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蹲在门口换鞋。鞋柜上摆着一盘洗好的葡萄,盘子边沿磕了一个小口,像是用了很多年的旧东西。我手里拎着两盒车厘子,一箱牛奶,还有我从老家背来的两罐蜂蜜——我爸妈自己养的蜂,昨天刚从高铁上颠过来。韩松站在电梯口按着门,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别紧张”,然后门就开了。
他妈妈穿着碎花围裙站在门口,笑着把我手里的东西接过去,嘴里说“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眼睛却在我那两罐蜂蜜上多停了一秒。
他爸爸从客厅沙发上站起来,没走过来,远远地朝我点了下头,说了声“坐吧”。客厅里开着电视,声音不大不小,正在播一个什么生活调解节目,主持人嗓门很大,叽叽喳喳的,正好填补了没人说话的间隙。
我坐在沙发上,腰板挺得笔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装作很自然地打量着这间屋子。三室两厅,南北通透,黑胡桃木的家具,沙发是真皮的,但皮面上有一道不太显眼的裂痕。
电视柜上摆着一排全家福,韩松四五岁的时候,穿着红色小毛衣,站在他爸妈中间,笑得一口豁牙。阳台门开着一条缝,晾着几件男人的衬衫和一条藏青色的西裤,衣角还在滴水。
韩松进厨房去帮忙,他妈妈的声音从厨房飘出来,隔着门听不真切,但我隐约听见她说了一句“碗我来洗,你出去陪陪她”。韩松说没事,妈你歇着,我来。
他妈妈又说了句什么,声音低了些,韩松没再说话。我在沙发上坐着,听着那两句对话,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但当时说不上来。
吃饭的时候,他爸爸开了瓶白酒,给韩松倒了一杯,又问我喝不喝。我说不会喝,他就没再劝,自己闷了一口。桌上八个菜,一条清蒸鲈鱼,一盘白灼虾,红烧排骨,尖椒干豆腐,一盘蒜蓉生菜,还有一锅排骨玉米汤。
菜量不大不小,摆盘也不算精致,但味道确实是家里做的味道。他妈妈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吃啊别客气,问我工作忙不忙,家是哪里的,我爸妈身体好不好。我一一答了,她就笑,说这孩子真懂事儿。
韩松在他爸妈面前话不多,闷头吃饭,偶尔抬头跟我对视一眼,又低下去。他爸爸问他最近工作怎么样,他说还行。又问什么时候打算结婚,韩松放下筷子,说再说吧。
他爸爸没再追问,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那一口喝得有点急,杯底碰在桌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饭后我把碗筷往厨房端,他妈妈赶紧拦住我,说不用不用,你是客人,坐着歇会儿。我说阿姨我帮您吧,她一面说不一面还是伸手接过了我手里的盘子,动作很快,像是怕我真进厨房。
这时候韩松也过来了,说让你坐着你就坐着,我来收拾。他走进厨房开开水龙头,哗哗地洗起碗来,他妈妈站在旁边递盘子,两人没有说话,但动作配合得很默契。
我在客厅里站着,手上空空的,觉得自己像个被安排好位置的外人。他爸爸坐在沙发上剔牙,见我看他,朝我笑了笑,说你们年轻人聊,我出去走走,然后穿上外套出门了。
门关上的时候,电视里那个调解节目刚好结束,换成了一个法治节目,主持人正在讲一个关于彩礼纠纷的案子。
大概到了下午四点多,韩松的姑姑来了。她一进门就先扫了我一眼,然后走到他妈妈身边,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清,只听见他妈妈说了句“不小了,也谈了两年了”,姑姑没接话,但眼睛又朝我这边看了一次。
后来她坐到客厅里,开始问我家里有几口人,房子是哪里的,我爸妈做什么的,退休没有。我一一道了,她又问我家那边彩礼现在是个什么行情。我愣了一下,说这个还没聊过。她就笑,说也是,你们年轻人自己有主意。
那天临走的时候,韩松妈妈从屋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我,我不接,她说什么也得拿着,这是规矩。我只好收下了,捏着那个红包,厚度很普通,摸不出里面装了多少。
韩松送我下楼,电梯里他什么都没说,我也没问。出了单元门,我才把红包掏出来看了一眼,里面是两千块钱,用一张红色烫金的包装纸包着,上头印着一个喜字。
我站在小区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把那两千块钱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看。韩松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就是觉得你妈挺周到的。
他说那当然了,我妈做事向来周全。我把红包收进包里,没再说话。那天的风有点大,吹得路边的树叶哗哗响,我穿着薄毛衣,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们俩谈了两年,他在一家IT公司做产品经理,月薪差不多两万三,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月薪九千。我们俩收入加起来不算低,但他去年年底刚在郊区买了套房,每个月房贷要还一万二,还贷之后手头就紧了不少,平时在外面吃饭都是挑人均七八十的馆子。
他说过,等住进新房就把我爸妈接过来看看。他爸妈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是二十年前买的,那会儿这里还是城乡结合部,如今周边都盖起了高楼,成了市里数得上的地段。
我回去以后,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他爸妈人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挺热情。我妈又问给红包没有,我说给了,两千。我妈松了口气,说那还行,说明他们认你这个儿媳妇。
我说妈你别老说这些,我们还没到那一步呢。我妈在电话里顿了顿,说韩松今年都三十一了,你也二十八了,要结婚就趁早,别拖着,拖着拖着你就不值钱了。
我没说话,挂了电话,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在过白天的事:他妈妈递盘子的时候那双手,他姑姑问彩礼的时候那个眼神,他爸爸出门散步时那个背影,还有韩松在电梯里一路沉默的那几分钟。
我当时说不清楚那种感觉,只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没有落地,悬着,晃来晃去。
又过了两个星期,韩松跟我说,他爸妈想让我们明年五一就办婚礼。我说房子还没装修好呢,他说可以先领证,婚礼再往后推也行。
我说那彩礼呢,他愣住了,说我们家那边好像没有这个说法,你看你爸妈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爸妈没具体提,但意思大概是得要一点,不然面子上过不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看多少合适,我说我哪里知道,你跟你爸妈商量去吧。
又过了一个星期,韩松给我打电话,语气不太好。他说他妈妈觉得我父母的要求有点高,说家里刚帮他买了房,实在拿不出太多钱了,意思是我要是真心想跟他过,就少提这些。
他在电话里说到“你爸妈能不能体谅一下”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天他姑姑问我的那句话,她说你们年轻人自己有主意,你家里有没有说过彩礼要多少。
我把电话挂了,坐在出租屋的窗边往下看。楼下的马路上有一辆送水车正开过去,我盯着它看了很久,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个画面:他妈妈站在水池边递盘子,韩松低着头洗碗,谁也没说话。
那时候我就该明白了,一个男人在他自己家里是什么样,在他媳妇面前大概就会是什么样。他妈妈现在就站在水池边递盘子,等有一天站在那儿的是我,他爸爸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没有人出来帮忙,后来我才想明白,我第一次上门的那天这个家里的规矩就已经定好了。
韩松后来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他是想好好过日子的,说他妈就是嘴硬心软,彩礼的事还可以再商量。我每次都听着,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有一天晚上我在超市买菜,看见一对年轻夫妻推着车在挑水果,男的推车,女的往车里扔了一盒草莓,男的说太贵了,女的又扔回去,两个人笑闹了一阵,最后还是把那盒草莓放进了车里。
我看着他们走远,推着一辆空车在蔬菜区站了很久,最终还是什么也没买就出了超市。
那个红包我一直没花,走的时候原样放在抽屉里。我妈再打电话来问我们谈得怎么样了,我说在聊呢,先看看吧。我妈说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别将就,你现在还年轻。我说知道了。
我其实没有想过要拿那个红包怎么样,我只是每一次看到它,都会想起那天下午。她递给我红包的时候,我看到她手腕上戴着一只玉镯子,颜色很透亮,看着不像便宜货。
她应该是很喜欢那只镯子,因为她说“这是我们家给你的见面礼”的时候,顺手用另一只手转了一下镯子。我当时的注意力全在红包上,没太在意这个动作,后来想想,她转镯子的时候其实是在告诉我,这镯子才是他们家传下来的东西,红包不过是走个过场。
现在那两千块钱还躺在我家抽屉里。我还没决定怎么处理,也不知道这件事最后会怎么样。只是那天韩松送我的时候,电梯停在十二楼,他按下楼键,门开了,我们一起走进去,门关上,那面擦得锃亮的电梯门映出我们两个人的影子。
他站在我左边,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我看着镜子里的我们俩,忽然觉得那张脸有点陌生。电梯下行,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我们都沉默着,谁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那天的电梯里,没有一个人先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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