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叶维杰：在伪阿邦印度大搞水电，为啥越推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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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维杰

编辑| 陈子珩

审核|杨春雪 陈珏可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2026年9月30日，印度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我藏南地区，以下简称伪阿邦）推动的上桑朗多用途项目（Siang Upper Multipurpose Project，SUMP）再次遭遇大规模抗议。当天，伪阿邦“首席部长”白玛康卓（Pema Khandu）前往相关地区，迎接他的却是罢市、封路和示威。

10月23日，局势再度升级，警方动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印度国家水电公司（NHPC Limited）位于帕西加特（Pasighat）的办公室遭到纵火。印方随后继续增派警力。白玛康卓再次呼吁进行对话，并将当地民众的担忧归因于围绕项目的“错误信息和误解”。

时至今日，这个规划装机约1.12万兆瓦、被印方赋予战略意义的大型工程，仍然停留在预可行性调查阶段。印中央和伪阿邦政府动用了行政协调、公关宣传乃至武装力量，却始终未能平息受影响村庄的抵制。

一、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算盘

对于伪阿邦政府而言，大型水电项目意味着中央投资、电力收益和地方财源。10月6日，白玛康卓在公开讲话中强调，水电开发能够通过免费电量和股权收益壮大地方经济，并将其作为扩大自主财力的重要途径。上桑朗项目庞大的规划规模，使其成为地方当局争取投资、兑现发展承诺的重要项目。

近年来，印方又为这一项目增加了更强的战略色彩。随着我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推进，印方不断渲染所谓的断水和突然泄洪风险，将上桑朗项目包装为保障印度水安全的必要措施。白玛康卓甚至宣称，中方可能把大坝当作“水炸弹”。

对于莫迪及印人党而言，将地方水电开发同对华竞争直接挂钩，有助于争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支持，也为要求地方服从重要的战略安排提供了充分理由。将土地征用、移民安置、环境影响等具体问题纳入对华竞争的宏大框架，当地村民理所应当地被要求为所谓国家利益作出牺牲。

地方政治人物的立场变化，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披露，奥京·塔辛（Ojing Tasing）早年曾以反坝活动人士的身份前往新德里，要求取消河谷水电项目。如今，他已成为负责协调上桑朗项目前期调查的高级授权委员会（Empowered High-Level Committee）主席，并以应对中国工程为由主张建坝。

但政府也因此限制了自己的选择。中央和伪阿邦政府反复宣传，上桑朗项目是应对中国工程的必要举措，就需向国内证明自己有能力推动这一项目。进展长期停滞会暴露其政策执行能力的不足，主动取消又会使此前的安全论述难以自圆其说。不遗余力推动上桑朗项目，成为其维护政策信誉和对华强硬形象的需要。

这种政治需要，让印度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更加直接：当地反对者非常清楚，一旦预可研完成，建坝便难以阻止，因而在预可研阶段就发起抵制。

二、来自村庄社会的抵制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对当地珞巴族阿迪人（Adi）而言，祖居地同时维系着生计、氏族关系和历史记忆。例如，里加村（Riga）是当地历史悠久的阿迪人村落之一，这些沿河村落承载着多个氏族的历史记忆，耕地和果园又为居民提供持续收入。反对者担心，即使获得安置和补偿，也难以在迁居后重新取得同样的耕地、资源使用条件和社区地位。这使政府很难用一笔补偿说服他们接受搬迁。

这种抵制还基于长期形成的组织基础。桑朗原住民农民论坛（Siang Indigenous Farmers’ Forum，SIFF）长期组织受影响村庄反对大型水坝。2025年8月，SIFF在格库（Geku）组织召开阿迪人传统议事大会（General Bogum Bokang Kebang，GBBK），反对大坝及其预可研活动。氏族关系、村庄组织和传统议事，将各村的反对者联合起来，使抗议得以长期持续。

更关键的是，这些村庄能够直接影响调查所需的现场条件。NHPC在2022年12月提交了涉及三个备选坝址的初步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最终选址仍需补充钻探和地球物理调查。9月14日，乌根（Uggeng）拟建坝址两岸村民分别示威，反对钻探设备进场。到10月下旬，参与项目的NHPC人员仍表示，现场调查难以推进，坝址无法最终确定。现场钻探需要设备进场、人员驻留和物资补给。村民反复封堵道路、阻拦进场，使坝址比较所需的地质资料迟迟无法补齐。当地反对力量由此获得了拖住项目的实际能力。

三、越用力越反弹：失效的软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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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基层的抵制，印度政府试图通过“软硬兼施”来破局，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不断叠加的政治成本反而让自身陷入困境。

在“软”的层面，公关与利益安抚双双失效。NHPC将化解抵制的希望寄托于公关公司，合同服务期延长至2026年11月，总金额约1.09亿卢比，试图通过争取长老、媒体传播来扭转“负面叙事”。然而，村民的诉求是停止调查、取消项目，双方协商的起点存在根本分歧，仅靠宣传收益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在资金方面，印度中央虽批准了35亿卢比的特别发展配套计划，但支持预可研文件的签署程序却饱受质疑。科姆卡尔村居民指称，曾以农业等项目受益人的名义被诱导签字。签字者是否充分知情直接关系到调查同意的可信度，这使得政府难以凭此消除疑虑。

在“硬”的层面，武力介入直接激化了矛盾。政府承诺尊重村民意愿，却又依靠警力保障调查活动。对已经怀疑签约程序的居民而言，前期调查就动用强制手段，意味着后续建坝决策将失去拒绝的余地。10月10日，桑朗原住民农民论坛青年组织直接将“撤警、撤案、释放被拘人员和赔偿损失”列为对话前提；随后，警方动用催泪瓦斯、NHPC办公室遭纵火的冲突，更是让局势升级。

强硬手段带来了连锁的政治反噬。前首席部长格贡·阿邦要求彻底取消项目；国大党则要求公开安置方案并审查发展资金流向，原本用来争取村民的资金成了反对党追查的切入点。同时，拘捕行动和报道限制引发了对执法程序和新闻自由的质疑，东桑朗法院于10月14日对13名申请人给予临时免遭逮捕的保护。国际河流组织也发声谴责武装部署。印度政府原本希望借项目展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但其对待受影响居民的方式，反而为外部批评提供了证据。

四、进退维谷的莫迪政府：

政治上难退，工程上难进

恢复调查，政府首先要同坝址周边村庄谈妥设备进场和持续作业的条件。继续依赖警力，就要维持安保投入、承担冲突风险。转向协商，又要处理土地征用、移民安置和拘捕争议。这些调整涉及村庄内部的集体决定，也牵动政府此前的承诺。工程本身还有漫长的后续程序。坝址选定之后，项目仍需编制详细项目报告并履行后续审批。NHPC项目人员已承认，预可研之后的这些工作还要耗费多年。

莫迪本届任期内，依然会以对华安全为由推动项目动员，但项目恐长期在抵制和重新协商之间反复拉锯，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的前景依旧黯淡。印度政府越是抬高上桑朗项目的对华竞争属性和战略意义，项目久拖不决就越暴露出其处理地方利益冲突的能力不足。

作者简介：叶维杰，南亚研究小组成员、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2026年10月28日文章，原标题为《印度打算在伪阿邦大搞水电为啥越推越难？》。

本期编辑：陈子珩

本期审核：杨春雪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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