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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制造国家,和平能否重塑国家?
徐一睿教授新作《和平与财政》正式上架,该书是《战争与财政》的姊妹篇,徐一睿教授继续以财政社会学为分析框架,将“和平与财政”这一看似技术性的主题,提升到文明选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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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们:财政不只是钱的问题,而关乎人类如何共同生活的根本问题。每一分钱的军费增加,都是从教育、医疗、环境保护中挪用的。当全球军费创下2.718万亿美元历史新高,“和平红利“时代宣告终结,我们能否将战争锻造的国家能力,用于建设而非破坏?
和平不是软弱的选择,而是需要最大勇气的选择。如果你也关心人类的共同未来,这本书值得一读。
摘自《和平与财政》,有删减
文 | 徐一睿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落下帷幕。这一天不仅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战争的终结,也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实验:如何将为战争而生的现代财政国家转型为服务于和平与民主的新型国家?
这个问题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复杂。
正如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的名言“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所揭示的,现代国家的财政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战争密不可分。从17世纪的军事革命到20世纪的总体战,战争的需求推动了税收制度的完善、国债市场的发展、中央银行的建立以及预算制度的规范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财政国家,其基本架构都是在战火中锻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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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硝烟散去,和平降临,这套为战争而生的财政机器该如何转向?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战后八十年的欧洲和平秩序受到冲击。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不仅震撼了地缘政治格局,更撼动了支撑现代文明的财政根基。德国国防预算已于2024年首次达到占GDP 2%,并计划到2029年将这一比例提升至3.5%,年度军费将从约950亿欧元激增至1620亿欧元,远超之前水准。日本的防卫费同样持续增加,政府承诺至2027年达到GDP的2%,预期年度总额约为11万亿日元,较过去5.4万亿日元的长期水平几乎翻倍。特朗普政府则多次要求盟友提高军费,有报道称其最新要求为将军费增至GDP的3.5%,部分讨论甚至提出更高目标,并有用关税等“保护费”手段施压的言论。
与此同时,2024年全球军费创下2.718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单美国就达9970亿美元,超过其后十国之和。中国军费预算达到3140亿美元,增长7.2%;俄罗斯在战争压力下将军费提高至GDP的7%以上;印度军费突破700亿美元;甚至连和平中立的瑞士也大幅度提升了军费。这场席卷全球的重新军事化浪潮,宣告了冷战结束后“和平红利”时代的终结。
更具戏剧性的是,正当各国纷纷重新拥抱军备竞赛时,民生财政却捉襟见肘。法国因养老金改革引发全国大罢工,马克龙政府被迫动用宪法第49条强行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的法案,避免了政府垮台但加剧了社会撕裂。德国面临基础设施老化危机,超过一半的桥梁需要维修或重建,铁路系统故障频发,但政府受“债务刹车”规则限制无法大规模投资。美国2021年通过的基础设施法案投入1.2万亿美元,却仍无法填补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估算的2.6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许多城市的供水系统、电网、道路桥梁都已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日本的困境带来的教训更加深刻 — —2012年笹子隧道天花板崩落事故造成9人死亡,震惊全国,直接催生了“国土强韧化”计划。这一事故暴露了一个严峻现实:高速经济成长期 (1955—1973年)建设的大量基础设施正在集中进入老化期。全国约73万座桥梁中,建成50年以上的比例将从2018年的25%激增至2033年的63%;全长约47万千米的下水道管道中,超过使用年限的将达到2.4万千米;169座大坝需要大规模改修。据国土交通省估算,仅维持现有基础设施的功能,未来30年就需要投入195万亿日元。尽管“国土强韧化”计划已实施十余年,累计投入数十万亿日元,但相对于庞大的更新需求仍是杯水车薪。在政府债务已达GDP的250%的情况下,还要为防卫费翻倍寻找财源,这种“要大炮还是要桥梁”的两难选择引发了民众对“将债务负担转嫁给下一代”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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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鲜明的对比背后,一个古老而紧迫的问题重新浮现:人类社会究竟应该选择军备竞赛,还是共同繁荣?这个选择的核心在于财政,即一个社会如何筹集和分配公共资源。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言:“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准备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写在它的财政史中,剥去了所有的词藻。懂得倾听其信息的人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清楚地辨别出世界历史的雷鸣。” 财政从来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关乎人类如何共同生活这个根本问题。当各国政府在军费与民生之间做出选择时,它们实际上是在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值得保卫,什么样的未来值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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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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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一睿
出版日期 2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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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战争与财政》的姊妹篇,将视角从“战争如何制造国家”转向“和平如何考验国家”。作者以宏大的历史纵深,梳理了从“军事财政国家”到“民主财政国家”近百年的转型历程,追问一个根本性问题:当硝烟散去,那套为战争而生的财政机器,能否转而服务于人民的福祉?
本书以日本为关键案例,剖析了“吉田路线”如何通过“轻武装、重经济”的方式创造经济奇迹,又如何在后来的“失去的三十年”中暴露出和平财政的脆弱性。2025年以来,这套方案更遭遇最激烈的挑战。同时,作者将视野投向全球:从北欧福利模式的内在张力,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自我延续;从新自由主义对税收主权的侵蚀,到中国“发展型财政国家”的范式挑战……
本书以财政社会学为利器,解剖冰冷数字背后的权力关系、代际不公与文明选择。当今世界,“和平红利”正被消耗,“债务国家”成为常态,世界各国财政选择面临严峻考验。国家如何收钱、如何花钱,决定了所有人将拥有怎样的社会、怎样的未来。而财政选择,即文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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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睿
上海人,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博士,日本专修大学经济系教授,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财政学会、日本地方财政学会、日本经济政策学会理事。研究领域:财政学、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国经济。著有《战争与财政》《财政民主的双刃剑:探源日本财政的制度危机》《解读高收入时代的中国经济》《亚洲经济与资本主义现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土地和债务问题》等。2011年《中国财政制度调整新发展》获日本地方财政学会佐藤奖,为该奖首位华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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