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11月11日深夜，北京白云观内灯火寥落，两名道士被拖到大殿前的空地上。围观者不是香客，也不是巡夜的差役，而是同住一观多年的道人。火焰升起时，白云观这座北方道教重地，卷入了一桩震动北平的命案。
事情并非突然发生。白云观在道教界地位很高，唐代已有渊源，元代丘处机曾奉召主持此地，后来逐渐成为全真道的重要丛林。这样的道观，拥有田产、房屋、法器，也收藏着历代遗留下来的书画和古物。谁掌握观务，谁就掌握了一笔不小的资产。
安世霖原籍房山，早年出家，后来来到白云观。他很懂得察言观色，常年陪伴年迈的第二十一代方丈陈明彬，在生活起居上格外殷勤。陈明彬病重期间，安世霖几乎独自照料，逐渐取得信任，还担任了监院，成了观中颇有权力的人物。
1938年，陈明彬病情加重。安世霖趁着其他道人难以接近的机会，要求老方丈留下文字，指定自己继任。陈明彬去世后，安世霖拿出这份文书，便准备接掌方丈之位。
问题也随之出现。
全真道丛林的方丈，并不是一纸文书就能稳稳坐上的职位，通常还要经过观内重要道人认可。白云观许多人不承认安世霖的资格，认为他既没有得到公议，也不符合祖制。安世霖早有准备，他拉拢都管白全一，二人相互支持，硬是把反对声音压了下去。
有意思的是，安世霖并没有把希望只放在观内。他又与北平伪政权中的江朝宗拉上关系，认其为干亲。江朝宗曾任伪北平市长，在日伪统治时期拥有势力。安世霖借此形成庇护，白云观内部的人即便心有不满，也不敢轻易与他正面冲突。
权力失去约束后，观务很快变了样。安世霖和白全一被指责侵占观产、私下处置古物字画，并把本应清修的道院弄得乌烟瘴气。关于安世霖私生活混乱的传闻，也在道人之间流传。白云观原有的清规和管理秩序，逐渐被个人权势取代。
1940年，忍无可忍的道人集体行动，将安世霖和白全一逐出道观，强行令其还俗。按常理说，这场冲突似乎已经有了结果。可是，安世霖依靠江朝宗出面，很快又重新回到白云观。
道人们只好走司法途径。他们向北平法院控告安世霖违反祖制、侵吞观产、倒卖古物，并列举了许多观内见闻。那时的北平仍处在伪政权控制之下，安世霖背后有人，诉讼结果自然对他有利。几次控告，均未能撼动他的地位。
1945年抗战胜利后，道人们重新燃起希望。他们以为日伪势力垮台，安世霖失去靠山，事情总该得到清理。遗憾的是，司法机构中的原有人员并没有立刻更换，相关利益和旧有关系仍在延续。重新提出的控告，依旧没有得到他们期待的结果。
这时，白云观内部出现了一个危险决定。
有道人翻出全真道传统中的《太上家法》，其中对奸盗、邪淫以及败坏宗风者，设有极严厉的惩处条文。有人认为，既然官府不管，便应依照祖制处置。也有人担心事情闹大，但在长期压抑和多次失败之后，反对意见很快被愤怒淹没。
当晚，安世霖和白全一外出饮酒，深夜才回到观内。道人分头进入二人的住处，用绳索将他们带到大殿外。据案情材料记载，两人当时曾跪地求饶。有人喝道：“你们坏了祖宗清规，还想靠谁脱身？”另一个声音随即响起：“今日只按家法办。”
煤油被泼到二人身上，火把点燃后，现场顿时失控。两人在火中挣扎逃跑，道人又持棍追打。天亮以后，参与者没有逃散，而是集体前往警察机关投案。消息传开，北平许多人早已听说安世霖和白全一的所作所为，舆论明显同情这些道人，甚至有人前往羁押处送衣送饭。
然而，法院并没有接受这种解释。参与者被分别判处四年至无期徒刑。对法官而言，私自处决无论有何背景，都触犯刑律；对道人而言，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维护道观秩序。两套规则发生碰撞，案件因此更加复杂。
新中国成立后，这起旧案得到重新审理。法院结合白云观内部长期纠纷、安世霖的行为以及当时司法环境，对原判作出改判，参与此案的道人被宣告无罪并获释放。白云观那场火，至此才有了新的司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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