鸟又叫了 68cm×66cm 纸本彩墨 20世纪60年代初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藏

吴大羽 色草 53.2cm×38.5cm 布面油画 1984年 中国美术馆藏

方幹民 江南水乡 56.5cm×47.8cm 布面油画 1982年 香港东方艺术基金会藏

吕凤子 佛弟子第一次集结图 85cm×59.9cm 纸本设色 1940年 中国美术馆藏

周轻鼎 回头鹿 11cm×16cm×8cm 陶、花釉 1980年 浙江美术馆藏

诸乐三 山水 70cm×32cm 纸本水墨 1949年

席德进 翁祖亮像 46.5cm×39cm 布面油画 1948年 台湾美术馆藏

张功慤 想往 66cm×54cm 布面油画 1991年

《国立艺专函札·第二辑》

中国美术学院师道丛刊

许 江 主编

《国立艺专函札·第二辑》

刘元玺 编

2026年8月版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本书系统辑录了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国立艺专师生的往来信函，跨越建校初期、西迁岁月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凡65通，其中40余通以及大量珍贵照片、文献史料、艺术作品系首次公开。全书依“师长”“师生”“同师”三部分展开，收录林风眠、吴大羽、林文铮、潘天寿、黄宾虹、吕凤子、谢海燕、诸乐三、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丁天缺、闵希文、席德进、刘江、张功慤等先贤及校友的来往信函。从办学擘画到艺术哲思，从谆谆嘱托到同窗砥砺，这些信函生动勾勒出一条以“道义”为核心、“传心”为方法的国美师道传统，为解读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提供了兼具人文温度与实证价值的一手文献。

来 源｜中国美术学院师道丛刊

编 辑｜朱叮叮

责 编｜童戈辛 刘元玺

审 核｜韩 亮 丰 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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