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天,西安城内,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坐在剧社后台,面前摊着几张账目。台上锣鼓声未歇,台下却在商量一件看似办不到的事:靠唱戏筹钱,捐赠一架飞机。
这个念头,并不是一时冲动。朝鲜战场传来的消息,让常香玉久久不能平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前线空中力量紧张,许多战士在敌机轰炸中牺牲。她听完广播,整夜未眠,第二天便对陈宪章说:“咱们也捐一架飞机。”
当时的常香玉,已经是颇有名望的豫剧演员,却没有能够轻易拿出的巨款。剧社有人劝她,认为这个目标太大。她没有争辩,只说了一句:“只要有人愿意看戏,钱总能一点点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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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香玉的这股硬气,早在童年便显露出来。她原名张妙玲,1923年出生于河南巩县一带。六岁时,她在邻村看了一出梆子戏,回家后便缠着父亲张福仙学唱。父亲本来就是戏班中人,很快发现女儿嗓音清亮、记性极好,便亲自教她练功。
家境贫寒,学戏并非风雅之事,而是实实在在的谋生手段。父亲嗓子坏掉后,只能在戏班做杂事,养家的担子逐渐落到女儿身上。常香玉年幼登台,唱过武丑、小生、须生和花旦,什么角色缺人,她便学什么。
1931年,家族曾安排她做童养媳。张福仙坚决拒绝,还因此与亲族发生冲突。那时常家已有姑姑遭遇不幸,父亲不愿女儿重蹈覆辙。常香玉后来改随义父常老大姓氏,取名常香玉,这个名字也伴随她走完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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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之后,她在密县一带搭班演出。一次临时缺人,她顶上台去唱《铡美案》,从此真正走进戏曲舞台。十二岁时,她每月已经能挣到几块大洋。收入虽不算惊人,却足以说明她在戏班中已经站稳脚跟。
成名路并不平坦。旧社会戏曲演员地位低,常被人轻视。一次在宝鸡演出堂会,她因不愿迎合权势人物,险些遭到伤害。那场经历使她更加明白,演员若没有骨气,技艺再高也容易受人摆布。她的刚烈,后来也成为舞台风格的一部分。
1944年6月,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陈宪章懂戏,也懂剧本,婚后长期为她编写、整理演出文本。常香玉曾提出几条婚姻条件:不做妾,不嫁当官之人,丈夫不能因她唱戏而轻视她。陈宪章答应下来,并辞去原有职务,把精力放到剧社经营和艺术创作上。
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二人组建香玉剧社,四处演出。常香玉并没有把舞台只当作挣钱的地方,早在抗战时期,她就多次参加义演。1942年,河南灾民滞留宝鸡,她筹款搭建席棚、购买粮食,还为无处安葬者筹措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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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飞机的计划确定后,夫妻俩卖掉房产和卡车,拿出多年积蓄。1951年8月,常香玉把孩子送进保育院,带领五十多人组成的剧社,从西安出发巡回演出。她一天接着一天赶场,演出地点不断变换,剧目则以《花木兰》等戏最受欢迎。
半年多时间里,剧社演出一百七十八场。到1952年2月,义演所得达到十五亿二千万元旧币,足以完成购机任务。飞机后来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交由人民空军使用。有关实物和资料,现收藏于中国航空博物馆。
这场义演的意义,不只在于一架飞机。常香玉把个人声望变成了公共行动,观众买票看戏,演员辛苦登台,剧社承担成本,许多普通人也通过捐款表达支援前线的愿望。她没有发表复杂的宣言,只是把自己最熟悉的唱腔唱到了战场之外。
1952年,她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并与梅兰芳等艺术家获得荣誉。1953年4月,常香玉随西北慰问团赴朝鲜,为志愿军和伤员演出。她说,看见伤兵就心疼。对她而言,慰问不是例行活动,而是把戏曲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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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香玉的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时期不断成熟。她吸收豫剧各流派的长处,形成刚柔相济、吐字清楚的表演风格。《花木兰》经她演绎后广为流传,许多演员和戏曲院校专程学习她的唱法。她既重视传统,又不拘泥于旧腔旧调,逐步形成常派艺术。
晚年,她仍关心剧团和戏曲教育。2000年7月9日,陪伴多年的丈夫陈宪章因病去世,享年84岁。2002年底,常香玉被查出患癌,后赴北京治疗。2004年6月1日,她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去世,享年80岁。
那架以剧社命名的飞机,留下的不只是捐款数字,也记录了一个戏曲演员如何凭借数百场演出,把个人命运、舞台生涯与国家危难连接在一起。常香玉的一生,始终没有离开戏台;而她留给豫剧的名字,也没有停在那场义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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