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人的墓，为何如此难找？

在元代墓葬研究中，“什么是蒙古人墓葬”是最常被问及却又不易回答的问题，这与元代社会复杂的族群关系以及族群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息息相关。元朝统治阶层的乞颜部孛儿只斤氏即黄金家族蒙古人墓葬，因其颇具神秘色彩的“秘葬”习俗，而成为谜案。但学术界对普通蒙古人墓葬的认识已有一定共识：他们一直居住在蒙古人故地，并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生活方式。

在1992年至2004年元上都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基础上，魏坚对比了元上都城址周边的砧子山、卧牛石、一棵树、羊群庙等墓地，认为一棵树墓地和羊群庙墓地的葬俗葬式及陪葬品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特色，两处墓地应是在元上都附近发现的比较典型的蒙古人墓葬。董新林也认为，考古资料所见蒙古人的部分丧葬礼俗为：在殓葬方式上，以独木棺为特色葬具，木棺外用三周金箍或铁箍加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中铁质武器和马具等较为流行。常见用羊做殉牲或随葬羊肩胛骨等现象。

典型的蒙古人墓葬是墓上堆石的土坑墓，随葬品为桦树皮顾姑冠，葬具为独木棺或加棺箍的木棺。追根溯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大兴安岭森林草原地区形成的独木棺与随葬桦皮制品葬俗；二是结合草原地区传统的墓上堆石传统。以此检索长城以南地区的元代墓葬，类似的有河北沽源梳妆楼元墓的一具典型双叶式人形独木棺、北京铁可夫妇墓的带棺箍木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蒙古人进入中原及南方地区后，应该没有持续使用典型的蒙古人墓葬形制。

目前可以确定为蒙古人墓葬的数量极少，但在内蒙古赤峰附近以及陕西、山东等地发现的数座壁画砖室墓则非常典型。这几座墓均为砖筑或石砌穹隆顶墓室墓，主要特点是墓主夫妇及仆役、伎乐等壁画人物均着典型的蒙古衣冠，因此学术界曾一度凭借服饰特征判定墓主为蒙古人。其中，陕西蒲城元墓男墓主坐像上方墨书题记“张按答不花”，袁泉通过史料考察认为，此类汉姓加蒙古名的拼合式姓名是元代汉人受蒙古人影响的典型表现。结合墓葬形制，可将这种表现游牧习俗、蒙古衣冠墓主像的壁画砖室墓定为汉人中下层官吏墓葬。

陕西榆林横山区一座元代壁画石室墓中，壁画上绘制的墓主夫妇六人罕见地并排坐于毬纹屏风前的长榻之上，这种夫妇三人以上并排而坐的方式基本不见于中原传统，反而与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百眼窑石窟第31窟发现的元代“祭祀成吉思汗家族图”大型壁画类似，是蒙古族多妻制的体现。在汉人受蒙古人影响的同时，蒙古人、色目人墓葬也呈现出中原文化因素，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例子屡见不鲜。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蒙古皇族葬俗：“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

按照文献记载，能够判断为蒙古皇族的墓葬至少有两个特征，一是人形棺；二是棺外束以黄金箍。与文献记载情况最接近的考古发现是河北沽源梳妆楼元墓：墓穴土圹内东西排列3个长方形砖室，以中室最长最宽，棺椁俱全，木棺内部做成人形，人骨为男性。西侧砖室没有木椁，木棺外束以三道铁箍，人骨为女性。东侧墓室为无底板木椁，有棺，人骨为女性。中室与东室从形制上可看作一个整体，而西室有棺无椁，用一道砖墙与中室隔开。尽管梳妆楼男墓主身份尚存争议，但从棺椁形制、出土的五爪龙织金锦辫线袍等随葬品，可以确认为蒙古高级贵族。从墓室之间关系可以判断，东室女墓主为正室，西室女墓主人为继室，又因蒙古人实行多妻制，西室墓主也可能是二夫人。

发现于北京的色目贵族铁可夫妇合葬墓的墓室关系及位次布局与梳妆楼元墓极为相似。根据墓志，东室女墓主为正室，西室女墓主为继室，足证梳妆楼元墓的墓主身份判定有据。发掘者指出，北京地区元代墓葬中常见的并列三室墓和五室墓多是在双室墓及四室墓的西侧外并列另筑一室。此类合葬墓的墓室构筑方式，恰与郑嘉励所称继室祔葬的“添圹合葬”模式极为相似，这在南宋江南地区已经有长期实践。元初儒生赵居信在《族葬图说》注中明确提到：墓居茔之中央北首，妻没则祔其右；有继室，则妻居左而继室居右。如此可见，体现儒家礼制昭穆位次的夫妇异室合葬业已北传至河北、北京等地，并被蒙古贵族及色目贵族所接受。

在元代后期，儒家思想倡导的礼制观念借由理学的北传进入并影响到蒙古贵族、色目贵族、汉人世侯以及品官的丧葬活动。葬于洛阳北邙山的元太尉、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赛因赤答忽是蒙古伯也台氏，是极为罕见的有墓志确认的蒙古人墓葬。其墓葬形制采用带有仿木结构门楼的前后双室土洞墓，并随葬一批仿铜陶礼器以及铁猪、铁牛等压胜物，完全是洛阳本地传统葬式与葬俗。墓志志盖用铁箍捆扎，与朱熹葬长子丧仪一致。

县志中保存的神道碑、墓志等记载，掌管济宁路政事的按檀不花死后，其子骚马将先于其父52年死去的母亲辛氏遗骸从数千里外的松林（今内蒙古赤峰）运回巨野附葬，并仿效汉人习俗修筑墓穴，“塞寒泉以炭，棺椁以石，砖堌于上”。墓葬筑成后，骚马因庐于墓侧三年，另一子岳出谋回乡丁忧守制。

元朝打通了欧亚大陆的阻隔，使族群的流动与族群间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弥合南北”的元朝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在政治哲学、民众观念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蒙古统治阶层对于包括葬仪在内的儒家礼制的接纳也成为必然。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共同丰富了多元灿烂的中华文明，这也成为理解元代社会的重要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大哉乾元：元代墓葬研究”（24FKGA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原标题：《超越族群：元代的墓葬与社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杨阳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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