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卡壳多年，她去当牧师后找到了写作的突破口

三十多岁那年，我成了一名牧师。与其藏着掖着，不如直接承认——就像邻居在街区聚会上顺口说自己得了新冠一样，先给你一个拉开距离的机会。谁知道呢，也许我正好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坏消息是：我确实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不过不是关于上帝，也不是关于教义或经文。我的好消息——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叫我的"福音"——是关于讲道台的视野如何帮助了我这个写小说的人。而且我不认为一个写作者必须成为牧师，甚至不必对任何有组织的宗教有任何依附，才能从讲道中学到东西。

我是在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持续失败的背景下走上讲道台的。有时候，当人们把"失败"和"写作者"放进同一个句子里，他们是在暗示真正的失败在于那些文学守门人——他们不能或不愿欣赏这位写作者的天才。我可以向你保证，文学界对我没有犯这样的错误。我的小说得不到推进，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抓地力。我一直在修改故事表面的元素，却不肯深入它的内核，而我没法深入内核，是因为我其实并不确定这个故事为什么重要。我的草稿充满了氛围感，却缺乏实质。我不断给场景做造型、重新装修，无论我以为自己把它们写得多粗粝，它们实际上始终光滑无摩擦，因此无法产生那种一开始就把读者拉进叙事的热量。

小时候，我去的是一间保守的福音派教会。大学时我离开了教会，但成年后又发现自己被基督教传统拉了回来——不过这一次，是神学立场不同的教派。回到教会后没多久，我就意识到自己对讲道本身产生了兴趣。几年后，机会来了——我被邀请在一个周日的礼拜中，在我们教会分享一次信息。

答应下来之后，我立刻开始怀疑自己的资格，甚至怀疑自己的动机。想讲道、觉得自己有什么精神价值可以给予，这不是有点奇怪吗？以我的写作艺术硕士学历、我的大学写作教学工作和那本失败的小说来看，我不是——怎么说呢——相当不够格吗？而且最令人难堪的是，我对讲道的兴趣会不会不过是想缓解写作上的失意？我是不是只是在寻找另一个听众——而且还是一个被圈住的听众——来替代那些迟迟没有出现的读者？

不知怎的，这些疑虑并没有干扰讲章的实际写作。写讲章、改讲章，虽然不完全像写文章，但多少还是有点像写文章，只不过这一篇马上就要交，而且需要我对着几十个人大声读出来——其中有些人我很熟，有些人只是略识，但所有人都是实实在在的。

为了表明我并不自认拥有什么特殊权威，第一次分享时我选择不站在讲道台上，而是站在圣所的地面上。我也喜欢这个安排，因为我觉得它会让我的讲道有一种文学朗读的气息。我当时的逻辑是：如果有人争论我说的话哪里不对，或者我没有资格讲道，我就可以指出，我不过是在一个标准谱架上朗读一篇属灵文章，读给一群有属灵心思的人听。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惊讶——当我从刚在谱架上排好的稿页上抬起头，看到的不是一群有属灵心思的听众，而是一个会众。

所有初学写作者都被教导要担心读者。谁可能读到我们的作品？那些读者的兴趣是什么？我们如何满足足够多的兴趣以令人满意，同时又颠覆足够多的兴趣以引人入胜？

工作坊模式——爱它也好恨它也好——把写作者和作品放到同辈读者面前；如果这些同辈在阅读和评论时既慷慨又诚实，写作者或许能从他们的洞见中受益。但即便是慷慨的读者，聚在一起的目的也是评估。听证会、审判、面试——读者正是从这些情境中衍生出来的，这个词本身还残留着绝望的回声。有读者意味着会有一个有利或不利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能否打动、或至少满足那些坐在评判席上的人。

我从来没有真正害怕过读者。选择为发表而写作，意味着我决定——或意识到——我愿意把自己的作品交出去接受评判。但我心里的那个读者是暴君式的。它在故事还没有形状的时候就出现了，而且一路都不满意，大概因为那本来就是它的工作。

我并非完全不知道这个问题。为自己写，不为他们写！我会这样告诫自己。也许这个洞见对我失效，是因为我们永远没法真正听进自己的建议；但更可能失效的原因是，我知道如果我在写一本书，那它就不只是为我自己写的。于是我又试着想：为你理想的读者写！这个视角有时会带来一丝希望，但希望总是熄灭，因为我没法骗自己相信这真的是一封私人信件。而一旦我允许任何其他想象中的读者进入这个交流空间，他们的评判就又砸下来，淹没了我感知故事核心的能力。

冒着夸张的风险，我要说：从那个谱架边缘望出去，改变了我的写作生涯。不是一下子改变，但实际上也相当快。聚集在我面前的人不是来被打动的。他们远没有那么在意评判我讲道的质量，他们更想知道我有没有什么有帮助的话要说。我自己的身份在这场聚会中并不重要。我明白，人们去教会有很多原因——见朋友，喜欢音乐，或者出于习惯——但在这些原因之下，是一种信念，或至少是希望：某种需要会被满足，某种支撑性的洞见会被遇见。"会众"这个词，毕竟意味着羊群，而羊群聚在一起，是为了在彼此身上遇见独自一人时遇不到的东西。

随着我不断写新的讲章，我不断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把会众的意识带入写作。我需要他们共同的对清晰的需要，因为这肯定了我自己对清晰的需要，也赋予我的问题以目的。我需要他们作为人的真实存在，因为这让我不至于飘进抽象。我甚至需要我并不太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这个事实，因为这样我就必须保持谦卑，避免开处方，向自己承认：我不仅没有答案给他们，而且我大概连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

带着会众的意识写作，改变了我对小说写作利害关系的看法。它与其说移除了压力，不如说把压力挪了位置。评估现在退居其次，让位于我希望做到的事——是的，动用我手头所有的词汇工具，但不是因为目标是写得好，甚至不是讲一个好故事。词汇工具必须服务于说出点什么。如果一位会众在午餐时被问到我的讲道讲了什么，而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那我就失败了。我不是说他们需要引用某个道德教训——我希望到这里已经很明显，这两样我都不感兴趣——而是说，我"成功"的证明（如果这个词能用在这里的话）在于他们能否指出，讲道的主题如何与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事物、与他们所观察的世界相遇。就像把手指放进讲道在他们自己心上留下的凹槽里。

写讲章帮助我理解了，要让我的小说获得抓地力需要付出什么。我看到，我必须像牧师委身于一段经文那样委身于一个故事，先接受它的局限，才能探索它的深度。我也明白，我永远不会确定我的小说作为一件艺术品是否"成功"，原因正如牧师永远不确定自己在讲道台上是否"成功"。事实上，任何牧师如果确信自己确切知道会众需要听什么，那他就是个满嘴胡扯的牧师。写一篇讲章——或一个故事、一篇文章、一首诗——是一场冒险和袒露的练习。如今当我走下讲道台，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会想：那值得说吗？那是浪费时间吗？但我也不再被这个问题的结果吓住，因为周日会众聚在一起的整个意义——无论我站在讲道台的哪一边，我都是这会众的一部分——就是再次寻找我们的生命与真理、恐惧和希望相交的地方。一个牧师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定位她相信那脉搏所在的地方，然后问聚集的人：你们也感觉到了吗？我们该拿它怎么办？

如果说读者给出的是评判，那么会众给出的是延续。几乎无论一篇讲道是有帮助还是乏味，无论它的连接多么闪亮或比喻多么陈旧，它的有用或无用都注定会随着日子过去而淡去，因为日常生活的压力会执行它必要的分心。这意味着（出版业的起伏不论）总会有另一个故事被需要，另一篇讲章被排上日程，因为会众明白，这整个聚在一起的练习是操练，不是表演。是传统，不是奇观。写作中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在于我们总还有一次机会，去看看能不能从我们共同身处的这团乱麻里，理出一点类似意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