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从“总星系”到“可观测宇宙”
——术语变迁背后的科学-哲学边界争夺
刘 晨 黄庆桥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研究以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宇宙学领域“总星系”到“可观测宇宙”的术语变迁为核心切入点，旨在填补当前学界对这一时期“总星系”概念社会功能及其转型研究的空白，系统考察中国语境下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历史演变轨迹，同时深化对“科学划界”本土实践的理解，为审视当代中国的科学-哲学关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历史启示。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为核心，深入挖掘1950—1980年发表在我国学术期刊上的宇宙学、自然辩证法相关领域原始文献，梳理“总星系”引入、传播及向“可观测宇宙”转变的历史脉络；同时借鉴科学社会学中的“边界对象”理论与“抑制性边界对象”概念，对术语变迁背后的科学-哲学互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历史梳理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这一中国独有历史现象的考察。
研究得出核心结论：从“总星系”到“可观测宇宙”的术语流变，本质上是一场围绕认知权威的“科学划界”活动，深刻反映了中国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哲学单向“指导”科学的格局，向80年代双方围绕宇宙有限无限等核心问题展开双向互动与博弈的历史性转变。“总星系”作为典型的“边界对象”，在50至70年代发挥了调和宇宙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矛盾的作用，其兼具“解释灵活性”与“结构稳定性”的特征，为宇宙学家提供了描述可观测星系系统的技术性概念，也为自然辩证法学者捍卫“哲学宇宙”的无限性提供了理论工具，为宇宙学研究争取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与自主发展空间。而进入80年代，随着宇宙学研究规模扩大、科学自主性增强，其开始触碰传统哲学的核心领地，“总星系”逐渐被重塑为“可观测宇宙”这一“抑制性边界对象”，由相对弱势的自然辩证法界被动建构，其核心功能从促进科学与哲学的跨界合作转向防御与拒斥，通过精确划定宇宙学的研究范围为“可观测”领域，限制其认知权威的适用边界，从而为哲学保留对“整体宇宙”“哲学宇宙”无限性等形而上问题的解释权。最终，经过80年代中后期的激烈博弈，宇宙学与自然辩证法之间达成了新的平衡，双方的学科边界趋于明晰，科学在“可观测宇宙”领域拥有绝对认知权威，而哲学则保留了对“无限宇宙”的思辨领地。
本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学术层面，首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宇宙学中“总星系”到“可观测宇宙”的术语变迁史，丰富了我国当代宇宙学史的研究内容；将科学社会学的“边界对象”理论引入中国科学-哲学关系史研究，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厘清了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科学-哲学关系的演变轨迹，深化了对“科学划界”本土实践的理解，也为国际科学史研究提供了中国案例。在现实层面，这一研究揭示了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动态发展特征，为当代处理科学与哲学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历史启示，有助于在尊重科学自主性的同时，发挥哲学对科学的理性指导作用，推动科学与哲学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在研究视角上，突破了传统科学史研究多聚焦学科内部发展的局限，以宇宙学关键术语的变迁为切入点，从科学-哲学关系的跨学科视角解读术语背后的认知权威博弈，为理解中国当代科学史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其二，在理论应用上，尝试将“边界对象”与“抑制性边界对象”理论应用于中国科学-哲学关系史的研究中，借助该理论框架分析科学与哲学的边界博弈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工具；其三，在研究内容上，专门针对“可观测宇宙”概念在中国哲学界的接受与普及过程展开梳理，厘清了“总星系”的社会功能及其向“可观测宇宙”的转型机制，填补了学界对这一历史现象研究的部分空白，同时丰富了对中国“科学划界”实践与科学-哲学关系演变的研究内容。
作者简介
刘晨，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史。
黄庆桥，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
项目资助
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起源、创立与影响研究”（17S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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