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业沉浮：大学生自撰“家史”中的行业故事

本汇编摘录自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弘毅学堂PPE实验班本科生“家史”中期作业，隐去作者姓名，以暂定的行业类别归类。 值得关注的点： 1、行业所属阶层地位、从业特点 2、入行门槛、契机、约束性条件 3、转行原因（家庭、市场、政府……） 4、家庭发展周期与家庭生计策略 5、行业间的转换可能性及其条件

一、种养殖类

（一）务农

案例1：母亲操办了家里所有的农活。主要养过羊，母亲还专门为此在院子里建了个羊圈。家里有养鸡，在菜园子里种菜。在农忙的时候，有时父亲会回来，也有时候会有亲戚来帮忙。

案例2：八十年代中期分地到户了，真是在地里刨食吃，天天扎在地里，各忙各的、各种各的。生产队里的生产资料都分配到户。最开始用铁锨翻地，后来才用得上犁耕。一到了马上要丰收的季节，村里就会上演一种具有农村特色的表演——因为自家地里种的东西收成少了或没赶上预期了，大人们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所以要通过戏谑性的对骂发泄出来。通常情况下，表演者都是女人家，老爷们都“张不开嘴”。骂的内容是五花八门，粗俗无比，庸俗不堪而又简单易懂。到了丰收劳作的时候，家里的小孩也必须帮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在田里经常能看到小孩和大人一起劳动的场景。父亲回忆，交公粮的时候也是很难忘的，首先村里的喇叭会连续喊上好几天，家家户户陆续把晒好的粮食送到了乡镇粮库。每个人扛着粮食袋子踏着长长的木板子上粮食垛子。那时候运粮食根本没有传送带，收割庄稼也全是人工用最原始的工具——镰刀。那时候人们也最怕过麦过秋——因为每天的劳作实在是太累了。俗话说，“过麦脱层皮，过秋掉斤肉。”割麦、打麦、压场、扬麦子、收麦。父亲说，最幸福的时刻是看着一大堆金灿灿的麦子被哗哗地装进了麻袋里，然后整整齐齐的码了一大片，足有好几千斤。

案例3：40岁那年，爷爷决定再拼一把，他要做承包户。在翠亨一带，有很多田地，若老天爷赏脸，收成还是不错的。于是爷爷找人借了钱，开船前往翠亨，在那边承包了15亩田种植香蕉。那15亩地沿着圩堤绵延，看着蕉树一天天长起来，日子也越来越有盼头。谁知天公不作美，华南沿海地区夏秋季节台风频发，接近收获季节的一场台风引发了决堤，全部希望一夜之间破灭。这下生活更加难过了，还欠了几万块的债。爷爷只好重新回到河边的焊接铺，一边还债，一边供四个子女上学。

农民的命运，仿佛就是任由上天摆布的木偶，贫穷而脆弱。经历了这一切的父亲既心疼父母的辛劳，也坚定了要走出去的决心。

（二）养蜂

父亲养蜂。父亲跟着姑爷，两个人在全国各地逐花而居。“宁夏、陕西、黑龙江、内蒙、江苏、安徽，全国的省份，我差不多全去过“，他很自豪。养蜂极其辛苦，二人既要冒着不安的蜂群，又要奔波不停。不过，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年，这是一份值得骄傲的工作。蜂蜜会由供销社统一采购，报酬很不错。“一年能挣个两三千，放在现在有五六十万。”但奔波不是长久之计，他很快到了成家的年龄。

二、马路经济类

（一）摆报摊

父亲退伍后，在深圳务工，做过保安、摆过报摊、做过管理等，据父亲回忆到那时深圳工作很多，工资也比老家那边好，而且通过多种工作可以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

在深圳，固定的摊点，卖着报纸、杂志和其他小物品，在当时实体经济盛行的情况下，报摊工作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报摊的生意不能常做，不稳定，而且当时深圳市因为快速发展，城市形象也要塑造，所以对像报摊类似的小商小贩严厉打击。那时，父母也已经有打算回家乡的打算，刚好报摊也不能再摆了，所以就于2004年的10月从深圳返回了家乡。

（二）摆早点摊、零食摊

父亲在北京学会了做早点，所以回到家中后便开始和母亲摆摊卖早点，同时也会卖点批发的糖果饼干等零食。

（三）行商

夏天去水果批发市场进水果来卖，是用扁担挑着两个菜篮走街串巷的卖，冬天去柯沙坡商场进毛绒鞋垫、袖套之类的商品装在篮子里走街串巷的卖，有时候会去工地做小工。总而言之，母亲的工作一直没有固定过，随天气变化而变化。

卖水果。早上，母亲六点多就起床坐公交车去水果批发市场进两筐水果，根据时节的不同进的水果也不同，有金桔、桃子、葡萄、提子、杨梅、火龙果等等，进好以后有时会叫三轮车拉回家（虽然不允许三轮车进城，但是还是会有部分人在管的松的时候骑三轮车），有时为了省钱就坐公交车回来。回来以后把水果分装在篮子里，有些水果比如毛桃需要水洗就会先洗一遍再分装。装好以后，母亲再在家里吃早餐，大多时候是吃面条，有时耽搁时间太晚就会去街上买早餐，但是为了省钱大多时候都是在家里吃早餐。中午就只能在外面买着吃了，因为回家吃的话很耽搁时间，母亲很节约，吃的都是偏素菜的饭或者素粉，晚上卖完以后买菜回家再自己做。生意好的话五六点就卖完了。生意不好的时候八九点才回家。城里的城管管得很严，母亲说有时候和她一样卖水果的人被城管收走了秤，被撵来撵去。母亲为了躲城管。走走停停，但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不然会被城管发现。

（四）摆摊算卦

父亲南下到杭州打工。他的战友和朋友也在那里打工。他一边在广场上摆摊算卦，赚足每天的饭钱和房钱。一边在战友和朋友的帮助下找工作。

三、街面店铺类

（一）开炸串店

在学校旁边，所以开小食店是最好的选择，父母就开起了炸串店，每当放学时都有大批的学生进店吃，生意很好，也赚了一笔钱。

（二）开矮子馅饼店

在我升入初三那一年，雄心勃勃的父母又一次选择了“折腾”。这一次，他们把目光放在了小吃摊上。矮子馅饼还是一个常常排队的小吃，每次到市区总会缠着父母买一些。吃了几次之后发现，整个区好像都没有做这个的店铺，于是父母一合计，便做出了加盟矮子馅饼的决定。这还是父母第一次做加盟的尝试，对于流程什么的都还不甚了解，而我更多的是馋那一盒盒可口的馅饼，更是希望父母可以开店来让我一饱口福。

父母查了很多资料，发现有很多加盟商打着各式旗号骗取加盟费之后一走了之或者以次充好，根本不能给与真正有用的帮助。在多方打听之后，通过市区店铺的渠道找到了一家加盟商，并最终谈妥了相关的事宜。剩下的手续相较于当年母亲开的音像制品店，便利了不止一点点，所以父母也会说“是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2015年8月4号，第一锅馅饼出炉了，父母没有忙着卖，而是拿着给亲戚尝尝，请他们提出一些意见，至于我，可能吃得太快了，没有尝出个一二三来。经过不断的调整，几天之后，店铺也正式营业了，那段时间，父母都是起得比我早，睡得比我晚，为了不打扰我，还在家里轻手轻脚。夏天，天气比较热，制作馅饼的屋子里面又闷又热，父亲常常在里面满头大汗，拿着沾满面粉的手去擦拭，总会在脸上留下一道道白色的痕迹。每每说到这些，父母总是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看待，这也是支撑他们一直“折腾”的原因吧。

还记得那天下午，学校放假，我便在店里面帮忙。一位老人在窗口观察了好久，颤巍巍递过十来个硬币，小声念叨着要给孙子买十块钱的。我便按他的要求，装了十块钱的，母亲拦住了我，并多加了不少馅饼进去了，远远超过了应给的。虽然事后母亲没有说些什么，但是我突然意识到，虽然一直都在“折腾”的父母，在这段生意没有预料中好的日子，仍旧保持着一颗爱心，给予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潜意识里面的一种好心吧，就像外公外婆一样，总是对人和蔼可亲，愿意帮助他人。正是父母这种精神，认识了附近好多商贩，也有不少人成为了一直交往的朋友，每次到那里去总会碰到他们并热情地打着招呼，并塞给我一些吃的。与人为善，收获的便是别人的善意吧。

后来父母分析到，很可能是夏天气温比较高，没有多少人来买。如父母所言，随着气温的下降、秋天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买馅饼。到了秋冬之际，人们也会买一些当招待亲友的小食，需求逐渐大了起来，生意也做的不错了。

（三）缝补店/裁缝铺

案例1：我们家租的房子是在一楼，所以母亲就在靠近街道的屋子开一个缝补店，平时从制衣小厂下班的时候接一些衣服缝补的活。

案例2：母亲跟着一位亲戚学裁缝手艺，顺便帮忙他们照顾孩子。15岁的母亲在亲戚的帮助下开了属于自己的裁缝铺，这一开就是6年。

（四）开打印店

当时父亲的一个朋友偶然间提议说母亲可以学学电脑，现在越来越多电子化的东西了。

那个饭局是个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个可遇不可求的转折点。他们开始筹划着搞广告、打印方面的生意。以雷厉风行的速度找好了在政府周围的一家小店铺，当时也没有什么市场评估、成本预算，就是把差不多所有的积蓄都用来购置设备，比如电脑、打印机、彩印机、传真机、单反等等。没多久，夫妻小作坊式的打印店就开张了。那时候没想着赚钱，想的是别折本就行。

刚开始的生意以打印和复印、传真为主，似乎有打不完的表格、文件资料，大多来自村级的文件需求。就这样，最开始的小店就越做越大，不仅没有折本，还挣了不少的钱。

原来的店铺还在经营，母亲也会接很多广告类的业务，经常晚上12点还在忙碌着。我偶尔也会去原来的店里看看。每一次都会有很多的村干部在那打印各种报告、表格。不管是哪个村的干部说的话都格外一致：“×××工作要把人整死了”“现在工作越来越不好干了”“还有好多表格没打呢。”

（五）开商店/超市/杂货店

案例1：这个选择有许多原因。一是他们无法接受给自己的弟弟/小叔子打工，尤其是两份可有可无近乎救济的工作。二是开超市更自由，终于不用再起早贪黑了，终于能够任性地睡上一个午觉了，终于能好好准备每一顿饭了。三是开超市更轻松，他们不用再干重活累活，父亲劳损多年的腰背也终于迎来了休息，夏天也不用在闷热的厂房里了。最后，超市也有更大的盈利空间,只要用心努力。他们打通了一楼的三个房间，铺设了瓷砖和天花板，清理了杂物，放货架，摆装饰，一连十天，他们都忙的不可开交。超市的开张离不开哥哥的努力，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父母拉进新的时代。申请营业执照，申请烟酒许可证，联系加盟品牌，网上进货，一切与文字、网络有关的事都是他解决的，父母文化程度有限，对这些一窍不通。

超市具体是怎样运行的呢？

第一是招牌，哥哥选择加盟天猫的连锁营收店“天猫小店”。这是个新奇的选择，在浙江有许多传统的连锁品牌，比如”十足“”之上“，”天猫小店“极其少见，在乡村更是从来没见过。

但”天猫小店“的加盟费更便宜，商品价位也比”十足“略低一些，更适合当地的消费水平。第二是进货，进货大量的批发，小量的网上买。对于批量的饮料，各大饮料集团都在当地有营业员，他们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店铺，跟店主来回砍价、扯谈，最终确定进货的种类与数量；批量的商品也在网上的天猫商城店主端进；至于一些试验性质的小货物，就直接从网上原价买，利用信息差买给顾客。

下面是典型的超市一日。早上六点，父亲洗漱后拉起卷门开张，六点半母亲起床，给两人做早饭。七点，迎来第一个高峰，上学的初中生们来了，他们买的最多是1元1包的各种零食，平均一人消费在3-5元，这个高峰持续半个小时便会结束。八点，母亲去买菜，父亲在超市，期间偶尔会有工人来买烟。到下午5点，迎来第二个高峰。放学的学生们三五成群陆续光顾，人比上午更多、更集中，每个人买的东西也更多，2个人一人收银一人装袋，折腾1个小时才能休息。六点到六点半，下班的哥哥嫂子和4点幼儿园放学的小侄子都来到超市，共进晚饭后，大嫂验收货物，有空的人摆货架。两人在超市看着电视，跟街坊邻居闲聊（这家商店算是街坊里最近最熟悉的”公共场所“，也成了大妈们的聊天室，老妈很不高兴）。一天下来，营业额在2000左右，平均有4成来自烟酒，4成来自学生。

为了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我们减少进口商品的比重，丰富1元商品的种类，引入更多的生活用品（扫把等），拓宽进货渠道，从几公里外的批发市场线下进货。这提高了销售额，开店3年来，销售额从1500一天提高到2500一天。

案例2：为了方便照顾我，母亲卖掉了裁缝铺，开了一家小杂货铺。2007年，由于改造拆迁，母亲又不得已卖掉了小杂货铺。之后，母亲有辗转开了多家小店，这段经历让母亲积累了许多经商的经验和人脉，她隐隐察觉到了这个小镇的商业潜力。母亲所在的镇虽然是一个相对偏远的小镇，但是这里人口相对较多。同时，由于交通不便，距离县城较远，这里较少地受到县城市场辐射范围的影响，聚集了周围许多村庄的人流，形成了一个封闭但庞大的市场。

与打工归来的舅舅合资，租下了整整三楼的店面，开始着手创办这个小镇上唯二的大型超市。资金的缺乏是当时最主要的困难，为了减少税收，超市刚开始便是以个体户名义注册。可是省下来的税钱根本是杯水车薪，母亲和舅舅只能用几十万的原始资本去应对百万级别的开支，迫于无奈，母亲只能拉下脸来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借钱，可是当时谁也不相信一个小学文凭的农村妇女可以经营一个大型超市，母亲受了不少白眼，也因此背上了巨额外债，每年要支付许多利息，沉重的还款压力常常让母亲觉得十分无力；管理问题是第二大的问题，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母亲无法应对一个大型超市的管理，加之小镇也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超市的管理基本处于混乱状态，开业的第一年便被小偷光顾而蒙受了巨额损失；员工管理不善使得超市生鲜区的损耗率一度达到了惊人的30%（大量存在把新鲜菜品报损卖给别人或者私吞的现象）。进货渠道不畅通是第三大问题，由于距离主要的进货市场（宜昌、恩施市）较远，供货商大都不愿意送货上门，加上信息渠道不畅通，很难与供货商直接有效沟通，超市进货一直都是必须用货车到供货市场自行采购和运输。母亲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亲自去进货，冒着大雨采货上货的情形。竞争激烈是第四大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家的超市与几年前开的小镇第一家超市临街而立，另一家经营已久的公司拥有更大的用户黏性，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另一家超市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和较为庞大的资金流进行恶意压价；另一方面，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镇上的小超市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利用自身人力、房租等成本较低的优势与母亲的超市进行价格比拼，顾客流失较为严重。面对巨大的压力，那段时间的母亲心力交瘁，长期的操劳让她难以安睡，虽然她很少在我面前表露自己的疲惫，但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我也曾暗暗地为她担心。

生性要强的母亲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她从零开始积累管理经验优化管理模式，同时自己亲历亲为进货、卖货来了解市场情况、减少人力成本。在她不懈的努力下，超市的经营状况日渐好转。2013年母亲以260万的注册资本将超市从个体户升级成了公司。

2014年，由于前期经营状况好转，母亲错误判断市场前景盲目扩张开分店导致亏损严重，2015年开始整治农村“无事酒”导致大单（农村红白喜事酒席的大批量采购）数量逐渐减少，加之网购冲击和一直存在的民间借贷还款压力，从2014年到2017年，超市的运营举步维艰。

2017年底，为了及时止损，母亲选择卖掉没有盈利希望的分店，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本店的经营中。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母亲通过农企联合（一种由贫困农民和企业共同申请低息贷款用于企业经营，然后将企业收益中的一部分分给农民用于扶贫的借贷模式）还清了所有民间借贷，盘活了资金流，扩大库存，减轻了杆杆率。国家对小微企业税收的减免也大大缓解了资金压力。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得超市得以盘活资金流，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超市经营状况转危为安。

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母亲便陷入了焦虑之中，因为按照往年的惯例，农历腊月份农民工返乡季是一年之中盈利最多的旺季，疫情的出现完全超出了母亲的预期。这种焦虑持续了不久，在政府的指挥下，超市承担了八个村庄的生活物资配送工作。为了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母亲提前与各个村书记取得了联系，并给他们发了便于统计汇总的表格用于填写。但村民很多因为各种原因都选择无视这些能提高效率的规则，选择直接电话联系母亲，母亲只得手抄购物清单。在这八个村落中，有的村书记治理有方，能快速将村民组织起来，配送过程高效有序；有的村书记则显得捉襟见肘，村民却将气撒在母亲身上。一直到四月份，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应对着接不完的电话和听不完的抱怨甚至谩骂。看到母亲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样子，我常常流露出对村民为了蝇头小利毫不饶人和没有规则效率意识的不满，母亲却处之泰然，教我体谅各人生活的不易。为了保障物资供应，扩大库存，政府帮助超市申请了专项低息贷款，并减免了房租水电，使得超市的资金链进一步盘活。适逢超市开业10周年，为了进一步改善管理、吸引较高收入水平的顾客利用，母亲用这笔钱对超市进行了整体的装修升级，并雇用了曾经在大城市有过管理经验的返乡人员进行专业化管理。

传统的超市零售模式在这个小镇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一方面，随着交通的不断改善，县城市场的辐射力增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顾客流失，来自上一级市场的压力增大；另一方面，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村级的小超市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下一级市场上与小镇超市形成竞争态势。小镇传统超市零售在承担上下级市场压力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网络购物的巨大冲击，疫情之后民众购买力的下降也对其盈利造成巨大影响。而这，也可能是千百万个小镇超市的缩影。

案例3：这时刚好有湖南的镇上有一家卖杂货的店，店里的老板正想转让店铺。他评估了一下那里的人流量，以及觉得小姑嫁在那边，可以帮帮自己，而且我和弟弟上初中了，祖父祖母年纪大了，他不可能一直在外打工，回家开店可以照顾照顾家里。于是就去借钱去湖南的镇上盘下一个店铺，开始做生意，这个举动可以说是父亲人生的转折点，当时开店虽然很累，忙的时候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就这样通过零售商品和接一些别人办红白喜事的单子，这个时期父亲是赚了钱的。但是好景不长，做了三年以后由于户主要翻修房子，父亲不能继续干了，加之镇上多了两家超市，生意比以前少了很多，于是父亲考虑后决定转行。

（六）开灯饰店

大量国有企业由于管理落后等诸多原因长期存在着效率低下、三角债频发等问题。面临着改革开放的巨大冲击，国有企业不得不进行重组，从而引起各企业大量裁员的“下岗潮”。母亲跟随亲戚朋友们创业经商，在南通的工业园区开了一家灯饰店。网络购物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传统的线下实体售卖模式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母亲的灯饰店一度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

（七）开干货铺

改革开放的春风在80年代初吹到了开平，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起了个体户，包括我的舅公。原本舅公可以“继承”外曾祖母的皮鞋厂大业，继续当一个安安分分的工厂职员。奈何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动了他的心，他放弃了安稳的职工生活，开着一辆摩托车下了海。母亲说，改革开放初期给她最大的感受就是，吃饭不再需要粮票了，以前买菜都是定点购买的，买农副产品也得到专门的供销社去，80年代之后，人们逐渐有了营利的概念，原来社会上是可以有市场的，在市场里面里面，是可以通过赚差价发家的。深谙这一道理的舅公骑着他的摩托车，每天到乡下，将农户养的鸡一车一车地运到城郊结合部，在那里会有小贩来收购农产品。有着精明头脑的舅公逐渐在这一行当中赚了钱，便用积累下来的资金干起了收购干货的生意。他每个月坐公交车到汕头（广东潮汕四市之一）批发大量的话梅和糖果。运到家里后，这些半成品还需要进行加工，需要人将话梅倒入一个大桶中，用脚将话梅踩扁，再倒入足量的话梅粉，最后进行分装和封口，这样才算完成。母亲、小姨和姨妈总是在放学后的晚上到舅公家帮忙，有时还能偷吃一点话梅和糖。舅公一开始在市场里租了一个小铺卖这些干货，后来随着规模的扩大，逐渐转型成批发商，主要卖干货，再后来则批发药，进货量也逐渐增加。据说，在生意最好的时期，舅公一天能赚2-3万块（那时一般人的月工资是几百块）。由于生意规模大，舅公到外地进货时为了防止现金被盗，会将十几万的现金装入贴身钱包后，牢牢地缝在裤子内侧。

（八）开药店

外公和外婆在新昌开了一家名叫“众生堂”的药店，这一经营，就是二十多年。外公年轻时在龙凤村跟着师傅学过铁打，医治腰酸背痛这些小病都不在话下，很多人都会通过圈内的各种渠道找到外公看病，与其说“众生堂”是一家药店，不如说它是一家做铁打顺便卖药的店。1997年后，药店需要有药剂师执照才能合法经营，母亲只好找来我的干妈（母亲在医院的同事），把她的药剂师执照借来放到“众生堂”里。不过，过来年审的人看到“众生堂”不过是一家实质上的铁打店，对于药剂师执照也不多追究，这样，外公外婆的药店生意才一直维持到了如今。

（九）开音像制品店

刚刚初中毕业的母亲，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选择前往城市打工。在一家商场卖音像制品的她结识了和自己同龄的女老板。来自温州的老板12岁便外出做生意，最终开了自己的店铺。母亲对她十分崇敬，也立下自己的志向，有朝一日也可以有一家自己的店铺。

但是，当时母亲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一没经验，二没资金，很难实现开店的想法。她只用了寥寥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生活“满脑子里面就一直在想，怎么去经营店铺，如何去攒下更多的钱。”从母亲的话里我坚信这是外公外婆给妈妈的信念——不怕吃苦不怕累。在母亲的搭档辞职之后，母亲一个人上着两个人的班，两个班上下来差不多十四五个小时。尽管条件很艰苦，母亲依旧坚持了下去，两年的时间，她攒够了开一家店铺所需要的资金，也从老板那里学到了经营店铺的经验。从市区回到了县城，母亲开了一家自己的音像制品店，用母亲的话来说“当时，整个县城都没有几家像模像样的店铺，生意还是挺不错的”。甚至还有一点后悔没有能够早一点回来开店。母亲对此有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县城还是一个偏远的地区，虽然隶属于武汉市，但相距了数十公里，一些偏远的乡镇距离市区更是遥远。何况当时前往市区的路修得都不好，每次去市区都需要辗转好久才行，使得人们难以获取到市区丰富的资源，相关产品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另一方面，受限于时代背景，人们的生活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姿多彩，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但是相比现在，那时候还过着一种悠闲的生活，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娱乐。租碟片、磁带回家成了小县城的人们少有的消遣方式，相关的需求相对来说比较多。这一多一少，正好带来了不少的商机。虽然有不错的盈利，但是还是交了各种各样的税费，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当时各个部门都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很多都是这个部门收完税费，另外一个部门就上门了，交的钱还是挺多的”。

随着企业改制的进一步发展，小县城的国企也宣布破产，对员工实施一次性买断，很多员工一下子成了无业游民，面临着来自生活的压力，不得不减少甚至放弃娱乐开支，母亲的店铺便失去了众多老客户。与此同时，发现商机的下岗职工也开始开着自己的音像制品店想从中分一杯羹，更是挤压了母亲店铺的生存能力，生意越做越差，竞争反而越来越激烈。看着日渐惨淡的生意，母亲在思量良久之后狠心转让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

四、环境资源类

（一）保洁工

到了2020年，一个邻居介绍一个小区的保洁工作给母亲，一个月2000多元，做了三四个月，就到了十月农忙的季节，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母亲帮忙，母亲只能辞职回家。因为保洁的工作虽然一天只需要工作八小时，但是工作的地方离租的房子很远，每天上下班需要坐很久的公交车，中午饭只能在外面吃，而且其实也挺累的，想着以后家里如果有亲戚办酒席、或者遇到农忙的时候需要时不时请假，而保洁的工作不能长时间请假，母亲就决定辞职回家和父亲一起务农了。

（二）废品回收业

我们镇甚至县（安徽太和）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废品回收行业，父母在杭州也是从事这个行业。他们不是正规的回收公司，而更像是一种个体户式的回收。自己开着车，走街串巷、一家一家地喊着，所以有时候，他们一天会跑几个镇或乡。废品回收行业，就是利用信息差赚钱。在废品回收这整个产业链中，存在着终端的资源再生加工公司，中介的废品回收站和个体回收户，废品持有者。废品持有者就是所有个体，包括个人、家庭、公司、工厂等。他们将不用的废品，主要是金属、废纸板和塑料制品打包卖给个体回收户（零几年废品回收站还较少，主要是个体回收户回收的固定场所；也很少有人会把废品整理好再送到废品回收站），个体回收户卖给回收站，回收站统一再卖给废品加工公司。所以，个体回收户盈利的空间就在于差价。买进和卖出的差价越大，盈利也就越多。在这其中，议价能力就显得极其重要。而议价能力的重要前提就是信息差。因此，个体回收户对金属、废纸板和塑料制品等价格变化的掌握往往十分灵敏。在此情况下，个体回收户的重点关注对象往往是老人、年轻人等不关注这方面信息的人群，利用他们对相关废品信息的缺乏，压低价格买进，再比较回收站给出的价格择优卖出。相对来说，这个行业门槛较低。初期，零几年那会儿，这个行业对于很多我们村镇或县的外出务工人员来说是较为吃香的。但也由于门槛较低，导致后来进入的市场竞争者越来越多，市场很快饱和。从前，一个镇一年到头都没几个个体回收户路过，后来，一个镇一天来几个个体回收户。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是近些年来的环保政策高压下，这个行业的门槛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也就退出了这个行业。

五、交通运输类

（一）开出租车

父亲曾经在部队里学了开车，但也不怎么会开，他说当时就是连长开车带他们兜了一圈，就发给他们驾驶证了。不过至少他是有驾照的，所以他决定去温州开出租车。之所以选择在温州，一是因为温州有很多父亲同期的战友，其中还有在交警队工作的，二是因为同乡人也有很多在温州打工的，我们家也有个在那里开快餐店的远方亲戚。在那个时候，开出租车在大城市还是挺能盈利的职业，父亲也就这样一个人维持住了家里的经济。当然，他也碰到过别人，我记事之后就得有两三次，这得归因于他原本就不是正规驾校出来的。与此同时，他还和别人吵过打过，不过得益于他也是明事理的人，不抽烟不喝酒，没有结交社会大哥，并与一众战友同乡相互扶持，在那里还是不错的。

回本县，在县里买了出租车和资格证。买车子之后不久就来了滴滴打车等，县里也设置了县内公交，共享单车也来帮你解决最后一公里，县城就那么大，生意是真不行。到现在，我们在车上至少亏了十万块，导致现在不但没什么积蓄，也买不起房子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把车子卖掉，我猜是因为他开了十几年车，而且只会开车，所以不愿意找其他工作干，而且他也是那种好面子的人，可能还认为这像十几年前一样，开出租车会比其它职业更体面一些。我们都劝过他，也为此开过家庭会议，他只是嘴上答应着，但从未做过决定。

（二）人力黄包车

父亲开始骑人力黄包车，黄包车是租的，租车的费用是10天200多元，而骑黄包车拉一趟人大约能赚2元，生意好的时候大都是下雨天，一天能赚100元左右，生意不好的时候一天只能赚几十元。半年后，兴义因为环境卫生，不允许再骑黄包车，父亲无奈之下又只能另找工作。

（三）电动三轮车

父亲骑电动三轮车（是一种载人的车），那时候买一个三轮车大概需要1000元，但是又因为政策不允许被交警没收了。后面父亲开始骑三轮车拉货赚钱，拉货的生意主要集中在市里一个叫做柯沙坡商场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很多批发服装的地方。骑三轮车拉货与打蜂窝煤相比要轻松一些，收入也更多一些，但是好景不长，柯沙坡商场关闭了，兴义市又不允许机动三轮车进城了，父亲无奈之下只能另谋生路。

（四）货车司机

我的父亲是一个货车司机，他没有继续扎根在那片土地之上，橘树仍然是我爷爷奶奶在种，但是父亲只是在农忙时做个帮手，其他时间都在跑运输。但是货车司机是个待遇不错的工作，我的母亲在结婚后就没有再出去打工了。

六、工业制造类

（一）进沙发厂

到了2008年，父亲因为以前在深圳摆报摊时认识了一位香港的朋友，他经常来我们家报摊买报纸也就熟悉了。他告诉父亲他的侄子在广州开了厂，还挺大的，是个做沙发的，现在也是上市公司了，想让亲去那个厂工作。父亲觉得也不失为个机会，也就答应了，于4月去广州务工。父亲外出务工，小店也就不开了。当时父亲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分公司，主要为沙发的制作，所以所在地为广州比较偏的一个区中的一个村附近，当然说是村，但是附近却有很多公司在那，也形成了特有的居民区和集贸区，多为附近工厂的务工人员租住。

母亲也进入了父亲所在的公司，因为做沙发也是需要的裁缝的，所以母亲也就继续做着这项工作。

（二）进服装厂、开制衣厂

案例1：2013年，在中学的对面街道里租了房子，租房子的地方是城市的老街道了，很多房子都是上世纪所建，大家的生活就好像在农村一样，邻里街坊都相互串门。母亲在附近的做衣服的小厂里工作，小厂很小，一般就十多个人，平时接一下校服、玩偶的活做，很像以前的手工坊。

案例2：父亲退伍，学习机修之后到了母亲工作的服装厂当机修员。母亲在服装厂打工。当时的服装厂十分辛苦，每天是两班倒，一班工作半天，也没有放假休息。发工资的方式是底薪加上计件工资，母亲负责的工序大概是将两块布按照一定的方式缝合起来。一般人往往需要走三到四遍线才能按照将布缝好，但母亲将两块布摊开，选择只在中间走一针。总之，母亲那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偷懒了，有一天监工看见了她的缝纫手法，和她理论起来，但又因为从表面上看不出和其他缝法的区别，只得作罢。

开了第一家服装零售店，再到后面在福州开了服装批发店，父亲则第一次到广州拉货。广州当时很多人做生意发财了，两人鼓起勇气借了高利贷，从事服装的零售。那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了，回家还上高利贷，还剩下了不少钱。

2000年前后，父母到了东莞虎门，租下了厂房，开办了自己的服装厂。快速膨胀的公司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迅速膨胀的财富迅速暴露了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第一是缺乏理财的观念，父亲在赚到钱之后没有选择理财，甚至没有将钱存入银行，而是将钱藏在家中的灯管后面。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明白银行是一个什么东西，听说银行可能倒闭（哪怕概率很小）之后便拒绝将钱存入银行。第二是缺乏管理的观念，工厂做大之后，逐渐出现贪污腐败，内部矛盾等等问题。这体现在父亲碍于情义也没有真正报警处理那位贪污了工厂数十万元的“好兄弟”。也体现在亲戚朋友过多之后，利益较难分割，大舅，大姑和小姑出走创业，也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父亲的工厂规模逐渐缩小。从两栋楼，到了最终的两层楼。最终破产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深陷三角债。具体来说，在金融危机后，东莞虎门很多服装的生产厂面临的首要冲击是下游零售商的需求极大地下降，如果没人拿货，厂商的货就会屯在厂里，而所有服装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库存。这时候行业的风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即从零售商订货时付 10%-30%的定金，厂家交货时零售商一次性交齐余款变为零售商订货不花钱，拿货交一部分的钱（甚至不交），待零售商卖完了货，才会补齐余款。若是零售商认为产品质量有差错，或是产品卖得不好，则会拖欠厂家的余款。

这样的运作模式让厂家承担了所有的风险，拉着父亲起家的人情，关系，道义最终也成了拉倒父亲公司的绞绳。随着代理商的一个又一个拖欠货款，欠债金额也一笔一笔累加，最终大概有几千万的货款待收。父亲最终甚至选择变卖家中的房产来偿还银行贷款。可是那些欠他钱的老赖却能通过转移财产等手段到今天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案例3：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掀起来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于是不计其数的民工们南下北上，东奔西跑，带上行李前往开放地区打工，我的父亲由于习惯不了电工的高强度作业，在我二爷爷的引导下，和一众亲戚朋友们一起南下广东务工，成为了浩浩荡荡“民工潮”中的一员，父亲前往务工的地方是东莞市虎门镇。在上世纪90年代初，虎门政府就确定了“服装兴镇”的政策，虎门就是以服装加工产业为主蓬勃发展起来的，我的父亲也是在那时进了服装厂，学会了做衣服这门手艺，也因此在工厂结识了同市的来此务工的我未来的母亲。

父亲母亲都是不远万里来到虎门谋生的打工人，他们文化水平低，没有什么很强的竞争力，但好在扎实能干，也肯吃苦肯钻研，所以制衣的技术很好，做了几年后就被工厂领导提拔为流水线的主要负责人，下面还带着一大帮学徒，虽然生活艰苦工资也不高，但好歹算是过的下去，经常还能给家里寄些钱回去补贴。

就职的工厂受到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资金链断了然后倒闭了，一夜之间，父母成了那一年里不计其数的失业者的其中之一。

随着经济的复苏，而且父母技术好，很快就又找到了工作，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再往后，父母走出了工厂，凭借着手上的技术和资源，自己开了个小作坊，聘请了几个员工，开始接小型的服装生产单，做起了小生意。其实我父母也想过转行，因为服装生产行业确实本小利薄还极其辛苦，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却一直也没能成功，我也曾劝父母可以别那么辛苦，做些轻松一些的活，但是没有太大效果，因为更好地生活总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也许这就是奋斗者逃不开的命运。

案例4：当地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不断以释放政策红利，吸引资金设制衣厂，服装产值在规模工业总产值中占比一度超过百分之八。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母亲和大姨妈、小姨妈一样去制衣厂上班，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一个月还是有不少收入的。

（三）开电器装配作坊

1987年，在柳市开了一家电器店。柳市已经形成了一个电器集聚市场。乐清的商人们在全国各地拉来订单，统一在柳市采购；周边村镇的人们看到了商人的需求，自发地将货物带到此地推销。来往不便，外地的商人们干脆在市场附近租房，三五成群定居在那里。父亲的电器店具体是怎样运作的呢？每天清早，父亲从过夜的仓库将柜台搬出，柜台里装着样品，抓紧时间赶到集市，占据接近主干道的好位置。闸刀式开关和熔断器是最主要的两种商品，从永强的家庭作坊船运而来。客户看中什么，就在当天到仓库里清点，尽快发出。是的，家庭作坊，这些闸刀开关和熔断器都是几百公里外的永强家中制作而成，那是电器店的源头。这个作坊雇佣了3-4名女工，她们多来自西南、华中地区，负责具体的装配工作，月薪600-800元。但这并不意味着当”老板“的父母可以轻松，母亲也直接参与作坊的体力劳动。她与女工做一样的工作，晚上，她还要校对订单，清点货物，每个月还要算工资、管工人，清理作坊。从体力和心力，她甚至比女工们还要累。忙碌的工作带来相应的回报，开电器厂的三年，平均年收入在7K-8K元，虽不算多，但日子是在一天天变好的。

（四）开不锈钢厂

关了柳州的电器店，回到村镇，开了一个厂，业务是拉制不锈钢管。准确地说，是翻新不锈钢管。他回收旧的钢管，拉制、过水、去杂质，做出更新、更细的钢管。钢管被卖给下游的加工厂，在那里被精加工为注射器针头等物件，以更高的利润率流入市场。厂房是租来的，在临近的村里，一年租金2-3千。设备由父亲和技术工人用工制钢自己搭的，非常粗糙。工人有3-4位，均来自浙江省内的景宁、丽水等地，月薪在1千元左右。父亲负责管理，不参与机器操作。最开始的户是通过介绍认识的，之后便靠客户间的推荐拓宽销路。“开这个厂，比之前都轻松，不用起早贪黑，指挥工人就行。” 工厂一年的收入在7-8千元，在现在应该有三十多万。

“为什么不把厂开大呢？”

“资金不够，每年的利润扣除生活剩的不多，要是用新设备、找工人、扩大规模，一两年没有订单就得完蛋。有的人和别人合资开厂，资金比较多，可以扩大，这些人到后来都赚了大钱。我们一是胆子小，担不起那个风险；二也是不想和别人合资，利润成本算来算去怕麻烦，自己弄比较简单，少赚点就少赚点吧。”谨慎和知足让工厂持续运作了15年，也让它在竞争中落败，经营末期，因为没有新的设备，生产和利润都跟不上了。2004年，不锈钢管厂关闭。

（五）开冲床厂

2005年，父亲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买下了一片厂房，开启了14年冲床厂的生涯。冲床厂的业务是制造锁芯，老式的门把手是可以旋转的，中间还有个按钮，生产的就是那东西。原料铁皮从村镇商人处进来，设备机床也有现成的可以买。工人在起初很好找，多来自四川，零件的装配工作需要女工，厂里的女工占八成以上；技工师傅从别的工厂挖来，他负责维护机器和指导工人，相当重要。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岗位，仓库、管理、人事、财务、订单全由父母二人包干。

工厂的有几个流程。首先，原料铁皮运进来，在自动的机器上剪出形状。第二步，把铁皮运到别的厂里，电镀上对应的编号，运回。第三步，把平面的铁皮压制成立体的一端开口的空心圆柱。第四步把采购来的零件手工装配成锁芯，最后一步把锁芯装入铁皮容器中。

现在回看，工厂的倒闭是必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意识的缺乏导致它的落后。

在原先的工厂中，父母也是既当老板又当工人，凡是亲历亲为，干体力活比工人都卖力。有一次新客户来厂里找父亲，找遍全厂才发现把父亲认成了普通工人。但他们还要为订单操心，没订单担心没钱挣，有订单担心来不及做，交货前担心质量不过关，交货后担心对方拖延货款。一句话，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就没有他们不操心的。我常为他们的辛苦感到愧疚，却又会疑惑：为什么不顾人来管呢？要是老板干着跟工人一样的事，哪里还有精力去改善经营呢？明明已经从农业走到了工业，却仍然在“自我剥削”。

“本来盈利就不太多，管理的人工资多高啊。再说万一他背着我们作假账呢，你不还是得自己管他？” 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工厂被他人控制，非要事必躬亲才算放心（这其实和不愿意合资是同个道理）。但除了心态，还有更现实的原因——父母从没有和雇员签定书面合同。他们从来都是口头说了算，最多在纸上记一下招用的条件。他们文化程度低，工人更低，要每个都签合同，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什么，找专业人员来做合同？”凭什么把这个钱白送给别人？“ 在十几年里，法律在工厂运行中是缺位的，我从没在办公室里看到工厂的牌子，也不知道这个它的名字。

农村的经历限制着他们的胆量，繁杂的日常工作限制了他们的精力，独自出资限制了他们的扩张，两个孩子的家庭负担让他们更害怕风险。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了工厂十几年的原地踏步，管理章程始终没有，生产技术几乎不变。在生意最好的几年他们多招了几个工人，这是为数不多的扩张。

最明显的是工人，工人越来越难找了。2010年以前，工人和工资从不是问题，有时候几乎是工人主动找工厂，工资也是老板说了算，要想多赚只能多劳。但在后半段，工人一年比一年难找，工资一年比一年高。每年年初，父母要和工人为”工资“拉扯几星期，你要一个月涨300，他也要一个月涨300；去年一个月涨了300，今年一个月要涨500。工资一年年水涨船高，盈利的空间越来越小。到最后，工人开始变少。老工人打了十几年工赚够了钱要回家了，年轻的工人又不愿意来厂里工作。“我去鞋厂，一个月七八千，赚的不比这里少”一个工人在离职前告诉父母，“那里还是正规企业，保险都有的，环境还比这里干净。” 父母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没有再挽留了，他们知道留不住了。但在最后几年，这样的投入一年也只能盈利二十几万。2012年厂房搬迁，每年租金十几万。

（六）开汽配加工厂

舅舅在大专毕业后便开始创业。十堰是原二汽和现东风公司的主要生产地。舅舅在90年代末在郧县柳陂镇建厂，主要生产卡车方向盘、挡板、后视镜等零部件。后又继续在十堰市市区建厂，生意越做越大。90年代末，他便在当时市区一栋比较好的小区买了两套房，并把它们打通。随后外公外婆也随他们搬到了市区住。这套房子现在已经送给了小姨一家。

贯穿他事业的全过程，母亲始终在支持他。90年代他开始创业时，母亲刚中专毕业，考下会计资格证后，她开始为舅舅工作。如前所述，在我上小学前的时间段，母亲在市区舅舅公司总部工作。父亲则工作繁忙，难以顾家。母亲为此表示过担忧。那时舅舅正逐渐同利润不高的汽配加工产业剥离，转而主攻他在丹江口的矿业。他便让母亲回郧县柳陂镇主管他最初创业的那个汽配工厂，让她以后自负盈亏。一定程度上也是把这个工厂送给了她。我也见证过这个家族式小工厂的一波三折。大姨是工厂的一员。小姨夫先在丹江口的矿上工作，后因为一些管理上的矛盾辞职，在尝试了不少包工头的工作后，几年前回到该工厂担任经理一职。我在那里也有过许多难忘的经历：在工厂“干活”、同母亲一起送货等。这个工厂随后因南水北调工程被拆迁。母亲在新规划的开发区中建起了占地15亩的汽配加工厂。期间舅舅表示把工厂的所有权正式转让给母亲。父亲对此则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一种“占便宜”的行为。至今我仍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从2012到2015年，正是母亲的新工厂从开工建设到建成到大量投产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也参与其中，有许多值得琢磨的点。

首先，我对这种比较特殊的“家族式”工厂有了一定认识。抛开本来就在这里工作的大姨和小姨夫不说，每到订单繁忙之时，全家人往往会“倾巢出动”，前去帮忙。家里人在那里开辟了一块菜园。父亲有一段时间也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家庭活动的中心。于是，每到周末，整个家里的人都会在那里无偿帮忙和聚餐。其次，我对这种低端制造工厂的一些工作方式也有了了解。全厂一共十多个正式员工。在一个大车间内围绕着六七台机床展开运作。核心在于机床生产出合格的成品——任何机器设置上的或者原材料配置上的问题都可能导致产品成色上或质量上的不合格。之后便是一些低级的收尾工作——给成品削边、上螺姆、包装、贴标签、装箱等。这些工作上手容易但也需要大量人力。最后便是运输送货环节。有时候收货方也会亲自来拉货，并提供技术建议或者视察。此外，这座工厂某种程度上让我感受到了小县城低技术工人的日常。每到订单繁忙之时，母亲就会托员工去附近的小区找一些临时工——他们大多数都是移民安置户。依稀记得2013年左右母亲开出的是一个月1500元，每周一休，中午管饭，一个月后辞退。每到夏天，车间内的温度有30多度，几台风扇和机床嗡嗡作响。里面的人们大都一副懒洋洋的模样。车间里安装了摄像头，母亲和小姨夫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查看车间内的情况。主要起夜间防盗和防止员工车间内吸烟的作用。

（七）开矿石开采加工厂

2000年代初，舅舅逐渐把目光投向了矿业。他开始在丹江口市建厂投资铁矿石开采和加工。他的财富因此急剧上升，也为后期的大起大落埋下了伏笔。

舅舅的矿业则可以用暴利来形容。这一时期他们的生活也可以用奢华来形容。家里别墅豪车。子女后被送去国外。去过东南亚、澳洲、北美、极圈以及国内多地旅游。但这种富裕和奢华背后也有多种腐败。

给当地官员行贿是少不了的。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只能称之为“搞好关系”。妈妈曾在聊天中无意愤懑的提到舅舅把当地的村支书等一些她认为“不入流”的人带去澳大利亚旅游。矿上也发生过打架闹事甚至安全事故。舅舅为此赔了不少钱。舅舅本人也是比较腐败的——小时候我曾目睹他在别墅里和他的几个朋友“打牌”并输掉了几万元。加之舅舅本人是一个极端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且至今仍鼓吹全面私有化。这使得在我的认知中，他更像是一个暴发户而非企业家。

大概从2016年开始，舅舅的企业就每况愈下，这可能跟资源行业本身的不景气和企业管理有关。他的别墅、一些豪车等都被变卖。2017年外婆的葬礼主要由父亲操办。听表姐说，外公将礼金都给了舅舅。2017-2018年也是他最困难的两年。2018年在我家过年，母亲明确叮嘱我们几个孩子不要问舅舅要红包。从这两年的红包金额也可以看出舅舅生意的起伏。2018年没有，2019-2020年是500元，2021年又恢复到了往常的1000元。今年过年聚餐时，我从聊天时得知，舅舅的企业因为环保问题，已经从丹江口市整体搬迁到了临近的老河口市。

（八）开酱干作坊

他想到以前做生意时，修水的顾客总是来湖南买酱干，老是抱怨修水没有散装酱干买，考虑到在修水做酱干有市场并且投资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他决定去修水开一个做酱干的小作坊，于是就和母亲一起去拜师学手艺，开启了新的创业之路，父亲看我的表哥也在外打工，他不想让他一直打工，于是就把他带过来和自己一起干，三个人每天从早忙到晚，经营着一个小作坊，他们在作坊里做好酱干，有的散装，有的打好真空包装，有的小包装，有的大包装。做好后去步行街上摆摊或者和超市还有小店合作，在步行街摆摊有时候还会遇到城管，在超市和店里放卖不出去就可能坏了，而且没什么资本，人家也不会特意给你宣传。就这样，父母还有表哥，他们三人虽然满怀希望，辛勤劳作，一心扑在小作坊上，还是没能成功。最终由于已经有很多人做酱干了，父亲做的酱干品牌打不出去，干了两年之后什么也没赚到，赔了本钱和时间，他说自己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其实父母做的酱干很好吃，特别是散装酱干，他俩手艺是学的很不错的，现在还有朋友跟我说那是她吃过的最好吃的酱干。

（九）开油漆厂

有个叔叔是做油漆生意的，而且当时贵州正有工厂需要油漆，所以父亲和其他几个叔叔就决定和他合伙开一家油漆厂。开始生意还好，但是由于合伙人不靠谱，在原料里掺了假货，做了那一单被人发现了，之后就开不下去了。

（十）进印花厂

1980年代，在东莞，那时一下子涌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不尽数的年轻人，他们都满怀一腔激情，想要在此地谋生发展，但现实却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大量人口的涌入导致政府管理难度空前加大，居住空间有限、就业岗位不足、社会治安恶化，这些种种问题都困扰着当地政府和来此谋生的外地人，在我二爷爷的描述里，那时他们外来务工者没地方居住，只能睡在天桥下，风餐露宿，和流浪汉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只能在街上给人卖力气挣些辛苦钱，还要担心因为没有临时居留证被警察抓到而强制遣返，在这样艰苦而又提心吊胆的日子里，二爷爷在这个新兴开放的城市里找到了印花厂的工作。

（十一）进印刷厂

1994年，父亲到国营常熟印刷厂实习，在“01”和“08”印刷机上装纸和做一些辅助工作。印刷车间有5位女工，没有结婚、没有男朋友、同时年纪最小的母亲在“01”机上工作。母亲还短暂地做过几天父亲的师傅。当时两人都很青涩，并没有很多交流，也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父亲实习两个月后就回学校了。

1995年6月初，父亲在毕业之前到江阴的一家规模很大的卷烟商标印刷厂实习了一个月。那是一家民营企业，员工月收入达到2000元以上，远高于普通企业。父亲很想去那家厂，与祖父、祖母商量。祖母不是很同意，是祖父与父亲一起去江阴工厂与老板签订了就业协议。祖父、祖母也知道国营常熟印刷厂不是太好，虽然是国营，但效益一般。全家都想找门路进常熟报社印刷厂，毕竟是事业单位。但是到最终也没有找到方法。那时候国营印刷厂就有了衰败的势头，私企办的红红火火。

父亲被厂里分配在印刷车间最好的一台印刷机——J2205印刷机上学习。师傅姓陈，年纪30来岁，脾气很好。父亲学习很钻研，上手很快，只三四个月就可以单独操作那台印刷机了。陈师傅上晚班时就放心的把印刷机交给父亲，自己到其他地方聊天或者抽烟喝茶了。父亲当时每月挣500元左右。午饭在工厂食堂买饭每顿花3元左右，或者到工厂后面小街上的面馆吃5元钱一碗的大排面改善伙食。为了省钱，早饭和晚饭都在周行镇的家里吃。每天骑自行车车赶二十多公里路到市区的工厂上下班。但每日骑车实在是太累了，同时父亲也开始独立操作印刷机，工作负荷也重了。父亲就开始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每周周末回周行镇的家一次。

当时工厂有五个刚毕业不久的做印刷的中专生和一位学财务的大专生住在工厂办公楼上的宿舍内。下班后的宿舍里总是很热闹。父亲周一到周五都待在厂区，和厂里的人也熟络起来了。国营常熟印刷厂的管理也不是很严格，有生产任务时工人们干活，没有任务时工人就在车间或茶水间摆开桌子打牌。甚至有时为了打牌少干了活，害的当时的车间胡主任气得砸坏了一张椅子。父亲在和母亲打牌、以及到母亲印刷机上聊天时经常说一些小的笑话，母亲每次都能笑得最开心。

由于国营常熟印刷厂的效益一直没有起色，甚至有些滑坡，大家的月收入一直维持在500多元，只能维持温饱而没有积蓄。遇到买房、结婚、生小孩等人生大事，就没有钱去办了。而且印刷厂的工作环境又脏又累，很多员工都跳槽了。父亲也一直为此而焦虑，他找祖父去求他的战友——当时的一位局长，托他把父亲调到一家事业单位。祖父为了儿子，厚着脸皮去求这位局长。局长口头同意了，但后来就了无音讯。父亲很着急，在得知有一位同事去了昆山一家外资企业可以赚3000元每月后就很想去。父亲和母亲商量此事，母亲立即同意了。父亲就在1997年9月份去了昆山利乐包装公司。

（十二）进包装公司

父亲刚到昆山利乐上班时觉得很不习惯。最初半年没有轮到住公司宿舍，租住在外面。租住过农民的单间小窝棚，里面什么都没有，最多的是虫子，半夜蜈蚣能爬到床上。公司工作节奏很快，同事之间一切都是公事公办。因为收入不错、公司伙食不错、公司培训也很多，半年后父亲就适应了新环境。

（十三）进造纸厂

2006年，父亲为了照顾祖母，以及刚上小学的我，辞了昆山的工作，回到位于常熟的一家造纸厂工作，这个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造纸集团的子公司，是一家芬兰企业。由于在外企工作，父亲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英语的步伐。父亲在这家企业工作六年，一直做到生产经理。

（十四）开蜡烛作坊

母亲在照顾我之余也在想办法为这个家庭添加一些收入。那个时候小县城的电力供应时好时坏，现在不起眼的蜡烛是一个必需品，需求量也比较大。母亲想自己在家里做一些蜡烛，就近卖给左邻右舍，价格虽然低，当时也有利润可言。于是在次年，母亲托人购买了一台制作蜡烛的机器，在家中做起了蜡烛。受限于条件，家里买的蜡烛机是相对小型的，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反反复复地劳作，才可以生产出一些蜡烛用来销售。往往将未满周岁的我放在摇篮里面，母亲就着手制作蜡烛了。前几批蜡烛因为把握得不到位，并没有成功多少。而且到了夏天，气温升高，一开始生产的蜡烛不仅外观不那么好看，而且也不能放很久，以至于并没有卖出多少，所以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家里面还有残留的各种各样的蜡烛。父母也开始不断的试验各种配方，父亲收摊之后都会去找一些资料。县城本来就小，也没有多少人在这方面有着专业的知识，只能一步步摸索了。制作蜡烛持续了好几年，每晚父母在摆弄着机器，我就坐在小板凳上看动画片，每次谈到这里，母亲总会问我小时候看得懂动画片的内容吗。等到晚上我饿了，父亲会弄一些吃的给我，至今在味蕾里还留存着藕粉的味道，不管现在去哪里吃，却再也找不回来当初的味道了。

随着县城基础设施建设的展开，电力供应也逐渐好了起来，而且大厂制作的蜡烛凭借规模优势，逐渐占据了整个市场，父母也不得不停下制作蜡烛的行当，选择一条其他的道路。

（十五）打蜂窝煤、开煤场

帮别人打蜂窝煤，那时打蜂窝煤一个是2分，一天能赚20元左右，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因为我父母都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做了几个月就因为做得不好被辞退了。

2017年，打蜂窝煤的邻居打算回老家，不做煤场了，我家接手了这个煤场，因为父亲母亲觉得帮别人打煤不如自己做煤场赚得多。我很不喜欢打煤，因为打煤很脏很累，蜂窝煤晾干了以后还要我们家自己去用手把煤搬进煤棚里（帮别人打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然会没有多余的场地打煤或者干的蜂窝煤会被雨水打烂，在下雨的时候还要去拉塑料膜盖住场地上的蜂窝煤避免它们被雨打烂，而这就要我还有姐姐一起去做。有时候收的煤少则几百个，多的话就有两三千个，一搬就是几个小时，不仅很累，还会把衣服弄脏，弄脏之后也不方便洗澡，因为租的房子很小，没有独立卫浴，也没有我和姐姐单独的房间。而如果接手煤场，我们家就要住在灰蒙蒙的煤棚里，比租的小房子更不方便。尽管我非常抗拒接手这个煤场，但是父亲和母亲还是没有改变他们的决定。开煤场以后，我们家搬到了一个邻居自己在场地上搭建的煤棚里，这个棚子是用木板、瓦片、塑料布等材料建的，棚子里的地面还是泥土地，没有铺上水泥，里面用木板和塑料布隔成了三个房间，一个用来做放煤的仓库，一个用来做吃饭的客厅，一个用来做卧室，卧室里，父亲和母亲睡在一侧，我和姐姐睡在一侧。

打蜂窝煤首先要把颗粒比较粗的煤粉用一种柴油机打成细煤粉，再两种煤粉、泥还有水按一定比例拌好，有时候会适当加一些用过的蜂窝煤的煤灰（但是只能加一点点，不能加太多，否则会影响蜂窝煤燃烧的时长，影响蜂窝煤的质量），然后用打蜂窝煤的机子一个一个打出来，打的时候要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放在场地上，晾干后收到煤棚里。

开煤场的时候，从进煤，拉泥，到自己拌煤浆，打煤，收煤，再到出售，都是父亲和母亲两个人自己完成。一个人一天能打1000多一点的煤，如果打的蜂窝煤尺寸大一些产量就更低，下雨天和冬天因为天气原因基本上也不能打，只能囤夏天打的蜂窝煤，然后冬天再卖。接手煤场的时候，邻居把原来的客户也转给了我们家。一个蜂窝煤的价格因为尺寸的不同价格也不同，从一块到两块不等。刚接手煤场的第一年生意并不是很好，再加上我和二姐正在读高中的费用以及各种生活支出，收入甚微，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第二年做熟了之后，生意好了一些，但是同样好景不长，因为蜂窝煤燃烧会污染环境，做煤场也会影响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政府不允许再开煤场，在协商过后，政府赔偿我们家2000元作为挖掉煤棚的补偿，然后我们家又搬回了原来租的那个小房子，父亲母亲另寻职业。

七、教育类

（一）当幼师

案例1：母亲去做了村里的幼儿园教师。母亲教孩子教的很好，而且舍得买礼物带玩具，只不过带的都是我的玩具罢了，只可怜我那两大箱玩具，自己玩坏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被幼儿园小朋友给玩坏了。

案例2：在民师附小的幼儿园没干上三个月，便回到邮电局的幼儿园从业。后来因为国家整体的教育体系改革，邮电单位的幼托机构都在1994年前后被撤销，才刚工作没多久的母亲，提前面临了“下岗”，之后又是层层考核与努力，然后调入了办公室。

八、基层工作者

案例1：父亲赶上了大学毕业分配制度的末班车；不幸的是，由于在政府没有人脉关系，父亲没有被分去财政等有权有钱的单位，最后被分到了一个高山小镇的林业站。即使当时父亲所在的单位可以依靠在周围商铺收租来补贴职工生活，可是这仍然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的开支。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做起了他的同事们都不屑于做的苗木生意。将自己培育的树苗出售给几乎每年都有的林业工程。单位工作少的时候，他便奔忙在田间地头，查看苗木生长状况，从那时起，他年轻时白皙的皮肤开始变得黝黑粗糙，恍如常年田间劳作的农民。父亲的单位集资修建了一栋商业楼房开始招租。2012年，中央重拳反腐，引起了父亲所在的林业系统大地震，临近乡镇陆续有人下马，整个林业系统面临巨大的人员缺口。他被调任自己家乡小镇林业站的副站长，被迫与我们分离，只能每周末与我们团聚。2013年，为了加强对我的教育，他申请调调回原单位，最后在原单位担任副站长，2014年，国家对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从2015年开始，父亲的工资才有了大幅上涨，家庭生活水平才有了较大的改善。

案例2：1991年，父亲从青岛警校毕业，分配至青岛市公安局刑侦处（1996年更名为刑警支队）工作，从此开始他的刑警生涯。他有头脑有思路，干活干净利落，得几位领导赏识，意气风发。爸爸做事认真，干一行行一行，逐渐成为单位有口皆碑的业务干部，开辟了诸如图侦、账目追踪等新工作板块。但由于早些年单位的风气不是很正。提拔晋升往往在人情往来，觥筹交错间就草草敲定。骨子里的那点子傲气和对自己能力 的自信，让他不愿意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所以只是脚踏实地，做好分内的事情，旁观他人的风光。而近些年，随着青岛市扫黑除恶，反贪污受贿系列行动的实施，当年身边很多“飞黄腾达”的同事锒铛入狱。对于身边的震荡，爸爸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不管时局如何，他都会坚持一直以来的选择，我和妈妈也会一直支持他，陪伴他。

案例3：等到九七年毕业，父亲被分配到了吉首市公安局刑侦科上班，专门负责现场痕迹的采集。其实早在九六年的时候，中央的文件已经打破了“铁饭碗”，但是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所以实际上公安系统仍然维持着分配的特征，一直到新世纪的第二年。我到现在都还在怀疑，父亲真不适合做公安。因为他虽然粗俗，但是和气，而且过分正义，我在他背后诽谤他，甚至直称他胆小。父亲坚持下来当干警，也是由于此。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下海潮”匆匆到来，政府部门采取停薪留职，鼓励了一批人从单位里走出去，甚至为了提振信心，还批示了几项专门的银行贷款。父亲也心痒，因为警察工作非常辛苦，但工资却比较微薄。但一提到贷款，他就想起爷爷原来做油坊到银行借钱的事，心里觉得不靠谱，风险太大，所以没有“急流勇退”。父亲没有看到，在“下海潮”中也有很多亏损一空，走投无路的人，其实在最后也和他一样贫穷，甚至还不如他——银行的贷款只是解决创业的充分条件，优良安全的市场环境才是必要条件。父亲的眼中只有发财的人的“幸存者偏差”，谁的眼中都是，但他并不十分的后悔。

案例4：2006年父亲被任命为他参加工作时派驻的那个乡镇的派出所长。这也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拐点。他所在的乡镇地处鄂豫交接地带，治安状况较差。盗车、打架械斗、跨省案件等时有发生。他在任上比较成功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也因此荣获了2008年度的“十堰市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并在家人的帮助下成功获取（竞选人之间采用电话投票的形式进行角逐）。值得一提的是，父亲随后的荣誉也越来越多。2019年的“全国优秀干警”算是最高荣誉了。2009年父亲回到了县公安局担任刑警大队队长，2013年担任副局长并分管刑侦工作。期间组织破获了众多案件。他和同事们侦办的案件也上过《今日说法》栏目。尽管父亲不愿过多提及众多破案细节，但多年观察，我也能总结一二：每到年末往往是犯罪高发期，也是命案高发期；夏冬季季还是溺水、农村一氧化碳中毒高发期；近年来电信诈骗、经济犯罪呈现增长趋势。

如果说新加坡是我的政治学启蒙之一，那么父亲的官场经历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或者说是给了我关于国内政治的反思。最直观的便是国内政治风气的变迁。在零几年时，公车私用、公款吃喝比较常见。近年来基本消失。父亲在2013年担任副局长时曾被分配到了一个非常气派的大办公室。如今他已经搬到了一个更小的办公室。其次，便是工作的电子化和更加规范化。父亲有单位专门配发的手机。手机内安装有公安独立的系统。如今每一次案件或行动都需要上传上网并由父亲电子签名才能执行。当然，这个手机也有介于法律灰色地带的一面——通过人物拍照，手机可以快速识别出个人身份证信息。公安系统对个人信息的掌控也引起了我对个人隐私问题的思考。最后，便是中国特色的关系网络了。父亲或者说他的大部分同事、朋友都是建立关系网络的老手。过年过节朋友间或上下级间的送礼是少不了的。饭局上狂饮也往往少不了。父亲在搭关系方面颇为老道。能喝酒能侃以及媚俗是优势。

案例5：我们家是精准扶贫户，父亲也有一点文化，父亲在2019年开始从事护林员的工作，做护林员一个月的工资是800元。因为护林员的工作主要是去巡逻山林预防森林火灾和砍伐树木，有时候去张贴宣传单，不需要一直花时间，所以做护林员的同时父亲还在家务农。

案例6：作为在凉山的基层公务员，国家的精准扶贫、全面脱贫的方针扎扎实实地落在了基层一线的工作者身上。每个公务员都要包村，包几家贫困户。父亲的贫困户是最远的，分散在深山各处。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会买些水果、米油、衣服，去一家家看望。我曾问提出我的困惑，这种给钱送礼的方式治标不治本。父亲无奈地表示，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清楚得很，但是他们不是拍板的人，只能上面怎么要求就怎么做。除去扶贫，在计划生育大头结束之后，父亲调到了国土办，大概管拆迁、赔款、土地规划这些棘手的事情。凡是涉及到钱财土地这些农民的核心利益，工作就尤为难办。父亲和他的同事经常遇到蛮不讲理的农民闹事，甚至在一次拆迁协商过程中，父亲的手机被一个农民砸碎了，另外一个女同事还被打了，年轻的同志被骂哭也不是一次两次。我问父亲不是新闻都说政府欺负百姓，强拆强推的吗。他说“怎么可能敢这样，工作还想不想要了”。

上大学以后，父亲常常加班，甚至连国家规定的节假日都不放假了。国庆节、春节都见不到他的人影。在凉山州“3.30火灾”之后，他每天都去下乡，张贴禁火令、向村民普及十户联保。甚至在三月的时候，所有的男同志都不允许回家，直接睡在了山上。他只说“压力越来越大了”。

案例7：爷爷回到村里的生产队工作；1980年后，进入中山县张家边区供销社工作，先任职沙边村供销社点的普通职员，再到部门主管。在任职沙边村供销社点的部门主管时，他常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把满满的一车货物从石岐运到沙边，从挑选，到装货，再到卸货，到搬运进商店仓库，都是一个人完成，往往需要花上1至2个小时，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他的汗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可是他从来都是默默地完成，从不知疲累。

后面，他再到张家边供销社的批发部任部门的副经理、经理等职务，再任职供销社副主任。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在面对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当天，带领部门进行改革，采取多元化的经营模式，让供销社不断发展壮大，从原来只经营批发部、百货大楼，到后面再发展经营加油站、书店、百惠超级商场等。

案例8：阜濛农场，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地址在曹集镇但是不归其管辖，算是农场自治的组织。1956年建场，1960年左右已经是在阜阳周边都有名的“富庶之地”了。从一开始单一集约的农场经营，到现在农工商业都有一定的水平，也算是建国以来淮河平原国有资产的典型代表了。农场里面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医院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个像乡镇一样的行政机构了。据查到的资料，农场现在的总人口在一千人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场的职工。现在的农场职工有农场分配的耕地，种植的农作物的种子、化肥农药等都由农场提供，并有专门的组织进行播种施肥等农业工作，所收获的农作物必须卖给农场。职工一年需要交每亩600元的地租租金，如果每亩营收不足600元，有农场补贴至每亩600元；超过600元的部分，全部由职工所有。

一开始，姥爷只能帮生产队养猪，养了几年猪，随着农场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房产需求大，姥爷便接了农场里面建房的工作，做瓦工。盖完房子之后，因为表现比较好，姥爷被调到安徽农垦直接管辖的粮食仓库工作，也是从那时起，年仅19岁姥爷正式有了农场的编制，在当时那个年代有了人们羡慕的铁饭碗。虽然只有19岁，但是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在给我姥爷介绍对象了。1967年，姥爷的朋友把妹妹介绍给了姥爷，两人相处较为融洽，很快在67年末结婚，姥姥也从中岗来到农场，姥爷也在农场有了自己的家，陆陆续续生下了四个孩子，舅舅、两个姨妈和妈妈。

1969年，随着文革的开展，姥爷所在的粮食仓库被兵团接管，成为副业连，当时姥爷心里并不服气，但是为了保全家人孩子，也在副业连搞政治运动，但是始终不敢把粮食生产的工作落下，所以在那个我以为浮夸风吃不饱饭的年代，农场还是保持着生产。到1979年副业连解散农垦恢复的时候，姥爷已经是副业连的书记了。农垦恢复后，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农场，领导看到在农场发展工业的可能性，决定在农场设工业科，任姥爷为工业科科长。当时姥爷很忐忑，因为前期的工业成果基本为零。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姥爷去阜南、蚌埠等地学习了一段时间。当时所谓的工业科其实都是农场出钱统一经营的，姥爷先后办了柳编厂、纺织厂、酿酒厂和制鞋厂，虽然只是现在看来的比较初级的工厂，但是在当时已经是比较大规模的工厂生产了。工厂的生产为涌入的很多外来人口提供了工作，农场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繁荣了。1983年，工业的发展又导致农场需要进一步的招工，于是没有文化水平的姥姥就作为干部家属被安排到了仓库当管理员，工作比较清闲，但也有了农场的编制，这也是姥姥现在能领到退休金的原因。1989年，因为在工业科的显著成绩，姥爷被调到规模最大的农业科当科长，在当时算是除了场长和书记的三把手，但是由于没有上过太多学，姥爷没能进一步升迁，但是姥爷自己已经很满足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姥爷一家正式在农场扎根，夫妻俩有着稳定的工作，子女平安，定期看望父母，过上了幸福而安定的生活。

1998年8月，皖垦种业（安徽农垦集团种业分公司）决定在阜南县建立分公司，并将地址定为阜濛农场。正好在那一年6月份，作为干部子女被送到江苏农学院学习的舅舅毕业回来，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分公司的副经理一职。也是同一年，妈妈初中毕业，因为成绩不理想，舅舅便给她安排了一个销售的工作，但姥爷极力反对。姥爷在分析了当时农场的局势后，已经注意到当时十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情况，以及很多国企已经出现的裁员现象，认为如果妈妈去做销售，在姥爷和舅舅退休后，她将毫无疑问的下岗。于是姥爷把妈妈送去了安徽省农垦中专学会计，学一门技术，总比这个现在看起来还不错的铁饭碗强（这一点在舅妈身上得到了印证，当时走关系得到这个职位的舅妈，在两年后因为裁员下岗了）。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姥爷在奋斗了几十年后过得最幸福的时期，当时姥爷心里唯一的疙瘩是，从农垦中专学会计的姨妈没有接受他安排的会计工作，而是一个人去阜南的私人企业工作，这是从姥爷一家扎根在阜濛农场后，第一个脱离农场的人。

2000年，妈妈从农垦中专学会计回家，她也瞒着姥爷去阜南找了个工作，在一切谈妥之后，妈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姥爷。不出所料，姥爷十分生气，因为在姥爷看来，外面的私营企业怎么算也不如农场有编制的“正经”工作，妈妈有个铁饭碗之后就在农场结婚生孩子，姥姥姥爷退休就直接带孩子，这是姥爷心中理想的生活。

2002年，我出生了。跟身边所有同龄人一样，我被送进了农场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几乎都是农场本地人，很少有外地老师。幼儿园毕业后，我也跟大多数一样，进了农场的小学，小学的老师也都是身边的本地人。因为爸妈工作地点离家很近，我一天三顿都是在家吃，即使爸妈有应酬，我也可以在姥爷家吃饭睡觉，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与农场羁绊最深的时期了。然而这个时候农场在阜南县城区买了一块地，盖上房子，建了一个阜濛农场社区，本农场的人买房有优惠。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那里买了房子，妈妈和舅舅姨妈也不例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一个现象，很多没有编制的职工选择去阜南县里面买房结婚，但是保留在农场的工作。以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为典型，她的爸爸是文革时期上海的知青，跟姥爷做了二十多年的邻居，她跟我妈妈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同班同学。她在小学当语文老师，但是丈夫在阜南工作，于是每天早上七点做客车到农场上班，中午在她爸妈家里吃饭睡午觉，下午五点回阜南的家里。这一时期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半脱离了农场，我爸爸也是一样，他在我四年级的时候被调去了别的地方工作，但是还住在家里。这种半脱离的关系，慢慢在后来成为主流。

从姥爷打拼扎根，到大家相继搬到城市结束。在这一过程中农场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一开始人们因为能吃饱饭而趋之若鹜的地方，到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而离开的地方。人们因为工作与农场建立了家庭的关系，可是这种工作的关系越来越不能维系一个家庭，农场可以给人们提供不错的工作和生活保障，但是在很多方面根本不能满足“人往高处走”的需求。

这种语言困境的背后，折射的实为一种身份焦虑——尽管在身份证里、在户口本上，我们有着明确的归属地，但事实上，我们已经不清楚属于何方了。和朋友的交流让我发现，这不仅是我个人、我的家族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在社会高速发展期下，迁移的第二代、第三代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生活于大城市的我们，远离自己的故土，也因此会更努力地寻找自己的根。我们始终在怀疑、确认和重塑中探寻自己的身份，确立自身存在于世界的合理性，寻求着内心的归属感与稳定感。

九、市场销售类

案例1：母亲想离开工厂，1997年外祖父、外祖母帮母亲交了4万元的股金，让母亲加入了当时常熟最大的商厦——常熟华联商厦，做起皮鞋的营业员。告别了又脏又累的印刷工的岗位，踏上了当时比较让人羡慕的光鲜的营业员岗位。在当时常熟市最豪华、亮丽的商场，穿着漂亮的工作服工作，着实让母亲和外祖父外祖母开心了许久。

案例2：母亲在工作后完成了高中文凭的学习。并在2007年跳槽到一家上市公司担任常熟运动品牌耐克和阿迪的运营主管至今。

十、从军

案例1：爸爸也试着报了几所军校，军校和现在一样，都是提前招生的，没等上地方大学的结果，他就被解放军南京工程学院录取了。在专业选择上，因为在爸爸上高三的时候，有当时的大学生到各个高中进行“宣讲”。好像是一个武汉大学的学生讲了一番关于计算机科学相关的话，大意可能是说计算机非常先进、未来很有前景等等。其实自己从前也没有了解过，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选择了计算机专业。1980年代的中国即使是大学里也没有足够的设备，学电脑的没见过电脑很正常。大一和大二两年主要在学基础课程，主要学习高数、物理还有电路等等课程。直到大三的时候才摸到了计算机，逐渐开始真正接触编程、网络。1989年大学毕业之后，国家才算是真正到了互联网的时代，计算机专业系统的发展起来，全社会兴起了学电脑热和学英语热。从某种程度上，爸爸确实走在了国家计算机专业发展大潮的前面了。

毕业的时候面临着未来工作分配的问题。军人总是要服从内部的安排，当时军校的学生基本上要么留在南京军区，要么去北京、西安或者广西的军区，因为北京的部队比较多，也需要人，最后爸爸决定北上。未调回到湖北本省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湖北军队名额太少，没能分到自己。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爸爸只身来到了北京。

分配到北京的军人由北京军区的直工部管理人员具体的调动安排、干部的晋升，工作的单位也并没有什么办法靠自己选择，爸爸被分到了北京军区司令部下面的一个机要技术所，军种则被安排为了陆军（军校时期技术人员还没有分军种）。回忆初到北京，因为单位在现在的五环附近，三十年前其实也是大面积的农村连成片，庄稼地覆盖在西山的脚下，就连第一天晚上想出去吃东西都很难找到地方。

部队的自由度虽说远不如地方，但是国家的福利待遇一直都有不少。还是种种票进行交易的时候，爸爸在北京军区的单位里工作拿的是全国粮票，每年探亲假的时候，在每次转伙食关系的时候，也很容易就享受到的也是能在各地吃到供应粮食的待遇。有意思的是，过去好像没有特别强的身份证的概念，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没有身份证号这种东西，也能在国内无甚障碍的活动，即使是严格管辖人口的军队里，也宛如可有可无。也是这个时候单位统一给没有证件记录的军人补办身份证，于是按照当时所在的地方，爸爸的身份证开头就变成了北京的行政区划编码“110”，看起来就是出生在这里。

1990年代中国的互联网技术才算是刚刚起步，更多偏重硬件还有通讯技术。部队里收发电报也逐渐从无线通信到网络端输送转变，一开始做的只是译电和文字处理等简单的工作，有的时候也要帮着老前辈干一些计算机维修的活儿。1993年，爸爸到北京市计算机研究所和中科院计算所学习，1996、97年间，在单位领导的带领下，爸爸还有一些技术同时在北京军区装备部、山西军区、工程设计所等不同单位建设了计算机网络工程，不断的学习理论，也在各种实践经验中得到了进步。短短几年内也完成了从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平定，同时因为对部分的单位技术革新有个人贡献立了三等功。

在2003年的时候，爸爸向部队提出了自主择业的申请。部队的干部一直以来都是要求年轻化的，内部干部的晋升和调级越往上难度自然越大。安排转业的工作是每年都有的，但是有的时候特殊的国际形势会影响军委的裁军安排。2003年“精简整编”时，爸爸在单位也已经不是年轻同志了，再加上当时家里刚刚添了两张要吃饭的嘴，体制内的工资稳定的不高，各种因素叠加，他最终还是选择转入地方工作。

凭着专业的本科文凭还有经验能力，通过朋友的介绍，爸爸找到了在地方的第一个工作。计算机行业在飞速发展，曾经学校的专业知识不够的时候，他就自己找些大部头的编程书来学习。往后至今的近20年，跳了几次槽，工作的地点换了四五个，无论在几乎一夜而起的望京，还是在家附近的苹果园，还是几年前的学院路，或是现在的苏州街一带，一直也没离开自己的老本行，搞计算机的软件、写写代码。

案例2：那个时候有很多地方有军校补习班，大概就是学一些政治和军事知识，参加入学考试，就可以去上军校当兵。姥爷攀了些关系送妈妈去上了补习班，补习班是各地军区的总参办的，但是妈妈补习的地点在河南郑州，于是不到20岁的她只身来到河南学习。补习的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高中学习的文科知识妈妈还记得很熟，在1990年，她进入了郑州电子技术学院，正式入伍了。

在校主要就是学习密码学相关的内容，破译、制密等工作。郑州电子技术学院还不算正儿八经的本科军校，只是中专，所以读了两年学后就毕业了。当时学校上级是由军队总参管理，具体的工作去向就是按照原住地及其附近省份为主。妈妈在分配时就被定向到了北京。她有一个同学，也是后来同一个单位的同事，那位阿姨如果按照自己的来源地的话，就要被安排回西安或者兰州的军区，但因为当时她的对象是北京本地的，也找了一些关系就一起调到了北京。

1993年七月，妈妈来到了北京。她所在的单位是北京军区机要技术大队，工作地点在良乡郊区，后来单位内部调动的时候到了石景山区西北边的北京军区内的机要修理所。

在1998年，部队上的干部掀起了成人自考的高潮，单位里的工作每天重复性比较高，工作之余的娱乐活动几乎没有，很多曾经不是本科学历毕业的干部在部队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都决定参加自学考试。军队干部的日常工作就是处理各种机关文件，不过实际上妈妈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文学历史相关的东西。于是妈妈选择要考北京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当时每周末要从苹果园辗转两三趟公交车到新街口、积水潭，听北师大中文系的老教授教古代文学。现在我家的书柜上还摆着那些写着笔记的教材。大概学了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了自考的考试，也算是拿到了本科的学历。

大概是2014-2015年的时候军队大区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以前住的北京军区司令部成为了现在的中部战区，而她的单位划进了陆军总部的直管。其实在部队工作，能够“熬”到退休的人很少，断断续续的大小改革，以前的老同事要么转业、要么自主择业，都到了地方，但妈妈一直还留在部队。在部队的这么多年，拿到了中级工程师的职称资格、立了三等功，前几年调到了技术七级，享受的是副师的待遇，已经换了上校的军衔。

到了2019年初，妈妈的军龄满了30年，已经到了可以正式向单位申请退役的时候了，正好赶上我们高三，为了照顾我们，她就决定按时退休了。但是她也不是能闲的下来的人，不甘在还不到五十的年岁成为全职家庭主妇，于是在去年她又在家附近的一家小公司找了点活做。现在过着和过去三十年都不太一样的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日常生活。

十一、从医

案例1：医生并不是母亲最初想选择的职业，但在慢慢的学习和经历中，她发现医生也挺好的，起码比很多职业好，也有社会地位，也能够帮到人。不过，一开始的从医生涯并不如她所愿，初出社会之时，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工资都给了母亲很大的打击，一边是面对真实病人手足无措的无力感与慌乱感，一边是微薄的薪水（那时母亲与父亲刚刚结婚，要买房，还要养育刚刚出生的我）。母亲总是很忙，很小的时候我便知道妈妈要值夜班，不能陪我一起睡觉。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爬打滚，母亲才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实习医生成长为内科主任。

案例2：初中毕业之后，二伯便选择了学医，成为了众多赤脚医生中的一员，成为管着整个生产队队员头疼脑热问题的“权威”。整天骑着老式的自行车往返于各个村落，就是得闲在家也会有乡里乡亲上门求医。在质朴的乡亲眼中，二伯就是救死扶伤的大英雄，是将他们从疾苦中拯救出来的大恩人，受到了十里八乡的尊敬和爱戴。外公外婆对于二伯能够不再拿着锄头没日没夜地耕作也是分外欣喜，虽然二伯依旧没有走出农村，但是在仍然是熟人社会的农村，日子过得也不再紧巴巴，受人尊敬所得到的精神满足已经大大超过了物质所能给予的。一转眼就是几十年，二伯在镇里开了小诊所，在儿孙满堂的年龄，却也不忘继续为乡里乡亲做些贡献，坚守在那一方小屋，为每一位上门求医的病人给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到二伯家总能看到厚厚的医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要知道有哪些法子可以更好为大家排忧解难。”他的精神于无声中打动了自己的子女，两位女儿都选择了从医的道路，精神也在一代代的更替中传承下去。

十二、其他

（一）当厨师

因为亲戚调任去其它镇，母亲去那个镇的政府里做饭。去了温州。母亲在亲戚的饭店里帮工。

（二）开民宿

开办民宿。抓住了江浙一带旅游业发展的机遇。经过长期的考察与规划，母亲与朋友合伙开办的民宿顺利建成并平稳运营了起来。在民宿生意逐渐走上正轨后，母亲还积极开展相关的其他业务，例如承包设计、运营培训等等，丰富家庭的收入来源，也不断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

（三）当保安、物业主管

父亲退伍后，帮别人做短工、做门帘。自己贷款买机器创业。做工地用的钢筋、卖苹果，期间还凭借党员身份想要竞选村子里的支书，但是均以失败告终。创业破产、竞选失败，欠下了许多账。在尝试个各项职业均以失败告终之后，父亲终在一家地产工地上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月工资三千多元。凭借这份工作家里还清了欠款，逐渐有了积蓄和存款；我的父亲这辈子也都将在物业领域工作，只不过从保安变成了保安头头。

在杭州的良渚万科地产找到了一份物业主管的职位。从杭州转到了郑州，从物业主管变成了物业经理，从物业经理变成区域项目负责人。

（四）当电工

1993年，父亲21岁，那时高二毕业后考上了当时的武冈电大（一个专科学校，教电力维修），却苦于家庭条件拮据，没法去就读，只能在当地电力部门寻了个电工的小差事，辛苦谋生。

（五）当木匠

三舅伯是外公外婆最小的孩子，也是最受疼爱的。在我的印象中，老实敦厚的三伯特别像外公，沉默寡言，但是做起事情尤其认真，可能这也是他为什么初中毕业就选择了木匠的道路吧。母亲告诉我，在那个年代，有着一门手艺就意味着有口饭吃，外公常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一斧一凿之间倾注了三伯的全部心血，“不能让乡亲们失望哩！”三伯不让乡亲失望，乡亲也对三伯给予厚报，常常拿着好酒好菜来招待三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对各式箱柜的需求也多了起来，新婚之家怎么能不做一套崭新的家具来庆祝庆祝呢？三伯的日子也随之越过越好，因为打造的家具经久耐用，在乡里乡亲中都是有口皆碑的。只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离去、年轻人前往城市打工、读书、扎根，越来越少的人选择请人打制箱柜了，三伯最后不得已选择到了县城谋生，成为了千千万万农民工的一员，其中的艰辛往往被忽略，但是注定是辛苦的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