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 | 企业家村书记“一肩挑”与村级治理特征：以项山村为例

考察项山村村书记的行为，要注意其企业家、“一肩挑”干部、本地村民三重身份特质的叠加，区分其行为到底是受到哪一重身份特质的影响更大。制度性控制的运行主体仍然在“人”，“人”的不确定性似乎让任何被设计出来的特定制度都具有了运行效果的不确定性。

一、项山村的蝶变与本土企业家书记

项山村从一个普通村庄走向示范村的发展之路的起点，是2014年的增减挂钩项目。在那一年，项山村拆除了4个自然湾（“拆湾并组”），兴建了12栋江南风格的居民楼，安置了拆迁居民181户。现任张QB书记说，他们的安置方式不同于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的山东，而是采用了“先建后拆”的平稳过渡方式。增减挂钩的前期投入都是靠企业投钱垫资（前任骆书记组织垫资。入住还建房的农户，有的家里条件差，钱还没有给齐），还建楼到现在还对企业有欠债。增减挂钩只有项山村是成功的，周铺村已经烂尾了。

在增减挂钩、部分农民上楼之后的2015年，项山村就获批了美丽乡村项目。此后的3年内，项山村完成了美丽乡村项目改造215户，新建了文化广场、封闭式足球场和篮球场，又陆续开展了金家湾环境提升改造项目、项山村社区服务站提升工程。

项目资金越多，村庄建设就越多，村庄在景观层面的改变就越大，以至于有了被国家关注到的“雏形”，这也就越可能获得各种上级政府机关授予的各种称号。而这些称号作为政策资源输入的合法化标签，又会让项山村进一步获得更多奖补资金（“锦上添花”）。2022年底，项山村就被列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和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项山村还曾相继获评“武汉市十大美丽乡村”“湖北省百佳村委会”“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武汉市最美乡村”等称号。这些称号已让项山村获得奖补资金500万。

与政府自上而下的项目资金相比，企业资本下乡是改变项山村发展模式的更为重要的力量：

1、2017年，项山村引进湖北万千花境园艺有限公司。流转的村民土地，大多是丘陵地带产量原本就不高的抛荒地。该公司投资投产3000万元，带动贫困户6户6人就业，每天带动村民务工至少38人，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元，土地流转户户均年增收至少2300元，村集体每年增收约9万元。每人一年2万元工资。销售盆栽、苗木，大部分是本村年龄60多岁的村民，打工有30多人。事多的时候，集中在开年进树苗回来盆栽的时候，还有旺季拔草、卖树苗的时候，有2个月时间，劳动力30多人；事少的时候，劳动力10多人。固定工，本村人有3-4人，每月工资3000元，都是老板指定的责任心强、肯干的人。

2、2019年，项山村又引进德遵传媒文化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发展乡村旅游，配套建设了一批具有文化品味的基础设施，比如晴书屋、藏书阁，投资规模达到1200万元。

3、2020年，项山村进一步利用村集体的存量建设用地，引进武汉新中环新建实业公司，建设了新型康养项目、亲子乐园，投资规模达到1.2亿元。老板是谌家矶人，是骆书记引进来的。

如今，项山村不少村湾的农业用地都流转给了企业化经营的农业主体，比如苗木种植企业或农业合作社。这些经营主体极为有限地季节性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主要通过土地流转费的形式为流转土地的村民带来一部分收益。总体而言，企业化经营的农业主体，一方面改变了项山村的土地使用分配格局和使用权的集中化程度，另一方面也改造了相关村民的家计安排模式。

综合以上信息，国家项目和社会资本是促使项山村自2014年开始发生蝶变的两大关键要素，深刻改变了项山村的农业生产形态、农村景观样态和农民生活方式。

是什么推动了项目和资本在2014年以后频密流入项山村？不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他们一致认为在2004~2018年担任村书记的骆LM，以及骆LM的后继者——现任村书记张QB，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推动力。上述商业资本，都是这两位村书记利用私人社会关系网络引入项山村的。而骆LM和张QB之所以具备这样的私人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经营领域和业界有影响力的经营主体并不陌生，是因为他们都经营着自己创立的公司：骆LM自2004年就成立了“中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而张QB则于2018年回村后创立了主营垃圾清运和道路清扫的“佳禾春服务有限公司”。骆书记和张书记的身份，可被界定为“企业家书记”。

二、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家书记

项山村为什么有可能出现本乡本土的企业家书记？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

第一，打工经济的市场锻造。

案例1：

前任骆LM书记，较早进入市场经商创业。他现在是新洲企业家协会的会长。骆书记年少就外出闯荡，1995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2004年回到项山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案例2：张QB能力的涌现

现任张QB书记，2007年前一直与妻子、父母在村以种植水稻、棉花。同时也做一点小生意，比如自己开农用车，卖点水果，收点稻谷。2006年，由于村庄老龄化，务农收入不及城市里的务工收入，张全兵决定在2007年进入湖北移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第三方公司），一做就是10年。这个公司的员工不属于移动公司，公司是属于派遣单位。2017年，这个公司开始实施考核进岗，大部分老员工都考上了合同工。这个工程公司并入了铁通公司，铁通公司正好缺技术人才。

2017年6月1日，张QB的父亲去世，张QB回村几天。那个时候，村里的骆书记正在洽谈万千花境园艺有限公司的引进工作。骆书记举荐张QB参与劳务工作。张QB思考了半年时间（怎么想的？），放弃参加公司的进岗考试，在12月31日正式回村。12月30日放假，张QB回到仓埠街上。当天晚上，移动公司的经理打电话说，“别人都能休息，你不能休息，你要参加验收”。张QB说，“我再也不做了，你让别人接替我。又是假期。我再也不参与了。而且那个同事跟经理的关系更好一点”。但经理说那个同事没有经验。张QB没有办法，31日又加了一天班。

张QB在咸宁分公司干了4年，所有有扯皮纠纷的手机基站都是他建设成功的。有技术能力强的同事，说基站装不了。张QB去了一问，他们都没有上塔去试，仅靠估计就说基站挂不上去。张QB也没有指挥别人，亲自带了工具到塔上去安装好了基站。张QB说，这就是他“敬业”的表现。

第二，能人返乡的政策诱导。

建立“能人—党员—后备干部—书记”的回乡任职培养机制。鼓励乡村能人、优秀党员回乡创业，支持乡贤能人回乡任职。目前，仓埠街共有回乡能人178人，其中积极创业、带头发展现代农业、带富能力强的能人达到71人，进入村“两委”班子的能人达12人。

案例：张书记是怎么回村的？

骆书记比张书记年龄小一点，家住张书记隔壁湾，对张书记知根知底。在2014年推进增减挂钩的时候，张QB已经在外面走了很多地方，特别是把咸宁走遍了。张QB会经常向骆书记提供信息，参照那里的乡村振兴建设模式。

第三，村干部的收入局限。

大部分村干部都有自己的产业，因为单靠自己的工资不够养家。

案例：

张QB在湖北移动公司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作时，到手工资每个月有4500元（不算五险一金、补贴），每出去一天补贴80元，再加上车补、电话补贴以及自己小车子在市场上的出租收入（200元/天），每个月可以有7000元。年终还会有16000元奖励。社保现在还在自己交。

这个收入比回村当书记的收入高多了 。现在村书记的收入的55800元，一个月4650元。为了收入不至于降低，张QB成立了有关保洁服务的“佳和春服务有限公司”，投入几十万元购车，服务于11个村，包括洒水、垃圾清运、街面清扫，请了上10个人。由于张书记忙不过来，平常这个公司由他嫂子和妻子负责打理。他之所以选择成立这个公司，是因为他看到政府负责的保洁存在问题，各村的垃圾清运存在问题，没有一个主体统一负责，没有长效管理机制。每个村都有一台垃圾清运车，这些垃圾清运车都是扶贫项目资金购买的，都上不了牌照，安全隐患谁来负责成为一个问题。张QB看到了这个突破口，经过村书记、街道的同意，用市场化的方式先试先行。“问题也是商机”。政府按照招投标的方式（购买服务），给这个项目资金14万元，街道还有相应补贴。每年盈利有10万多元。

三、本土企业家书记的特质

张QB总结出村庄发展的4个关键要素：一是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二是离不开党风正、民风淳，三是离不开企业家书记（企业家当村里的书记），四是企业家+书记（相互合作，书记互不折腾，不为理念吵架）。为什么企业家书记如此重要？

1、企业家书记有理念，有资金支持，还有经营方法。

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2、注重保护村民利益，因为本土企业家具有一种家乡情怀。

在奖补过程中，公司能够赚取一部分利润。2015以前，村集体负债70多万（税费时代“三提五统”、普九达标，借钱上交完成任务。欠群众私人的债务），现在村集体已把 70多万债务全部还清，村级账户上还有余额200多万。村庄建设的宣传工作，村集体花费上百万，也没有让国家出一分钱。但是，企业的利润无法成为存量资本：

（1）赚取的利润又进一步投入乡村振兴的其他项目上去了。比如民宿，就投入了接近1000万。民宿的入住率也就在周末多一些，回本周期非常长。

（2）政策风险。公司使用的土地，开始是集体建设用地，后来被卫星判定为基本农田，公司就需要拆除建好的房子。“拆农民的房子很难，拆企业的房子相对容易，而且是让企业自己拆。我们就拆过2栋别墅，损失了上百万，企业自己不得不全部承担。”

（3）即使如此，企业仍然不会损害村民的利益。公司流转的土地现在可能还是处于抛荒状态，不过公司已经预先向流转土地的农户支付了多年的土地租金（“一直给到了2058年”，后30年的钱已经给了。不存在欠群众流转费的情况。该给村集体提留的钱也已经给了），每年还给请来耕种的种田大户3万元补贴。中诺集团采购了米和油，更倾向于发给还建楼的居民，因为他们响应乡村振兴的力度大，应该让他们多得福利。张书记则与中诺集团负责人讨论了5天，认为乡村振兴是行政村全体村民共同配合支持工作才完成的，福利发放应该面向全体村民。但是份数不够，后来决定发给65岁以上的老夫妻。

（4）张QB成立的垃圾清运保洁公司，“利润并不大，劳务风险都转嫁给我了。项山村20个垃圾箱，2.4万元，都是自己买的，2022年还少收了村集体的钱，只收了2.6万元。上十个人的劳务工都是项山村的。如果是其他村的村书记成立的公司，是不会请项山村的村民做工的”。

村民的福利：

①考上985、211的村民有资金奖励，

②劳务合作社（是企业与群众的一座桥梁，企业用工是通过劳务合作社进行派遣，2019年成立，法人是张全兵。收入纳入村集体收入。突显党建引领），不与民争利，每天工资都是张书记参照其他村的经验综合本村地理位置而定的。“既不能把企业办死了，又不能亏欠了群众” ，2018年60岁以上女性工资60元、男性80元，2020年涨到女70元、男85元，2023年涨到女80元、男90元，村提留15%作为管理费。张书记与企业商定，给村集体的年度资金用来买保险，逢年过节为员工发福利（特别是母亲节、三八妇女节，村“两委”给60岁以上的员工发方便面，寓意长寿）。

③康养中心员工，端午节发绿茶。

为了保护村民利益，企业在资金运转上一定要能经受得住市场波动、政策调整和常规成本的考验。张书记说，能够经受住这些考验的企业，一定要具备自身的“造血”功能，不能首先就想着如何利用项山村的土地赚钱。许多企业经受不住考验，看到无钱可赚，就收手了，导致工程的烂尾。所谓企业的“造血”功能，即企业在其他地方有投资，可以打通使用多个投资项目的利润，弥补其中某个单一项目的亏损。在项山村投资的这家公司，在仙桃、恩施、阳逻都有其他的工程项目。即使企业亏损系统性崩盘，由于不欠村民和村集体的钱，企业破产也不会产生多大的社会性后果。

3、敢于选择性抵制不合理的政策，创造基层治理的自主空间。企业家经历市场的风浪，有敏锐的政策“阅读”能力。

不合理政策，多是一种冗余的政策。张书记提到一种减法思维：过去没有手机、没有车、没有微信群，很多事情也做了，治理也还是一样畅通。对比来看，很多技术手段和事务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张书记说近年来他的干劲受到了形式主义的很大影响。形式主义的工作，让村干部难以走出办公室。疲惫成了一种日常状态，因为各个部门都要做资料，把村干部当作全能选手。

比如：

“文明创建”包罗万象，包括社会治理、乡风文明等。要做的资料，包括“市域社会综合治理”“一约四会”“安全生产”“防溺水”（请志愿者巡逻，村民不对自己负责。不让下水，一味堵防，群众都没血性，不敢见义勇为下水）“党建”“扶贫资料”（去家家户户核实，资料一做一大家子人。群众愿意跟你说真话吗？党政干部财产都没有公开，他愿意公开吗？）“农村医保”（9月1日开始交，12月31日结束，会议一开就开始排名，天天打电话催农民交。这就把好事办成了一个坏事。农民会觉得，政府就是等着拿这个钱用，政府就是为了要政绩。“你催他干什么，他愿意交的时候他会交”）“治安保险”。

但本地企业家书记，有资本和底气思考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敢于对不合理的政策进行抵制，冲破唯上主义的怪圈。

比如，张书记果断抵制了“治安保险”的发动农民购买和催缴工作。张书记认为村干部不是专业人士，出了事来扯皮，会增加上防风险。“农民不买，他就不会找你。我就让村里替农民买2000元算了，你处分我也好干什么也好”。

张书记也对秸秆禁烧政策有意见，认为不让焚烧也会造成污染，而历史上那么长时间都烧秸秆也没出现严重的污染问题。经过村干部和街道干部（通过打报告）向上大量反映难处，2022年10月到现在，考核的严格度降低（上级听取了专家的建议），不再需要花钱覆盖焚烧后的黑斑。有一块水稻收割后，农户晚上偷偷焚烧了秸秆，邻居向张书记举报说失火了，张书记查看现场后说“烧了就烧了”，后来这片土地油菜、小麦长势很好。2022年这片土地没有烧秸秆，很长时间农作物都发不了芽，根不能落地，还得病被虫子吃。

相比之下，街道一级和年轻干部是不会出现抵制行为的。张书记说，村一级是感受不到街道一级的同情的。街道也知道工作不好做，但是还是要向上面交差。街道在情感上能够理解村级的难处，但在考核上还是比较强硬。街道也越来越多考公务员上岗的年轻干部，他们为了自己的前程都不会去担当（该抵制的时候不会抵制）。这些年轻干部，包括村级的年轻干部，不敢写真实材料，因为怕犯错误，只愿意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报数据，而这样往往是无法完成工作的。他们工作不灵活，只知道按照书本来，没有血性，不敢用洪亮的声音面对群众（震慑群众），怕群众录音犯错误。不论群众有理没理，他们回答不出来。没有底气，也不深入群众、不了解情况，也只会考试，不敢有担当。

那么，如何选择是执行政策还是抵制政策呢？张书记说，“上级安排的工作，不能说它错了，一定要说它是对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是要以你的经验去判断，策略性对待。比如计划生育，太过火就会有问题。比如疫情防控，一味响应又会花更多钱，就要用‘土办法’。上面说今天需要20个志愿者值守卡点，你就要数一数自己有没有20个，自问有没有必要派20个，20个的钱将来谁给。你就自己派10个去，不过不向上面汇报。你就需要自己去总结，一拖二看三通过（红绿灯）。这就是担当问题。”看形势做判断，要有阅读能力，而不是一味响应。防疫快崩溃的时候，晚上悄悄放群众出去，这时候就要贴近群众，而不是贴近领导。

4、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走访年纪大的群众，让他们帮忙出谋划策。到外面走访学习经验。

用“土办法”解决纠纷。

持续跟踪，找到当事人的家里人，让家里人劝说当事人。

学习“积分制”，认为凤凰寨村做得好，为每家每户建立档案和本子。张书记将经验带回项山村，“照葫芦画瓢”，已经奖励了几户。不过积分制运行的关键，还在于利益诱导。只有企业家书记让村集体有了结余资金，才有可能让利益诱导运转下去。

5、善于说服群众，选择性吸纳群众诉求，化解群众对非均质性实施的公共政策的困惑。

一方面，张书记承认群众诉求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将群众的局部利益与村庄的整体利益相联系，提升牺牲局部利益的伦理价值感。

2014年，项山村作为第一批响应国家增减挂钩政策的行政村，通过拆湾并组让4个村湾的农民上楼后，就有农户提出，住小区式的楼房没有以前的村湾舒服。在自然湾居住时，每家每户有菜园地可以种植蔬菜。剩余的6个村湾后来也陆续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这让被拆迁的农户心里不满。

张书记在给群众做解释时，首先承认最开始执行政策时没有经验，不过也提出在后续绿化的过程中适当允许那些农户将绿化区域自发变为菜地，以补偿农户的不满。其次，张书记承认最开始上楼的4个村湾的村民是利益有所“牺牲”的，不过张书记强调“为有牺牲多壮志”，向有意见的农户指出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后来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肯定不会来到项山村。毕竟在仓埠街道，项山村附近的农村都还没有建设美丽乡村。只有他们付出了“牺牲”，才有全村后来的蝶变。在张书记的群众工作疏导下，项山村的拆迁过程中没有发生一例上访和12345投诉。

四、“一肩挑”

“一肩挑”状态下，村书记与其他村两委委员的关系如何？与村民小组组长、普通村民的关系如何？

项山村书记、主任“一肩挑”后，除书记外的班子成员情况如下。张书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做工作来的，没有人往村委里面钻”，都是被村委的老干部拉过来的。1500人左右的村，都是配置5-6个村干部。项山村是乡村振兴亮点村，所以文字性的工作太多，村干部忙不过来，需要配置6名干部。

1、刘MY，1966年生，57岁，1996年进村委。他有制管厂。

2、万SC，1972年生，51岁，2012年进村委。会计。以前开过砖厂，后来没有开了，因为内部关系难处理，把本拿回来就不搞了。家里条件好，父亲是企业退休，妻子工资比较高。

3、周YZ，2019年进村委，妇女主任。接替张全兵老婆的位置。老公在电力公司开车。

4、周WQ，1993年生，2019年进村委，家也是村里的，转党籍时被做工作留下来了。江汉大学本科生，已经考公上岸，到区民政局事业编。

5、方YM，小孩怀孕了，不太上班，手里工作让其他村干部分担了。她每个星期只来2-3天。她负责文明创建的资料工作，管理三山村、靠山村拆迁而来的社区居民。

2019年以前，项山村有时是“一肩挑”，有时又不是“一肩挑”，“一肩挑”只是一种选项。2019年以前，“一肩挑”成为一个正式明确的制度安排。

张书记认为，“一肩挑”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其有利的一面在于：

1、村书记会更加负责。在服务群众方面，张书记认为“一肩挑”绝对是对群众有利，因为书记、主任集中于一人，他会更熟悉归口部门，会自始至终追踪一件群众要办的事情，不会相互推诿。群众诉求、邻里纠纷、家庭变故，群众找一个人解决会更方便。如果不“一肩挑”，主任、书记可能相互踢皮球。

2、避免书记和主任的关系影响工作开展，让村“两委”更加团结。如果不“一肩挑”，很多事情书记和主任的权责难以区分，不好判断是书记领导主任，还是主任领导书记，最后就容易打乱仗，也容易分派性。“委员到底听谁的？搞不清楚。”

其弊端在于：犯错误没有人分担，犯错误的几率也更高。

镇村关系。当问及“一肩挑”是否“更加便于街道一级对村级治理的控制，导致村级治理主体更加服从街道的行政意志，村级组织更加行政化，因为抓一个人更好抓”时，张书记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他说，即使不是“一肩挑”，而且村书记是党员，村主任不是党员，村主任也还是要为党工作，也存在向上负责的问题。（张书记说的只是他设想的一种可能。取决于：非“一肩挑”时，街道与村主任是什么关系？选举是否被操控，或出现失控？进一步可以追问：为何失控？难道村主任、（珠三角）集体股份合作社的董事长不是党员，不被党组织所领导吗？不过无论如何，如果不将“一肩挑”制度化，就存在失控的可能性。）

村两委内部关系。当问及会否出现“一言堂”现象，张书记说，除非一个书记的控制欲望特别强，私心比较重，但很少有人会“做这种蠢事”。张书记做事，会时刻注意为共同参与做事的村两委委员“抬庄”，说成绩是他们的。即使是张书记的成绩，张书记还会把功劳记在其他两委委员身上，比如让周文清参评新洲区优秀共产党员，在张书记的建议下，强调周文清是大学生回乡因而也具备参评的实力，更多则是为了他的前程考虑，张书记宁愿牺牲自己。是否出现“一言堂”，张书记认为关键在于书记本人的格局、党性修养、个人性格如何，与“一肩挑”关系不大。

干群关系。在民主决策方面，制度上有“一约四会”（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而且项山村是全国的典型案例。不过村民代表开会更多是被村书记以村两委的名义召集起来，确认村书记决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独立性较弱。村书记也会在小范围内开会，让党员、群众代表讨论一项工作能不能做、如何推进（这也是“共谋”，不“共谋”一项工作就无法落地）。张书记认为“一约四会”在项山村运行的关键，一是村“两委”尽力，二是村民愿意接受和响应村干部的引导。据第7小组组长说，村民议事会，就是张书记牵头开会，说出他的规划，有项目来就征求意见，有事就通气、通风，让小组长知道怎么做或怎么组织人去做，小组长不会再组织开会。他说，红白理事会的作用不大，迁坟工作是慢慢磨出来的，经过了很大的斗争。

五、精英引领下的“共同缔造”

在“共谋”方面，张书记认为，如果“你自己作为村两委成员，没有一个目标，让群众自己提出来，它的境界和运作层次都是比较低的。都是说，要把自己家门口搞好了就好了。你没有大的目标，让群众来提，他永远都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群众都是井底之蛙，他们没去外面走访学习，没办法参与更深层次的共谋”。不过群众反映电压低的问题，张书记判断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就会到现场去考察，进一步考虑如何解决问题。张书记关心五保户，每周到小组去转一转，听群众意见，及时解决，基本是一个人下去。村民也与他相互熟悉，知道这个人的为人。小组长只负责小组卫生，将水边的纸袋子捡起来，尽量帮张书记带领的村干部在发生建设纠纷时做群众工作。

关于“共同缔造”，张书记认为，项山村已经存在“共同缔造”的事实，比如舞蹈队的资金来源于群众、村集体、企业和企业家，是共同参与的结果。只不过没有挂牌子，因为挂牌子又需要投入大量的宣传成本。

张书记不认为投工投劳是“共同缔造”的必然要素。他提到一个专家的说法：“但凡能用人的就不用机械”，为了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但他不赞同。因为现在人力成本高，老龄化，一台机械8小时能够完成的工程量，请5个人得2天16个小时完成。在村里环境整治过程中，有村民提建议：“我不想赚这个工钱，这是挖机做的事情，我们3个人赚300块钱还做不完，请一个挖机半个小时能做完，你去请挖机。”

张书记说，“共同缔造”的提出从历史上看，是住建部扶贫地方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扶贫过程中，国家给的钱有限，在2018年以前，国家拿一点、群众出一点，这就是共同缔造。但是随着国家地产经济势力上来之后，父爱式管理越来越多，大包大揽，把群众的私心提高了，群众不参与了。现在经济下行，国家没钱了，父爱减少了，没办法，群众不干了，又让群众投资投劳。这只能是短期的志愿者行为，现在志愿者也要给钱，因为志愿者也要生活。现在一涉及到群众出钱，让他给一分钱都不容易。

张书记屡次强调“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不过“在真理面前从不让步，而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上”。他总结自己之所以被群众拥护，是因为在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挥领头羊作用，为群众办实事。有一个自然湾，5年多都没有解决低电压的问题，用电高峰时，蒸饭蒸不熟，空调无法启动。张书记亲自走访，亲自测量电压，让周文清委员赶紧起草申请报告，张书记和周文清一起把报告递交上去。张书记把这个努力的过程展现给群众看，当年申请、当年立项、当年通电，张书记“用成绩说话”一下子威信就上去了，村两委、群众都服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