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被撤销，国防部正式成立。蒋介石把白崇禧放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却把参谋总长交给陈诚。表面看，部长高于总长；实际掌握军令、调兵、后勤和将领任免的，恰恰是参谋总长。
这个安排，已经说明了蒋介石的真实态度：白崇禧可以用，却不能完全信；陈诚有缺点，却始终是自己人。
白崇禧号健生，广西桂林人，长期经营桂系军队，在国民党将领中以善于谋划著称。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将领。
二人的差别，不只在籍贯和派系，更在于与蒋介石的关系。白崇禧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班底，讲话往往直截了当；陈诚没有独立的地方根基，却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需要的，正是这样一名能够执行命令、替他整顿军队的人。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看到全国军队番号仍然庞杂，曾对何应钦表示不满。陈诚在旁边接话：“如果由我负责，杂牌部队不会留下这么多。”这句话未必高明，却正好迎合了蒋介石整合军权的想法。
不久，陈诚出任军政部长。收复区伪军和地方武装被大量裁撤，许多抗战时期有过贡献的人员也失去了原有位置。整编的名义背后，是中央军扩张，也是蒋介石削弱地方力量的手段。南京后来出现失业军官到中山陵哭诉的场面，并非偶然。
陈诚掌握军队编制、训练和补给后，对嫡系部队格外照顾，对桂系及其他非嫡系部队却多有限制。白崇禧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时，发现通讯设施被撤，部队之间难以联络，曾当众斥责这种做法荒唐。
矛盾由此扩大。
国防部内部，参谋本部人员有津贴、有车辆和经费，部本部人员却处处受限。部队领取武器弹药，也常常要看派系和关系。即便拿着蒋介石的批示，没有进一步的口头指令，杂牌部队仍可能领不到足够装备。
白崇禧名义上是国防部长，实际却无法顺畅调动全国军队。他心里清楚，这是蒋介石有意留下的制度安排。让白崇禧坐在高位，可以借重他的声望和才干；把军令交给陈诚，则能防止桂系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更让白崇禧不安的，是特务系统对他的监视。
1947年2月发生台湾二二八事件后，白崇禧奉命前往台湾处理善后。返回南京后，蒋介石突然询问他身边的刘仲容。白崇禧回答：“此人由我带来，我愿意负责。”话说得平静，心里却已经起了疑问。
随后调查发现，白崇禧居住的雍园附近，长期有军统、中统人员活动。国防部长的住所尚且被严密监视，白崇禧这才明白，在蒋介石眼中，他始终不是可以完全放手使用的人。
陈诚的处境则完全不同。东北战局恶化后，外界要求追究责任，蒋介石不但没有重罚他，反而在1947年8月任命他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派往东北主持军事。陈诚在东北继续推行整编和集权，对与白崇禧关系密切的陈明仁也进行查处，派系斗争进一步激化。
然而，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因为换了指挥官而停止。东北国民党军屡遭打击，沈阳局势日益困难。陈诚最终因病离开东北，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未因此消失。这种“越败越用”的现象，根源不在战术，而在权力逻辑：陈诚即使能力有限，也不会建立独立于蒋介石之外的势力。
白崇禧真正获得较大指挥权，已经是1947年下半年。国防部九江前进指挥所成立后，他开始负责华中地区军事，往来于九江和南京之间，调动部队，部署作战。此时的任用，更像是局势紧张后的补救，而不是蒋介石早先的战略选择。
1948年3月，南京召开华中绥靖会议，白崇禧提出《总体战方案》，试图把地方行政、粮食、兵员和军事行动统一控制起来。方案强调党政军合一，并要求各地实行坚壁清野，以有限资源支撑守势作战。
这个办法看似严密，实际上加重了地方负担，也暴露出国民党军政体系的困境：军队缺乏民众支持，只能依靠强制手段控制人力和物资。白崇禧虽有军事才干，却已没有足够时间和条件扭转大局。
蒋介石并非不知道白崇禧能打，而是不愿让一个拥有独立班底、又敢于直言的将领过早掌握全国军令。陈诚的忠诚和可控，压过了战场上的实际能力。等到真正需要白崇禧时，东北败局已成，华中也难以独撑。
用人失误只是表面，派系猜忌才是深层原因。陈诚得到的是长期信任，白崇禧等来的却是迟到的授权。授权来得太晚，再好的谋划，也只能在不断收缩的战线上艰难支撑。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