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八年前，爸爸借了姑姑10万。还钱时姑姑说：“弟，金额不对。”爸爸因为没料到亲姐姐会说出这样的话，当场泣不成声。
那天我在客厅擦茶几，姑姑坐沙发上绕她那个包袋的带子，绕了三遍。爸爸从卧室柜子里拿出钱，刚从银行取的，一沓一沓码在茶几上，整整齐齐两层。
他没坐沙发，就坐在旁边的矮凳上，身子往前倾，手搭在膝盖上，说：“桂芳，你点点。”
姑姑没碰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弟，你记错了。”
爸爸愣了一下，说：“怎么记错了？当年你买那个跑运输的三轮车，借的三万五，都在这儿了。”
姑姑把茶杯放下，拿纸巾擦了擦嘴角，说：“是三万五，不是十万。”
客厅里安静了四五秒，墙上的钟滴答响着。爸爸的手开始抖，他低头看自己的手，又抬头看姑姑，说：“你写的条子呢？你当时说怕我记性不好，特意写的。”
姑姑说：“条子是写了，但条子上没写三万五。”
爸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展开，铺在茶几上。我凑过去瞟了一眼，上面是蓝色圆珠笔写的，字歪歪扭扭的：“1996年3月1日，借三弟三万，修理厂周转。”落款是姑姑的名字，底下还有一行小字：“五年还清，利息按银行算。”
姑姑看了一眼纸条，说：“你看，我没写三万五吧。”
爸爸的声音发紧，说：“桂芳，你还记得那年是啥时候不？是我二十八岁生日，咱爹刚查出来病，你刚从广州回来。你进门就哭，说在外面待不下去了，我把攒的钱全拿出来，还借了隔壁老五两万，凑了三万五给你。你走的时候我送你到村口，你说等你好了，这辈子都不忘我。”
姑姑低头绕包带子，绕了一圈又一圈，说：“我可能记差了，但条子上就是三万。”
爸爸把纸条按在茶几上，手掌压住，指节发白。他说：“那你现在打算咋算？”
姑姑抬起头，笑了一下，说：“弟，咱们亲兄妹，我还能跟你算这么清？你就还四万得了，多的算你给侄子买零食了。”她说完站起来，把包挎在肩上，往门口走。
爸爸没动，手掌还按在茶几上，钱就在他手掌旁边，码得整整齐齐的两层。我站在茶几对面，不敢动，看着爸爸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
姑姑走到玄关，换了鞋，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的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把门带上了。
关门的声音很轻，几乎没响动。客厅里只剩下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爸爸把手从茶几上收回来，那张纸条被手掌压得全是汗湿。他把纸条拿起来，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茶几上那两层钱。
他说：“儿，去把你妈叫出来。”
我去厨房叫妈。妈在灶台前煮粥，勺搅了两下，关了火，跟我出来。爸爸把纸条递给妈，妈看完，因为清楚前因后果，沉默了很久。
爸爸坐在矮凳上，突然笑了一下，很短，像是被呛到了一样。他说：“当年她嫁去广州，咱爹不同意，她非要去。走的时候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咱妈把压箱底的棉袄都给她披上了。她在那边过的不好，回来哭，我把攒了十年的钱全给她了。”
妈把纸条放在茶几上，跟那摞钱放在一起。妈说：“钱你打算咋弄？”
爸爸把钱一沓一沓拢起来，拢成一摞，抱在怀里。他低头看着那摞钱，下巴抵在钱上，说：“给她寄过去。”
我站在旁边，看着爸爸抱着那摞钱，坐在矮凳上，一动不动。茶几上那张纸条还摊着，蓝色圆珠笔写的字，在灯下反着光。窗外的天暗下来了，路灯透过窗帘缝投进来一道细长的光，正好落在纸条上，照亮了“三万”那两个字。
爸爸把钱放下，拿起纸条，对折了两次，放回口袋里。他说：“儿，你记着，以后不管谁借你钱，不管是谁，都要写条子。因为条子上写多少，就是多少。”
后来我才知道，姑姑那年从广州回来，不是混不下去了，是老公出了事，她躲回来的。爷爷走的时候，她在灵堂前跪了三个小时，哭着说她错了。爷爷下葬那天，她帮着抬棺，穿着白孝，送了三里地。
她走的时候，爸送她到村口，给她装了二十斤腊肉，塞在她包里。她接过的时候，说：“弟，我欠你的。”爸说：“姐，一家人不说这个。”
后来姑姑再没回来过，连电话都少。爸跟妈提过几次，说当年姑姑要是没去广州，在家帮着打理修理厂，日子会比现在好过得多。妈说：“各人有各人的命。”
爸没再说话，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摁了两遍。
那十万块，爸最后还是给姑姑汇过去了。因为不想再在这笔糊涂账上拉扯不清，汇款单上写的是“还欠款”，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着“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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