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六大旅长中，徐海东和陈赓为大将，其余四人军衔是什么？

1955年9月，北京，授衔名单公布前后，许多老同志都在议论一个问题：八路军当年的六位旅长，为什么最后没有出现“六人齐列大将”的局面？

这个疑问并不奇怪。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共六个旅。八路军的师长后来全部成为元帅，旅长虽只低一级，却都是长期经受战火考验的高级将领。

但军衔从来不是按照抗战时期的职务机械排列。一个人的资历、战功、健康状况、所处岗位，乃至后来是否继续担任野战部队主官，都会影响最终评定。六位旅长的道路，恰好呈现出六种不同走向。

第115师下辖第343旅和第344旅，旅长分别是陈光、徐海东。两人的起点都很高，结局却相差极远。

陈光是红一方面军的重要干部。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担任红军大学校长，陈光曾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1938年林彪负伤离开前线，陈光又代理第115师师长，连续承担重要职务，说明组织对他寄予过厚望。

抗战初期，他指挥部队在山西取得午城、罗曲镇等战斗的胜利，表现相当突出。遗憾的是，进入山东后，陈光在陆房突围等问题上出现失误，与地方和部队干部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后来，他先后离开一线指挥岗位，调任后方工作，又返回延安学习。

问题不只在战场。陈光性格刚烈，处理上下级关系时缺少回旋，后来在东北、华南工作期间，也曾因电台管理、擅自安排事务等问题受到批评。1954年，组织对其进行审查期间，陈光因心理压力和思想转不过弯，走上了绝路，未能等到1955年的授衔。

因此，陈光没有军衔，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资格担任高级将领，而是人生在关键阶段发生了严重转折。

徐海东的经历则完全不同。红军会师陕北时，中央对各部队的历史背景和内部情况都十分谨慎，但徐海东用实际行动取得了信任。中央部队初到陕北、物资困难，他不仅主动提供经费，还调拨枪械和人员给予支援。

有一次，身边干部担心自身部队力量受损，徐海东只说：“中央需要，就要尽力帮助。”这句话不长，却说明了他的政治立场。

抗战中后期，徐海东因长期患病，基本退出一线指挥，解放战争也未能参加。按一般资历和战场表现衡量，这似乎会影响授衔，但他的历史贡献、红军时期的地位以及对党中央的支持，都被完整保留下来。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

第120师的两位旅长，结局又有不同。第358旅首任旅长卢冬生，原是贺龙麾下红二军团的老将。红军改编时，他虽然获得任命，却因受到审查和学习安排，没有真正到第358旅履职。

卢冬生的命运颇为曲折。抗战期间，他曾赴苏联治疗腿伤，1945年回国后进入东北工作。解放战争初期，他担任哈尔滨卫戍司令员。1945年12月，哈尔滨局势复杂，卢冬生在制止苏军人员抢夺物资时遭枪击身亡，年仅37岁。

他没有走到解放战争中后期，更没有机会建立新的战功。以他的资历和红二军团代表性，若能正常发展，授予大将并非没有可能，但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继续证明自己的时间。卢冬生最终没有获得军衔。

第359旅旅长陈伯钧，是中央红军出身的老干部，长征途中还曾在红四方面军第9军担任参谋长，后来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按资历看，他同样属于八路军旅长中的重要人物。

1937年10月，部队驻在洛川。一次领取经费、筹备冬装的事情中，旅部人员与一名司机发生争执，陈伯钧情绪激动，打了对方一个耳光。事情不大，却违反了纪律。上级随后让他离开部队，到延安学习。

“只是一个耳光，何必这样处理？”有人替他不平。陈伯钧的回答很直接：“军队有军队的规矩。”

这次处分使他错过了抗战时期许多一线机会。解放战争中，他虽然担任过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重要职务，但已不是直接统率主力纵队的核心将领。凭借深厚资历和较高职务，陈伯钧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第129师的两位旅长，分别是王宏坤和陈赓。第385旅旅长王宏坤，长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1936年便担任红四军军长，是标准的老资格将领。

解放战争初期，王宏坤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司令员。后来他认为王近山更适合指挥这支部队，主动让出主官位置，转入军区工作。1947年，他又担任第10纵队司令员，但这支部队很快承担开辟桐柏根据地的任务，作战方向偏于地方经营。

王宏坤并非没有贡献，只是没有像一些将领那样，在解放战争的大兵团决战中持续担任前线主官。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赓则是六位旅长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第386旅在抗战中屡立战功，他本人又长期处在一线，指挥风格果断，部队战斗力很强。解放战争时期，陈赓担任兵团级领导，率部转战中原、西北，持续发挥作用。

1947年，中央曾考虑让陈赓、谢富治率部组建新的战略集团，后来随着中原战局调整，这一设想没有落实。陈赓继续在主力部队中作战，职务和贡献都得到充分体现。1955年，他与徐海东一同被授予大将军衔。

六位旅长中，陈光、卢冬生没有等到授衔，陈伯钧、王宏坤获授上将，徐海东、陈赓成为大将。相同的是，他们都曾站在八路军六个旅的指挥位置上；不同的是，战争年代的选择、身体状况和人生际遇，最终把他们带向了不同的历史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