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荣誉：对转出弘毅学堂现象的一个叙述

2010年，应“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弘毅学堂成立（下文简称学堂），十多年来，学堂增设专业、扩大规模，知名度也逐渐提高。经历观念上“漫长的革命”，“弘毅学堂是武汉大学的荣誉学院”这一表述得到了越来越多同学的认同。但一个可能出人意料的事实是，在近几年的转专业季，申请转出弘毅学堂的同学并不在少数。

这种现象使我们联想到《围城》：“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笼子到底是优是劣？学堂究竟值不值当？两边的人都可以举出自己的理由，看起来是一种“悖论”。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不可分析的混沌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理由分别对应着特定的触发条件——学堂内有学堂内的难处，转入者可能并不相通。这是说，如果仅从外部来整体地抽象地看，“学生们”的选择是自相矛盾和难以理解的。而正确的方法是：以“学生”为主体，体会他们的个体异质性和生命历程。所以，我们首先要从微观个体的水平上进行分类、理解和过程追踪，然后才可能在加总的层面上解释那些数据，明白数据后的因果关系。

一、界定与类型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离开弘毅学堂的途径大致有三种：一是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各自头一个月的转专业，即向其他学院提出正式转专业申请并参与考核；二是理科试验班、工科试验班的自动分流，弘毅学堂只是在第一年辅助大类培养，之后三年的专业学习交由专业学院负责；三是由于违纪或病患而被动离开。我们讨论的是第一种，即学生自己申请转出的情况。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用三种分类的办法来厘清这一现象。首先，须要澄清转出弘毅学堂与近年来流行的“躺平”“摆烂”等词语的边界。离开“荣誉计划”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带有犬儒主义的色彩，但“荣誉计划”被称作荣誉是一回事，转出者是否视其为荣誉又是另一回事。另一种可能是，转出者也珍惜眼下“荣誉”的称号，但他们的转出是为了更大的荣誉和成功，踌躇满志而意气风发。所以，转出者的心态不一定是消极的，反而可能是出于一种积极追求理想的态度。作为第一种分类，我们应该指出，“消极型转出”与“积极型转出”是并存的。这一分类的意义是，不应把所有的转出学堂都简单归结为社会形势或竞争的加剧，积极型转出者即是例外。

第二，进入学堂学习具有“双重特殊性”：既是选择了一个特定的专业门类，也是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荣誉学院”——意味着特定的住宿安排、学工配置、奖金资源、生活氛围乃至地理位置等等。转出者在考虑是否离开时，大抵也都是从这两方面来思考的。有些同学对弘毅学堂的特色专业不感兴趣，有些同学则是因为对学堂建设不成熟的失望或不满学堂强调科研而业余相对单调的氛围。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分析常规的“转专业”问题，更要分析独一无二的“转学堂”问题。

另一种思路可以借用制度经济学中将政治家分为“职业政治家”和“以政治为职者”：前者决定长期从事政府工作，而后者只是将政府工作当成一个职业过渡。因为学堂本身招生分数较高，有为学校招揽优质生源的功能，一部分在高考后还没有对大学生涯清晰规划的高分学生就被吸纳到了弘毅学堂。虽然这部分学生对学堂未必完全抱着跳板的心态、是“以学堂为职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转出时他们的心理压力要小得多：“本来就是招生老师忽悠来的么”“本来就是跟风选的”——对他们来说，转专业要相对自然。这提示我们，不一定是学堂令学生们转专业，而是有一部分本身就容易转专业的学生来到了学堂，对于转出者的研究应溯源到进入大学前，关注他们的性格和原初动机。

二、结构与设计

从结构的角度看转专业，有两种结构值得我们注意：常规的与临时的，它们的关系是重叠相加。

蒂伯特模型指出财政分权、辖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再加上居民的自由流动性，可以产生一个有效率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如果居民可以“用脚投票”，地方政府就必须尽自己所能推出有吸引力的公共品财政政策，最后的均衡是居民偏好与地方性公共品的特性和结构间的有效匹配。该理论受到的最主要的质疑是，居民的自由流动性在各个群体间差异很大：穷人的流动性就要比富人差很多。

如果将学生在各平行学院间的转移比作“用脚投票”，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些相似的结果。不过在学校，决定流动性的关键资源不是财富，而是成绩排名，这就意味着成绩较好的学生更加“自由”，也更能真正影响学院间的竞争。这样，学院就更倾向于形成一套挽留高成绩学生的常规结构：奖学金、表彰，融入与中心化是学院伸出的橄榄枝；跨院选课不尽透明，学生信息属地化管理，则是与之相应的另一个方法。

到了转专业期间，涉及双方学院、数个组织机构间的辗转腾挪，为提高效率会形成一套临时结构。根据《武汉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和《武汉大学弘毅学堂2022年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这套结构的特征是：由本科生院设定全校统一的程序和管理办法，将具体事权发包到各学院；学院成立领导小组，由院长担任组长，撰制细则并保证权威性；设置专门的转专业事务办公室，在教学秘书（即教学管理办公室）的基础上抽调学生工作办公室的部分人力，集中处理超额工作量；最终考核结果由各学院汇总到本科生院，统一公示、承认。

从学生的视角看，该结构意味着一个“向上”仰视的行为逻辑，影响学生心态：转专业事务办公室人数虽多，但只有教学秘书一人能够收到上一级对时间的统筹，学生需要关注和听从学院教学秘书发布的指示来安排自己的日程表（包括上交转专业申请表、递交相关证明材料、笔试、面试、收到获准名单）。由于转专业的总人数众多、容易出现突发意外状况，所以上级的指示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而且通常较迟缓。另一方面，在与学堂的教学秘书对接完成了转出申请事宜后，由于这套发包制所蕴含的“属地管理”色彩，各学院间几乎不直接联系、而本科生院也不处理具体的匹配事务，学生还需要自己联系目标转入学院以参加考核——这又需要重复一个搜集信息和不断完成限时任务的阶梯。所以，尽管学堂规定“转出不受限制”，但在学生的视野里，穿梭于学院之间就好比在两栋摩天大楼中奔波，出入、上下，其间要付出不小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三、过程与机制

从学生在官网上看到转专业通知到最终转移学籍、改换宿舍，一般要经过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节点是比较关键的，而对于学生来说，这些着力的重要节点也就是“压力点”。

首先，在申请环节学生就面临一种复杂的心态。无论是消极性的还是积极性的，是对专业不满还是对学院不满，是早有预期还是内生演化，学生都不是不考虑“沉没成本”的理性人，犹豫只有程度之分。对于学生们来说，已经付出了至少一学期的努力，对大学生活的第一印象已然凝固，一切都形成了新的习惯，为什么又一定要打破它呢？心理的喜新和厌旧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端，漫长岁月总生厌烦，初转新辙则沉迷稳定——“既来之，则安之”有三重涵义，既是推崇和倡导，也是环境的压力，同时也符合一般的心理规律。

其次，在与目标转入学院交涉时，会遇到许多困难。虽然从前面所论的两大结构来看，所有的学院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嵌入本科生院，与其教务处、招生工作处位列同一行政级别的弘毅学堂，还是全校人数最多的经管学院，都遵循着相同的规章秩序。但事实上，教学秘书的态度不易量化，专业考核自主性较大，最受欢迎的几所学院一般都会在这些可以产生差异的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限制，控制“剩余控制权”。加之转专业的考试方式每年变化，具体内容不尽透明准备方向不明确，即使付出大量努力，转入热门学院也难保成功，回报率并不高。这些困难口口相传，总体上形成了充分的预期。有趣的是，一般从学堂转出的同学，都会在一开始高估学堂出身带来的优势，相对乐观；而其中越是决心突出的、想转出的同学，越是搜集更多的信息，便越是听到更多的“坏消息”，从而将其转出的决心压低。最终转出者的决心会维持在一个离散程度较小的水平，也就是说，往往会在转专业的过程中“共进共退”，这也有利于解释为什么最终成功转出的同学会集中扎堆在某些学院，而在另外的学院“一无所获”。

再次，正如前面所说“双重特殊性”，转出学堂后意味着彻底的身份变化，学习方式朋友邻人再到景观空间所思所触，转出弘毅学堂是一次不能不有所顾虑的冒险。我了解到，一位从人文转去经管的同学在第二年又降级转回，教学办的老师归咎数学学习的不利。这是最显眼的原因，但如果我们进一步问，为什么学不好数学呢？对于一个转出前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数学本身的思维难度可能不是最主要的，未能适应另一种环境可能才是主要原因：没有恰当定位数学、予之足够的重视，没有了原来已经熟悉的学习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或者转去后以为万事大吉放松懈怠——还停留在“后转专业时代”，没有进入“经管时代”。

这些节点就像山峰，每翻越一座都需要消耗能量，而补充能量的方式很少。换句话说，转出不是一鼓作气，一蹴而就的。其机制是一个动态反馈，不断摸索的过程，其中，有一些同学会停在半路上，走回头路的也不在少数。

但我们也不应夸大这些过程的负面作用，例证可以从该流程最近经历过的变化来找。2022年前，学生需要在去办公室交审批表，并在几天后取回盖章的审批亲自交到目标转入学院，之后才能参加考核。学生需要谨记交表、取表和二次交表的截止时间，并见缝插针式地奔波于不与上课相冲突的办公时间，自己寻找和面对老师，繁忙且交际压力大。今年（2022年）这套流程转为在线上传电子版文件，有所便利，然而，申请转出的人数并没有显著的增长。在这个自然实验中，如果我们能假定其它的背景因素不变，那么就说明，原来的那些麻烦并不足以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四、解释与理解

以上所论，基本上都是转出所要面临的风险和困难。这种叙述方式可能会造成两个误解：第一，弘毅学堂压制了转出；第二，转出的经历一定是灰暗的。

从人文转到新传专业的同学告诉我，学堂的大类培养环境让一种声音变得可以接受：“既然已经学了这么多专业学科，再多尝试一门也没什么。”而刻意鼓励跨学科思考的作业，譬如“黑死病观念的传播”“西班牙流感名称的由来”等，也让她有空间来接触新闻与传播学。应该说，学科间的内在关联性在学堂得到了放大和强调，教育观念影响学术观念，而相对封闭的低年级时光又成为这种本非主流的想法的回音壁，这是一个“鼓励转专业”的思想庇护所对转专业最基本的促进作用。

“反正本来就是跟风选的，换一个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转去政治学的同学表示，当初来到弘毅学堂，主要就是不想浪费自己的分数，获得一笔新生奖学金。转去政管学院正契合他的兴趣，过程也是轻松愉快的。在前文三种分类中靠后的类型本质上处理的都是一个自由问题：选择自己最新思考的成果，而抛弃掉高考时的盲从状态，盲从高分、热门专业或学院名气。

而另一半的转出者多考虑的是“及时止损”，他们倾向于转去实用性更强的专业。“实在待不下去了。”最终转去英语翻译专业的同学花了大量的时间认真复习一门课程，但最后只考七十多分。某些事件突破了他们的阈值——学堂与他们相联系的途径要么是促发事件，要么是降低阈值。学堂与异乎寻常的挫折间的联系机制是：比一般学院更加困难、复杂的课程安排，容易产出难以接受的成绩；辅导员人数少、宿舍随机分配没有共同语言，诱发人际冲突。但这些问题都不是决定性的，在其他学院可能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发生，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是降低阈值：文学中的“陌生化”理论可以提供启发。如果将进入学堂的头一段时间比作初次阅读，弘毅学堂学院与专业的“双重特殊性”将这些学生托举到一个在学校里十分独特而些许神秘的位置上，这种新奇感拉长了学生理解和适应大学生活的时间，绵延时间更长的不安定使学生更多反思、更为细腻，也更加敏感。

五、遥远的新问题

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称呼转出者“学生”，就学校的语境，我们可以这样说。但学生是社会性的存在，学生首先是“年轻人”，在互联网和商品化的时代，校园门墙只是“半透膜”，挡不住的东西比挡得住的东西更多。

面临新冠疫情，武汉市曾是风暴中心，而现在，疫情的影响铺开，武汉也不能独善其身。疫情显然冲击了社会，那么它会对转出学堂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吗？

如果不把学生局限在学校内，我们能看到一些脉络：疫情扰动了经济就业形势，改变了人们的知识和价值世界，一系列次生灾害则直接与年轻人的精神危机发生联系。这些变化会影响学生对荣誉、对不确定性乃至生活动力的看法吗？

反过来，意想不到的积极变化可能也会产生：如果大家开始思考人生为什么而活，如何让自己活出积极的生命，意义感又可能加强，这又能否为学堂与转专业的关系演化所印证？

另外，学堂自身也在发生变化，疫情三年正是学堂扩招的三年，招生规模翻番，人数比肩武大的传统大院。这种变化又会怎样影响学堂的特点和质量，学堂能容纳这么多学生吗？

转出在形式上是用横向的不确定代替纵向的不确定性。但本质上，横向的未必一定就优于纵向，只是对于种种烦闷，我们更倾向于将之转译和归咎到空间的维度，而不是做一个宿命论者。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迎风坡的周边彷佛带上了某种确定性的缺陷，无论对于积极转出者还是消极转出者都是如此。疫情也是一阵从远方刮来的思想上的狂风，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了解转出的功能和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