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一座无名墓主的私人藏书解开了一件千古疑案

一

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多具有偶然性，有的是因为盗墓而发现，有的是因为农民下地无意刨出文物而发现，还有的是因为施工挖出古墓而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就属于后者。

据银雀山汉墓发掘者之一的刘心健先生回忆，1972年4月10日上午，他正在临沂文物组工作办公室整理有关材料的时候，临沂县城关建筑管理站一个叫作孟季华的老工人急匆匆跑来报告说，在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所在的银雀山西南麓发现了一座古墓，让他们赶快去看看。刘心健和同事立刻就跟着孟季华赶了过去。到了目的地一看，发现古墓埋藏很深，距地表大约有两米左右，周围还有很多乱石，一时无法下手。于是他们就同工地负责人商量，请他们先帮忙清理一下现场， 三天后他们再去。当时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古墓，尽快挖完就是了，免得耽误人家正常施工。

三天后，刘心健与一同在临沂文物组工作的张鸣雪以及在临沂县图书馆工作的杨佃旭，一早就赶到了工地。因为当时没有照相设备，他们就按照野外考古工作的要求，请临沂东方红影院派人拍摄发掘现场的外景。发掘前，三人做了分工，张鸣霄由于已是古稀之年，就让他在上面负责看管工具和运上去的文物，刘心健和杨佃旭下坑挖掘。另请孟季华维持现场秩序。

挖掘进展顺利，很快就看到了放置在墓室中的棺材。由于棺材体型巨大，刘心健凭经验判断这副棺材是由内棺和外椁组成，也就是说内棺外面还套着一层木椁板。他们小心翼翼地揭开外面木椁顶板，椁室内的情况便一览无余：椁室东侧为棺木，西侧为放置随葬品的边箱，中间用一层薄板隔开。二人先清理的是西边箱里面的随葬品，主要有鼎、盒、壶、盆、罐等陶器和杯、盘、耳杯等漆木器，以前在汉墓中多有所见，研究价值不是很大。

惊喜来自下午4点半左右。他们在边厢北端发现了一个歪拱的椭园型木兀，木兀上面还放有一只彩绘筒形漆耳杯，与一堆破烂竹片条儿粘在一起，没法单独取出。刘心健和杨佃旭当时都以为这些已经腐朽的竹片儿与边厢南端盛栗子、核桃的篓片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了取出那只漆耳杯，就将那些腐朽的竹片拆断了一些。后来，杨佃旭不经意间发现竹片和泡在水中的几枚铜钱上似乎都有字迹，就告诉了刘心健，并将手中的铜钱和竹片递给了他。刘心健接过仔细端详，发现是西汉的“半两”钱。 再回头看竹片，上面模糊不清，但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字迹。刘心健心里当时就“咯噔”了一下：这会不会就是古人写书用的竹简？这个念头一闪过，他就赶快从那堆腐烂的竹片中取出一根较长的，用清水慢慢地冲洗上面的淤泥和水锈，最后，奇迹真出现了，上面有字！

经过仔细辨认，竹片上的字是早期隶书：“齐祖公间管子曰……”刘心健高兴极了，这可是一辈子都难以遇到的一次大发现。他赶忙对杨佃旭等人说，咱们有了重大发现，这是记载先秦史料的竹简，得马上停工，向上级报告。

山东省文物局接到消息后就连夜协调，请临沂军分区派了一个班的战士前往现场协助保护。停工待命一天后，山东省博物馆派毕宝启等专家与刘心健他们一起进行墓葬的清理工作，总共用了两天时间，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和随葬品。随后，他们又在该墓西侧50厘米远的地方发现了另一座墓，依照发现时间先后顺序，分别将这两座墓编为1号墓和2号墓。

银雀山汉墓现场发掘照片

后经相关专家整理，1号汉墓共出土竹简及残片4900多枚， 内容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管子》 等先秦文献及《曹氏阴阳》《相狗经》《杂占》 等13种。 其中有很多都是古佚本，不见于传世文献，具有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2号墓中出土的竹简较少，仅有32枚，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1号汉墓所出这批竹简中，有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它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讲军事问题的著作，还有一小部分是其他先秦诸子书籍，但没有出现儒家经典著作。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焚书坑儒”有关。《西汉年纪》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银雀山汉墓所在的临沂地区，在春秋后期属于鲁国，正是孔子的大本营所在，是儒家思想扎根发芽、影响最深的地方。《庄子·天下》记载：“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然而在这个地方出土的众多竹简中，偏偏没有发现儒家的经书。考虑到1号汉墓下葬时间距离秦始皇去世还不到100年，说明儒家信徒在秦代确实遭受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秦始皇“焚书”焚的只是儒家的经书，而并非像后世儒生所说那样，焚烧的是除法家、兵家之外的所有简书。1号汉墓出土的先秦诸子著作还有《墨子》《管子》《晏子》等，就是最好的说明。即使是儒家经书，也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全部付之一炬，焚毁的主要是民间藏书，而对于“博士官所职”一类人员所藏儒家经书，则不在此列。如《后汉书·天文志》 就说：“星官之书，全而不毁”。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引清人黄石牧话也说：“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 ”

1号墓和2号墓发掘之后，考古人员又于1973年在银雀山发掘了四座西汉墓，但是均没有像1号墓那样有太重要的发现。

根据墓中所出竹简上的避讳文字、早期隶书演变痕迹及其他文物出土情况，考古人员大致确定，1号墓的年代应为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至元狩五年（前118年），2号墓的年代为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3号、4号墓的年代下限为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5号、6号墓的年代上限为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也就是说，银雀山1～5号墓墓主人下葬时间均在西汉早期，6号墓的年代在西汉晚期。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简牍

这几座墓葬中都没有发现明确的墓主人身份信息，虽然学界有不少推测，但众说纷纭，至今还是未解之谜。

1号墓中所出13种文献，大都是兵书一类，即便是《管子》，其中重点部分也是兵法一类内容，有学者认为墓主人是个高级军官，但墓中却没有出土哪怕一件象征高级军官身份的兵器，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墓主人或者是从军的一个文职高参，或者是一个喜爱兵法的“发烧友”。

二

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竹简中，最受社会关注、也最具有历史价值的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书同出解决了一件千年历史悬案。

在此之前，最早记载《孙子兵法》的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载孙武和孙膑是前后具有血缘传承的两代人，他们分别都有兵书传世，其中，兵法十三篇的作者是孙武。稍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问世，其中的“兵权谋家”下也载有《吴孙子》和《齐孙子》两书。但再往后，《齐孙子》就不见了踪影，各种书籍也都没有了相关著录。

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

由于历史上有两个孙子，而流传下来的只一部《孙子兵法》，而且这一部 《孙子兵法》篇数与《汉书》所记《吴孙子》不合，就引起了后代学者对《孙子兵法》作者的争论。尤其是到宋朝时，竟发展到从根本上否认《孙子兵法》在历史上存在的地步，如生活在北宋年间的梅尧臣就认为《孙于兵法 》系“战国相倾之说”（梅尧臣《孙子注》中的欧阳修《后序》），而南宋时期的叶适更以孙武事迹不见于《左传》，否认历史上有过孙武这个人，所谓孙子兵书根本就是春秋至战国初年那些山林处士假托而作。

此后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一直绵绵缠缠延续到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为止。学者中有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的，有认为是孙膑的，有以为是奠基于孙武而成书于孙膑的，还有认为世传十三篇是经过曹操删削而成的，如此等等。

出现在银雀山汉墓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显示系两个不同的孙子所作：一个是与吴王阖庐论晋国六卿兵制得失并以兵法试诸妇人的孙子，是为孙武；一个是与齐威王、田忌论兵并于桂陵之役擒获庞涓的，是为孙膑。两人间隔100余年，均有兵法传世：孙武的传世之作是《孙子兵法》，亦称《吴孙子》，孙膑的传世之作是《孙膑兵法》，亦称《齐孙子》。两部兵书各有其具体的内容和时代特色。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孙子兵法》佚文《见吴王》篇中两处提到“十三篇”，正好能与《史记》所说孙武以兵法十三篇进见吴王阖庐相互印证。由于这部竹书比司马迁写《史记》的年代要早很多年，这就更能够说明《史记》关于孙子及其著述的记载是可靠的，《汉书·艺文志》关于《吴孙子》和《齐孙子》的著录也是有根据的。至此，这桩因《孙膑兵法》失传而产生的千年疑案，终因《孙子兵法》 和《孙膑兵法》两部竹简在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而顺利得以解决。

《孙子兵法》简书系用三道编绳将各简编联而成，简长27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上留天，下留地。编绳虽多已腐朽，但仍然可以看出明显的痕迹。简上单行直书，每简一般30余字， 也有超过40字的。

《孙子兵法》被发现时，编绳已经腐朽，竹简散乱一片，部分还和淤泥粘连在一起，残断情况非常严重。后经过精心冲洗，并根据书体、文义、编组痕迹和残简断口等，进行拼合、系联，最后才整理出了属于《孙子兵法》的十三篇整简和残简近300枚，总计有2600多字，比现在流行的宋本《孙子》多出1/3的篇幅。

另外，还发现有与《孙子兵法》相关的佚文5篇，总计1300余字。正文和佚文加起来， 这才是《孙子兵法》的原貌。

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汉简《孙子兵法》（复制品）

古本竹书与通行本宋本《孙子》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

一是竹书行文更加简约。如宋本《虚实》篇中“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竹书是“能与敌化之谓神”；宋本《九地》篇中“此谓巧能成事者也”，竹书是“此谓巧事”。如此等等。

二是竹书多用借字、古字。借字如胃和谓、皮和彼、立和位、冬和终、轻和经、视和示等，这类字大约有七八十个。古字如执和势、玻和驱、县和悬、恿和勇等。宋本没有这种现象，用的是本字或今字。

三是竹书没有避后世的皇帝名讳。如《实虚》篇中“兵无成势， 无恒形”，“五行无恒胜”，《九地》篇中“衡然者恒山之（蛇也）〕” 等， “恒”在流传宋本中作“常”，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名讳所改；竹书《九地》篇中“四彻者衡地也”，“彻”是汉武帝的名字，为避讳，有的流传本作“达”，有的作“通”；竹书《军争》篇中“（鼓金）族旗者所以壹人之耳目也，民漫已传…… ”，“民”在流传本中作“人”，这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所改。

就避讳现象而言，在同墓出土的其他竹书中，邦——汉高祖名、 盈——汉惠帝名、恒——汉文帝名、彻——汉武帝名，都常常可以见到。雉——吕后名、启——景帝名二字偶有出现。虽然汉初避讳规制还不是很严格，但与同时期的其它文献相比，竹书不避讳的现象更为普遍，应该不是偶然的事情。考虑到竹书《孙子兵法》一类书写文字都是早期隶书，那么其抄写年代可能比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还要早，或许是秦代甚至战国晚期也说不定。

总的来说，银雀山汉墓所出竹简意义重大，一是纠正了历史上一些错误的说法，还原了了历史的本真面目；二是发现了一批古佚本，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的一些空白；三是为订正今本文字讹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完）

本文主要参考及引用文献：

1.朱永军、周君：《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追访记》，《山东档案》2001年第4期。

2.张向阳：《银雀山汉墓：兵学圣典惊世，千古谜题破解》，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官方帐号2021年10月25日。

3.高友谦：《银雀山汉墓的年代与墓主人考略》，《滨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4.曾宪通：《试谈银雀山汉墓竹书〈孙子兵法〉》，《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

5.佚名/文 摄影/杨晓君：《看见文物｜兵者，存亡之道——银雀山《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简》，文旅中国2021年2月12日。

《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史》，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4年版

本书先后入选《2024年开年值得关注的人文社科新书50种》（《中华读书报》2024年1月11日）、“长安街读书会第20240301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周刊》本周热荐书单（2024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图书馆3月推荐书单”、“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4月荐读书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